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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中的小星星点成黄色 ，这样就不会漏掉每一篇关于古玉鉴别的文章。毕竟掌握的古玉鉴别知识点越多，越不容易被骗，更不会花钱听故事买假古玉了  辽是契丹耶律部建立起来的民族政权，与北宋政权对峙。辽的礼制法物接受五代、晋制，同时有直接吸收北宋文化，在辽境也有不少宋代玉匠为辽王室及宗亲大臣们碾磨玉器。从辽宁省出土的一批辽玉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汉族文化传统的玉器，有着唐代流风遗韵；另一种则是代表契丹族文化观的玉器，如白玉飞天、青玉双鹅带盖小盒、白玉熊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双鹿带环和青玉虎鹿鹰鹊双面雕。其中，伏憩的熊、卧于树下的双鹿等都是与契丹族春秋“捺钵”有关的题材；青玉虎鹿鹰鹊双面雕，其中一面表现的是蹲坐在柞树下的猛虎，树下还有灵芝三朵，表面深浅褐黄色增添了中秋山林的意境，正符合辽主秋捺钵时“入山射鹿及虎”的记载。但此类玉器的作工及艺术方法与宋玉几无差别，亦可纳入形神兼备的宋玉艺术系列。
青玉双鹅带盖小盒、辽、高9.3厘米 宽3.8厘米、辽宁省阜新县清河门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盒作双鹅蹲伏状，中间挖空，圆口，内为管状盒腔，口稍敛，两侧各有一穿绳用的小孔，细线刻羽毛状，制作精巧。金是女真完颜部建立起来的王朝，包括辽代的全部领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及人力、物力资源，还“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北宋皇家瑰宝全部被抢掠一空，运往金之腹地。所以，对金代玉器工艺及艺术成就不能低估，传世与出土的金代玉器表明它绝不亚于南宋玉器。
金扣玉带、金、玉板长11厘米、1958年吉林省扶余县金代墓出土、吉林省博物馆藏、带板玉质白色。全带由十八块长方形光素玉铸和一块玉铊尾用金铆钉连缀于马尾带上，带扣是用黄金制成。带中间佩挂海螺及金环，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金墓出土如此完整的玉带尚属首次，极珍贵。金代玉器也包括中原汉族文化系统的玉器，其中有从北宋王朝获得的，有从南宋引进的，也不能排除在其汉族聚居地区制造的。还有按照女真族传统文化习俗要求磨治的玉器，均由金内廷玉作及金人发祥地（今东北三省）的玉作坊所制。这里侧重探讨女真族玉器的艺术特色及其与宋代玉器艺术之异同。
青玉镂雕仙人钮、金、高9.5厘米 宽7.5厘米 厚 3.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青玉，有大片皮色。立体圆雕山林景观。一面，一棵高大柞树下，一仙人端坐其中，双手执拂尘平放于膝上，一女仙侍立于侧，手托一盘，头上及身后两仙鹤翻飞展翅，女仙脚踏岩石，石下一只乌龟引头伸颈，一头雄鹿立于身后，回首张望。另一面，柞树下两鹿相对，一卧一立，引颈向上，似在观望树顶上两只小猴嬉戏。这件玉雕采用圆雕和镂空技术，镂空一般用孔钻法，留有孔洞痕迹，直径大小不一，显然受宋代镂空玉雕之影响。属于女真族文化系统的玉器有春水、秋山玉、玉逍遥等。春水、秋山两种题材的玉器是从契丹人那学来的。“春蒐”、“秋狝”为每年两次的狩猎活动，契丹语称“捺钵”即春季冰天雪地解冻，大地回暖时到沼泽地带沿岸捕天鹅充饥，秋季冰封前至深山老林猎取鹿、麅、虎、熊等兽作为食物储备。辽代皇家春秋两季“捺钵”与祭祀和歌舞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女真臣服契丹时为其保护鹰路，并学来了“捺钵”，灭辽建国之后改成“春水”、“秋山”，也成为女真皇家重要的祭祀、娱乐性狩猎活动。
青玉鹘攫天鹅饰、金、长7.5厘米 厚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玉为青白色，局部有黄锈色斑浸，体呈扁平的椭圆形。正面为弧凸状，通体镂雕一天鹅藏于荷花丛中，一只海青鹘俯冲而下，作追逐状。海青鹘饰阴线纹。玉佩背部为椭圆环，环两侧有一横穿的孔，可作结扎之用。此器似是腰带或冠帽嵌饰。
金代春水、秋山玉、鱼藻、婴戏、花鸟等器均来自现实生活，经过艺术概括而又高于生活。应是金代现实主义玉器的主流。祥瑞玉器虽非现实主题的玉饰，但其布景及形象刻画均以生活为根据，在表现上也达到了形神兼备的高度水平。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代玉雕艺术手法及其意境与两宋玉雕极为相似，如果不从女真族的生活习俗去观察，很难发现它们竟为女真族玉器。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由此可见一斑。
白玉镂雕双鹿牌饰、金、高3.5厘米 底宽3.9厘米、1974年黑龙江省绥化县奥里米古城周围墓葬出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玉料呈白色。体扁，作三角形，镂雕而成。器两侧边各饰一树，树梢于上角交接。树下立两只马鹿，一只长角弓背，双目前视;另一只回眸凝望，与前述一鹿相呼应。两鹿欲行而止，前雌后雄，成双结对。双鹿头顶饰一只大雁，引颈高飞。此器以双鹿为主题，以树和飞雁为陪衬，描绘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表现了琢玉匠师高度的概括能力和技术水平。概言之，两宋与辽、金玉器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意识，其装饰题材也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但在碾琢工艺和艺术手法上却极为相似。不论宋玉还是辽、金玉器，均已追求生活的真实为要旨，经艺术概括达到形神统一的至高境界。器皿造型十分讲究，比例均衡，稳重华贵，如同官窑此期那样有着简洁秀美、典雅清新的艺术格调。人物、禽兽类玉雕都很注重追求解剖比例关系的准确，能够做到神态自然，表情生动，给人以真实而亲切的感觉。绝大多数玉器碾法精炼，运砣娴熟、造型华丽、出神入化，线条曲直如行如流水，起伏转折若天造地设，正如明人高濂所评：“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杨伯达先生认为：宋玉在我国玉器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是宋、辽、金玉器由气韵生动的唐代玉雕向形神兼备的艺术新境界的发展。
青玉兽耳云龙纹炉、宋、高7.9厘米 口径12.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玉呈青灰色，曾经火灼烧。体呈圆形，口外撇，圈足。镂雕龙首双耳，在满饰工字形纹地上，浮雕一动感极强的升龙，下衬水波纹，旁饰朵云纹。正背两面纹饰相同。炉内底部阴刻清高宗弘历御题诗一首。蒙古族时代生活于漠北，逐水草而居，并与中原政权维持联系，从宋朝输入铁器，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元朝入主中原之前曾远征至欧洲、西亚和印度北部，劫持了大批工匠和金银宝石，客观上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始于殷盛于战国的金玉结合的作工发展到镶嵌宝石的新阶段。蒙古汗时期（公元1206—1270年）玉器现仅知一件，及存放于今北海团城的重大3500公斤的“渎山大玉海”（成于至元二年，1265年）。从题材内容及碾琢技术两个方面来看，蒙古族崇玉、重玉观念及其玉器艺术特征均与宋一致，以龙、螭象征蒙古汗，下有羊、鲤鱼、犀、螺、蟾、蚌、鳌鱼、马、兔、豚、鼠头鱼十一海怪在波涛中翻腾而出，似奔走相约同往龙前参拜或献宝，如同一幅变相的万国来朝图。这件大玉海虽经清乾隆时期改做，但从总体上看仍能反映蒙古汗气壮山河的气概。元朝入主中原后所碾玉器甚丰，现存的花形杯、鱼、雁及春水、秋山均为继宋、辽、金的传统而制，还碾治了仿古彝形的尊、卣等学自宋代的玉器。而玉押、带扣、帽钮则为新式玉器。从工艺角度观察，元代玉器确与宋、辽、金接近，但略显粗犷简单，留下不少钻痕和砣迹；从其艺术手法来看，也是与宋、辽、金一致。虽不能说毫无变化，但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简易、草率二点而已。这种风平浪静的停滞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它已潜伏着一种下滑的危机，所以杨伯达先生曾说过：“元代玉器……在我国玉器史上又呈现一次小变，而形神兼备的玉雕艺术至此已宣告结束。”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中古玉雕艺术至元已进入最后阶段，并随着元朝的倾覆而结束，玉器艺术生机勃勃的时代至此拉上了帷幕。
渎山大玉海、元、高70厘米 口径135厘米至182厘米 最大周长493厘米 膛深55厘米、北京市团城玉瓮亭内存置、玉质青白中带黑色。体椭圆，内空。体外周身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浮沉于海中的海龙、海马、海猪、海鹿、海犀、海螺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膛内光素无纹，内阴刻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三首及序，概括了大玉海的形状与经历。其序曰∶"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殿中。又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载，玉海曾于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和十八年进行过四次修饰，将原来的纹饰略加修改。玉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重达3500公斤的大型玉雕，作于元至元二年（公元 1265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它的制作，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琢玉工艺上"量料取材"和"因材施艺"的传统技巧。此外在俏色方面也有独到之处。玉海形体原重古朴，气势雄伟，雕刻纹饰既粗犷豪放，又细腻精致，具有强烈的神秘感和浪漫色彩，确是划时代的艺术珍品。总之，我国近古玉器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于史前便可见其端倪，经长期潜在发育，自生自灭或灭而复生，但终未形成流派。故可谓它奠基于秦，发展于汉，兴隆于唐、宋、辽、金，完结于元，即由秦汉的古典现实主义玉器艺术经历唐代气韵生动，宋辽金形神兼备的二次升华，至元代不过是其继续而已，并终于打上了终止符。
青白玉螭纹连环带环、元、通长12厘米 宽.5.1厘米 厚2.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玉质青白，微有沁色。原坯为子玉，碾琢为由一方环连接的两块方形带饰组成。环上雕灵芝。一侧带饰中心有一孔以供钩扣，四周凸雕一螭，首尾相连。另一侧带饰凸雕一螭，口衔灵芝，背面雕一圆形钮，可接束带。这类玉带环在目前的元代出土玉器中尚未见到，带环的造型、纹饰、雕琢技法有明显的元代玉器特征，据此定为元代。元代玉器中，较多地出现了螭虎纹样，与汉代螭相比，元螭身细长动态灵活，这件玉带环亦为元代螭纹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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