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隐居不仕的天才画家戴逵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

隐居不仕的天才画家戴逵

在前面我们曾经讲到，王徽之“雪夜访戴”，他冒着风雪行船一夜，去见一个姓戴的友人，这个人就是戴逵。

戴逵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天才。我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具有浓郁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晋时期，我国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出现了标志性的人物，书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绘画则以戴顾（戴逵、顾恺之）为代表。

戴逵（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著名的隐士、画家、雕塑家。

他生于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东晋朝廷里为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长戴逯因屡立战功，被朝廷封为广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农。

史书上称他“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又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从这些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别人家的孩子。

为了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孩子，戴逵的父亲致信当时的著名学者范宣，让戴逵跟随他学习子史经文。范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识，尤其是擅长“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此人一身傲骨，不羡慕荣华富贵，因不满朝廷的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薄、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都坚决推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以后的人生中也继承了他的这种秉性。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史书上说，“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戴逵在跟从范宣学习时，还喜欢画画。最初范宣见到戴逵作画，不太高兴，认为这是没有用处的事情，不必在这上面白白花费心思。戴逵没有说什么，有一天他根据东汉张衡《南都赋》的文意画了一幅《南都赋图》，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南都之繁华，并隐隐寓意着世间繁华乃是过眼烟云，范宣看完之后大为感叹，认为非常有益处，一改原来的偏见，于是也开始学画画。

戴逵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之术，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心，好思好问，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很小的时候就得以发挥出来。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这让他大受启发，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鸡蛋，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块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都赞叹不已，认为它“词美书精，器度巧绝”，这个小孩子的举动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晋书》上说，戴逵秉性高洁，做人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节规范，这和那时的很多文人不一样。他反对当时风行的放浪形骸的社会风气，认为所谓放达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觉得，一个人只追求所谓放达的形式，而不去实践做人的根本目标，这种行为就是舍实逐声。这就好比以西施为美却学她的颦眉一样，人们所仰慕的并非对方真正的优点，只是注重皮毛与形式罢了。人切不可“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他认为，人最终还是要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道德的根本，不要为各种虚名、形式所累。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

戴逵的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他对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论的反驳上。东晋时期，佛教盛行，因果报应之说十分流行，加上当时僧人的推波助澜，以至于让天下人趋之若鹜。戴逵则认为所谓因果报应，完全是人们的一种猜想，毫无根据。他同当时著名的僧人慧远反复论辩，常常使得慧远理屈词穷不能应对。为了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释疑论》，对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和否定。他认为，积善受福、积恶受祸的说法只是圣人劝勉世人行善积德的手段而已，没有真实的依据。戴逵是一个有自己主见，不人云亦云的人。

当时著名的文豪谢安那时已经做了宰相，他也听说了戴逵的名声，便想亲自见识见识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从剡县到京师，谢安专程来看他，二人见面后，谈书说琴，甚为投机。不过根据当时的风俗，像谢安这样的高官会客，应该是以议论国事为先，只有和普通人才讨论别的话题。但是他们二人却没有那么多俗套和清规戒律，对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谈得十分深入，不知不觉，一轮红日竟渐渐西沉了。谢安自始至终没有与戴逵谈论什么政事，却“悠然知其量”，深为戴逵高尚的道德修养和虚旷胸怀而赞叹不已。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出类拔萃，名声很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但是戴逵对于官府一直是敬而远之，不愿意和他们有任何来往。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长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又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取出自己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他的朋友当下被震住了，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这么大胆决绝的行动，那时是很少有人敢为之，别人最多也就是找个借口回绝罢了，由此可见戴逵的坦荡和无畏。

晋孝武帝曾于于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带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来朝为官，并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戴逵对来使说：“老父有病，已是气息奄奄，且不知道还有几日在人世，所以我之尽孝时日苦短，望皇上垂怜，收回成命。”其实这话显然是推辞之辞，孝武帝心里也明白，但是也没有再勉强。等到戴逵父亲去世后，尚书仆射王旬再次上疏，请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又找了一个理由推辞掉了。

戴逵为逃避朝廷征召，偷偷跑到山里朋友家，躲避不归。会稽内史谢玄上奏疏说；“我看出戴逵是个超尘脱俗、不营世务的人，他甘居陋室，以书琴为友。虽然策书征召多次，依然幽静之操不改，超然绝迹于世，追求自己的志趣。况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时身心不适，病情更会加重。如今王命没有收回，将会使他遭受风霜之苦。陛下既然爱护器重他，就该使他身名并存。请陛下停止对他的诏命。”奏疏上报后，孝武帝答应了，不再征召戴逵，他这才又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地方生活。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隐居不愿出来为官，而他哥哥却一直想着建功立业，戴逵摔琴拒绝司马晞的那次，司马晞后来又叫他哥哥去，他哥哥高高兴兴地带着琴就去了。太傅谢安对他哥哥说：“你们兄弟俩人的志向和事业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他哥哥说：“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与乐趣。”

戴逵学贯古今，名震天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他在剡山之中以读书、作画、雕刻为乐，不问世事，逍遥自在。但他又绝非那种故作名士姿态、招摇过市的人，而是真正地追求自己渴望的那种闲逸与高雅。在社会交往中他不随意与人来往，只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比如当时的名士郗超、刘炎、谢安、王徽之等，或游名山大川，或纵论古今书画，或探讨雕刻艺术。

他潜心创作，在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达到了当时绘画和雕刻艺术的最高峰，成为领军人物。南朝齐人谢赫在他所著《古画品录》中称赞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袖。

戴逵所画人物画和肖像画，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录》所载的戴逵的人物画、肖像画就有十余幅，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杜征南人物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等。顾恺之评论戴逵为稽兴所作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也就是说和真人一样，由此可知戴逵的人像绘画技术已经是非常精妙了。

据说建康的瓦棺寺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有一次戴逵被其父带去参加雅集，见到著名画家王蒙，戴逵遵嘱作画，绘《渔父图》，其俊逸潇洒的画风得到了当时画坛泰斗、恃才自傲的王蒙的大赞，他说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也”（这个小孩不止画画厉害，也会很有名望。可惜我老了，不能见到他出人头地辉煌的时候了）。

戴逵还精于山水画，他的作品一时成为众人仿效的范本。被收入《历代名画记》的山水、飞鸟、走兽画有《狮子图》、《名马图》、《三牛图》、《三马伯乐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等。

戴逵的绘画，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所画人物，形神兼备；所画山水，情景交融，充分显示出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后人学习的很好的典范。戴逵的画风，对后人影响极大。比他稍晚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就十分钦佩他的才能，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他是那时公认的雕刻大师。

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也得到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全国各地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能深刻理解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也了如指掌，所以他所雕刻的佛像都能达到工艺精湛、形神兼备的境界。他曾经建造无量寿佛的木像和菩萨的木像，高达一丈六，在当时可算是巨型塑像了。

他认为原来的佛像的制作都粗拙古朴，达不到他想要的水准，不足以打动人心，不能让人感到心驰神往。他想要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愿望，所以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座佛像，到了开放敬神的那天，他就藏在帷幕后面，偷偷听众人的议论，把所听到的褒贬意见都加以详细的研究，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积累思考了很长时间，佛像才最终完成。戴逵此雕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它既符合佛经教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民族心理，所以影响极大。后来人们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

唐代高僧道宣在他的《法苑珠林》也给了戴逵的佛像雕刻艺术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