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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的故事 2022-02-03 00:00 来源：公众号史时史事 1961年的春节，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是同自己的侄儿周保章一起度过的，这也是周保章印象最深刻的春节之一。 按照老家的习俗，周保章作为晚辈，理应一大早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拜年。 但是，即便在除夕晚上，周总理夫妇也忙到了天快亮才上床休息。因为休息的时间太晚，他们过了中午才起床。 邓颖超告诉周保章，这是革命斗争时期养成的习惯，现在已经改不了了。
周总理与邓颖超 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午饭的窝窝头。工作人员端上来的窝窝头一共就只有四个，三个在下，一个在上，垒成了一个小山似的样子。 这些窝窝头也不是白面做的，就是普通的玉米面窝窝头。做法也和老百姓家的一样，底部有一个圆圆的孔，只是个头要小一点。 周保章心中多少有些困惑，作为一国之总理，过年的时候连个饺子都不包，只吃窝窝头？但他也没有说什么，伸手就要去拿一个。 谁想邓颖超同志立刻阻止了他：“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去盛大米饭吃吧。” 周保章原想辩一句，自己是晚辈，理应吃粗粮。但周总理同样颔首示意他去吃大米饭，他只能“客随主便”，听从长辈的话了。
周保章 这是他吃过最难下咽的一顿大米饭，倒不是说饭不好吃，而是自己吃更好的食物，看着身为总理的伯伯吃窝窝头，他的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接下来几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吃的东西更让他惊讶：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经常吃粗粮，每一个月的口粮都是按照市民定量供应标准来的，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这么说不完全准确：当时国家给周总理夫妇的粮食计划是每个月每人26斤，但为了节约，周总理和邓颖超每人分别只要了15斤和13斤。
周总理与邓颖超通知在西花厅 走的时候，周保章执意留下了自己的一份粮票，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到来让七伯七妈原本就不丰盛的伙食更加差一些。 邓颖超同志当时说：“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不留粮票。”周保章连忙喊道：“我不困难，我应该拿。” 这是作为侄子的周保章从周总理处学到的重要一课：永远保持勤俭节约，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不因自己的身份而搞任何特殊化。 令周保章感到庆幸的是，作为周总理最亲近的侄子之一，这不是他从总理处上的唯一一堂课。 可以说，他每次与周总理接触，都能学到些有益于自己一生的东西。
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 周保章是周总理堂弟周恩彦的儿子，因他的祖父，也就是周总理的三伯父正是将周总理带离淮安的周济渠，两家人之间的走动一向比较频繁，关系也十分亲近。 1938年，周总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时，周保章与妹妹周保庄还被过继给了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做嗣子女。 当时周总理本人没有参加过继仪式，邓颖超同志参加了，还搂着两个孩子与在场的其他亲戚照了一张相。 两家人关系之亲密同样可以从另一件事中看出来：周总理任职期间，利用周恩彦在国民政府粤汉铁路局任职的特殊关系，将武汉办事处的一架秘密电台架设在了周恩彦家二楼。 周保章记得很清楚，当时家里的小孩子被叮嘱了很多次：“绝不许上楼玩耍！”
新中国成立之前，周总理与家人的联系并不多，他忙着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奋斗。 1946年初，周恩彦原本想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延安读书，但因为时局急速变化，两个孩子最终都只能留在国统区读书了。这成为了周保章和哥哥周保常终生的遗憾。 因是周总理亲戚的关系，国民党对周恩彦一家看管十分严格。1949年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时候，仍不忘迫害这一家人。 他们给了周恩彦两个选择：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坐牢。 考虑到自己一家老小，特别是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再想想国民党监狱中的残酷景象，周恩彦被迫答应加入国民党，随着国民党铁路局迁到了广州。
周保章 1949年11月广州解放，周恩彦终于得知堂弟已经成为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消息。他高兴坏了，对着孩子们形容道：“这就是过去的宰相啊！我们赶快和他联系。” 周恩彦心中是有些希望可以借助堂弟的“权力”谋一个好一些的职位的，但周总理给堂兄的回电只有七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当时，周保章已经是一个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中学生了。七伯来信时他也在父亲身侧，亲眼目睹了父亲收到电报后愣了许久。 这件事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自此他明白了，无论在什么位置，不该走的“后门”就不能走，自己所有的职权都不能够滥用。 在接下来几年的求学时光里，周保章也从未向任何人暴露过自己同周总理的关系。
周保章 因在中学时曾经参加过中共领导的秘密活动的关系，周保章在解放后很快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由组织上保送到军事干校，后加入军队，成为一名正式的军人。 这期间为了避嫌，他从没有与周总理和邓颖超联系过。 直到1957年，成年后的周保章才第一次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从那之后双方经常通信。 周保章收藏着绝大部分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写给他的回信，这些信多是邓颖超执笔写的，也有些是秘书代写的。 信件内容十分温馨，其中除了汇报思想上的进步，谈自己的人生之外，周保章也会与他们探讨自己的家庭，甚至个人的婚姻、恋爱。
邓颖超给周保章的信 当周保章在个人生活上遇到麻烦时，邓颖超同志如同慈母一样叮嘱道：“青年人在恋爱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 信中更多的内容，是周保章向周总理夫妇讲述自己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党和国家的大部分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担心自己脱离群众，毛主席如此，周总理也如此。 他们对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感兴趣，周保章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经常将自己的经验、人民的要求向他们反馈。
周保章 双方的信件来往语气、内容都十分亲密。当周保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周总理夫妇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当他做对了、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得到表扬。 邓颖超曾经在亲属聚会时当众表扬周保章：“能够做到思想全面、要求进步，很好。” 信件往来了几年，周保章愈发萌生了赴京探望两位老人的想法。 1959年9月4日，与周总理夫妇通信约两年后，周保章忐忑不安地在信中透露了自己想要国庆期间前往北京，探望七伯、七妈的想法。
1959年国庆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前来道贺，各地方重要人物也被邀请前来观礼。 可想而知，这两天周总理该有多么的忙碌。这封信投出16天后，周保章收到了邓颖超秘书张元代写的一封回信，信中讲述了当时中央的规定：“凡在京干部的亲属，尽可能不要在国庆期间来京探望。” 作为总理，他怎么可能不遵守规定呢。 虽然没能在国庆期间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妈，但周保章对周总理遵守国家规定，绝不因公徇私的品格了解得更深一步。 只是，他终究有些遗憾没能在这一年去看望两位亲人：1960年春节，因邓颖超身体不适在南方休养，周保章仍没能进京探望。
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 尽管没能见面，周总理和邓颖超仍为侄子取得的成绩而高兴。1960年国庆，周保章照例写信向七伯、七妈报告自己思想、工作和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寄去了自己的照片和两张奖状。 收信后的总理夫妇十分高兴，回信中邓颖超同志开头便称：“亲爱的保章侄……”随信而来的还有一本总理夫妇珍藏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一本。 在信中，邓颖超解释：“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子侄中向我们要的还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给你一本，作为奖品。” 这本肯定他取得成绩的《毛泽东选集》，被周保章保留至今。
周保章 随着1961年春节临近，周保章想要去看望周总理夫妇的心情日益热切。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于1961年1月27日写了一封信，30日邓颖超便回了信，同意他春节期间去北京，并详细叮嘱了他下火车后的路线。 周保章没想到的是，2月2日收到这封信后，转天他又收到了1月31日邓颖超写的另一封信。 信中细细叮嘱他北京的天气比青岛冷，要他注意增添衣服，不能受凉，不要在旅途中生病。这样殷切的叮咛，让周保章在寒冬中也感受到了暖意。
邓颖超 1961年的春节是2月15日，周保章收到信后算算时间距离春节也不远了。他带着紧张与激动的心情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匆忙之中马虎了一下，忘记带自己的毛巾。 当他到了西花厅发现此事时，已经是准备要洗漱的时候了。当时，周保章看到盥洗室里有几条毛巾，虽然不是新的却也很干净，便随手拿了一条用了。 没想到，此事招来了邓颖超同志一顿严肃的批评：“你七伯从不允许任何人乱拿、乱用公物，那是公家办公室的毛巾，是秘书、警卫们工作用的，不问一下是不应该拿、不应该用的。自己没带，应该去买一条。” 听完七妈的批评，周保章内心十分惭愧，一是惭愧于自己做错了事情，二也是惭愧与刚来西花厅就给自己的伯伯伯母添了麻烦。
周保章讲述与伯父伯母在一起时的故事 邓颖超同志批评完毕，便给了他一个购物本，让他凭此去买毛巾。 这又让周保章震惊了一下。他没想到国家主要领导人买一条毛巾这样的小事，都要凭证供应。 他拿过那个购物本，发现和普通老百姓家里的一样，各种物品在表格栏都有记载，毛巾栏中刚好有两条毛巾的份额还没有买。 他拿着这个购物本，自然会在西单商场引起别人的注意。营业员看到购物本上户主的名字时立刻警惕了起来，眼前的人不是周总理本人，也不是他的警卫员，想来营业员也是怕有人偷拿了总理家的购物本。 于是周保章被盘问了很久，那本购物证也被翻了好几遍，他这才买到了一条毛巾。
周保章 周保章自己感叹，现在说这样一个故事，或许都没有什么人信，毕竟毛巾在现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 他有些遗憾这条毛巾自己没能保存下来，但周总理不搞特殊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刻在了他内心最深处。 在西花厅这段日子，周保章从处处细节中看到了周总理与邓颖超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品格。 他刚到的那天，邓颖超便交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给大哥写信。 原来，当时他的哥哥因为是周总理的侄子，又取得了一些成绩，便有一些小小的骄傲。用邓颖超的话说：“我正在发动大家帮助他。”
邓颖超 信写得很快，但写完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却惹得邓颖超十分生气。原来，其中有一句提到“七伯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邓颖超觉得十分不妥，她严厉批评道：“你七伯不是领袖，只能称'国家领导人’！” 这事还没有过去，在年夜饭快要结束的时候，邓颖超同志当着周总理，还有许多警卫员同志的面又提起此事：“保章年纪轻，不懂事，竟说他七伯是党和人民的领袖，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国家的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 对于一个刚二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这样当众被“公开处刑”让周保章觉得十分尴尬，已经批评过的事情又说一遍，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随着他后来自己思考，再加上经历的事情多了，他愈发懂得周总理和邓颖超这是在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当众说出来，也是警告身边所有人，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邓颖超 另一样让周保章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能自己动手的事情，绝不假手于人。 到北京后，与七伯七妈吃第一顿饭时，周保章本来想动手给周总理盛饭，也算作为晚辈的礼节。周总理手一挡便说：“不用，我自己来。” 某一天下午，他又看到邓颖超同志自己拼了两张桌子在缝补被子。那时的邓颖超已经57岁了，眼睛也不大好，周保章主动上前帮她穿线，陪她一起缝补。 他一边缝被子，一边心中暗暗感慨：这西花厅里有警卫员，有医务人员，还有专门的炊事员，但邓颖超都没有麻烦他们动手。这样平等的精神，也是自己应当学习的。
邓颖超与周总理 临走的那天，他也对周总理的忙碌有了新的认识。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周保章本想早点出发去车站，但邓颖超拦住了他，说：“你伯伯还没回来。” 等了一会儿，周总理便赶了回来，只说了两三句话：“今天晚上我有会，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多写信来反映基层的情况。” 就是与侄子道别这么两分钟的时间，也是周总理事先安排出来的。 想起周总理一夜夜地坚持办公，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周保章心中温暖又感慨：这样忙碌为人民服务的总理，实乃人民之幸！
周总理 思想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十分注重教育这个侄子，生活上该有的关心也从来不少。1961年9月，周保章家里遭了贼，他的衣服全部被偷盗了。 马上进入冬季，当时一个人一年供应的布只有三尺一寸，完全不够他做冬天的衣服的。 在心中把自己所有可能求助的人掂量过一次后，周保章还是怀着愧疚与无奈的心情写信给了七伯七妈。 国庆节刚过，邓颖超便回信了，随信寄来一套周总理的新毛衣、毛裤，算作是救急。 除此之外，邓颖超还收拾出了12件衣服，包括绒裤、绵绸衣服、背心、棉毛衫等，另八尺衣料寄给了他。 这些衣服多是周总理的旧衣服，有些甚至称得上破旧。想想一国总理平时就穿这样的衣服，而当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他仍旧立刻予以必要的帮助，周保章心中暖暖的。
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和家人的合影（右一为周保章） 周保章在青岛市通用机械厂做了一辈子，到老了也“退而不休”，用大量的时间，不计任何报酬地向群众讲述自己与周总理的故事。 他的妹妹周保庄曾经多次当选为铁道部、省市劳模，退休后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生活，她的邻居们都不知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 对这个侄女，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是十分疼爱的。她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七伯、七妈的工作一定很忙， 不一定记得自己这个在基层的侄女，便不曾写信与他们联系过。 1956年她的哥哥周保常去北京看望周总理夫妇时，周总理还特别问了一句：“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 这让周保庄觉得温暖不已，可这第一封信也不是那么好写的。
周总理 细细斟酌词句后，她终于在1957年4月第一次给自己的七伯、七妈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叙说自己对两位长辈的思念。 一个星期后，她便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回信：“我一直记挂着你这个在奋斗成长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学习……”这封信言辞亲切，周保庄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细细珍藏起来。 原本，1962年时周总理夫妇邀请了她去北京过春节，但因周保庄当时有孕在身，出行不便，未能成行。 次年过完春节，她便和丈夫一同上京探望自己的25年没见的七伯、七妈。邓颖超同志回信同样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细细叮嘱了下火车之后的路线。 这次相聚只有短短的七天，而且因为周总理夫妇公务繁忙，只有在吃饭时才能看到他们。
周总理与邓颖超夫妇 不过，周总理夫妇对这个侄女的疼爱之情是不假的。吃饭的时候，邓颖超还记得小时候的周保庄爱吃鸡蛋，专门叮嘱厨房加一个炒鸡蛋。 当时鸡蛋是比较稀罕的菜，周保庄立刻推辞，但也没能推过去。 让她惊讶的是，这顿饭剩下的鱼第二天被端上了饭桌，周总理和邓颖超就神色如常地吃着剩饭。 饭桌上，她也像哥哥周保章一样想要给周总理盛饭，当然也被挡回来了。 周总理还将桌子上散落的几个饭粒随手捡起来吃掉了。这样朴素的生活，也给周保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 在北京的第三天，周总理与邓颖超带着周保庄去看了一场扬剧，因为剧院需要安静、不让带小孩子的关系，周保庄的丈夫便留在家中照看孩子。 在剧场中，周保庄发现七伯对扬剧很有兴趣，七妈也很了解，但看了一半的时候七妈却提前离场了。 后来周保庄才知道，七妈是怕冷落了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看了一半戏就回家陪着二人看电视去了。就这么一件平凡的小事，却被邓颖超细心考虑了进去。 原本周保庄是计划在西花厅住七天的，因发觉周总理夫妇忙碌之余总是要考虑自己和孩子，她深觉自己一家人给七伯添了不少麻烦，因而第四天便计划辞行。 临走时邓颖超说：“保庄也是搞妇女工作的，我给你寄一份《中国妇女》吧。” 自此，邓颖超每个月都用自己的工资订一份《中国妇女》杂志给侄女，直到停刊为止。
周总理与邓颖超 从周总理侄子、侄女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伟大而平凡的形象。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开国总理，邓颖超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生活中，他们永远是朴素、平实，与群众同在的，从不给自己、给自己的亲友搞任何特殊。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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