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中的春水杂识

     诞生于我国历史上辽、金地区的“春水玉”和“秋山玉”，源自于“春水之饰”和“秋山之饰”。常见的是玉器正面琢有一只大雁在枝叶交错的荷叶丛中引颈飞窜，以逃避头顶上的东海青的追杀。还有的画面是东海青正在摆琢天鹅的头颅，而天鹅作奋力反抗、展翅跳窜的挣扎姿态。专家曾考证这种海东青捕略天鹅构成图案主题的作品，表现的是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捺钵”、“春水”等弋猎生活的内容。
　　
　　反映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春水”“秋山”玉
　　
　　在中华民族玉文化史上，少数民族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春水玉”和“秋山玉”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大量的实物表明，在此之前，刻画逼真、造型准确的写实性玉雕作品并不多；多层镂空透雕以表现枝蔓交错层次丰富的玉器也只是此时才出现。可谓“前不见古人”而“后以启来者”。这种表现技法也影响至明清，为各类装饰工艺所采用。透过出土和传世的“春水”“秋山”玉可以看见，辽、金、元等国的能工巧匠们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玉器雕刻艺术史上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水平的一个高峰。
　　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封建政权后，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吸收采用汉民族的做法，而且在舆服、器用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在逐步转向定居的过程中有所革新变化并取得很大的进步。“春水玉”和“秋山玉”就是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考察这一时期的玉器可以看到，辽、金三地的玉器中，实用性的制品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的生产占了玉器产能很大的比重。契丹、女真以及后来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同汉族一样喜欢并大量使用和制作玉器。辽、金服饰用玉之盛与中原的差别不大，皇帝公服则“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臣僚亦幅巾，紫衣”。皇后祭服“服络缝红袍，悬玉佩”(《辽史·仪卫志二》)。常服中五品以上官员佩戴金、玉带；武官亦然(详见《辽史·仪卫志二》)。1985年由著名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了一大批玉器，主要有玉带板、各种组合形佩饰及风字形玉砚、玉水孟等。罕见的文物珍品，对于了解研究契丹贵族的葬俗及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墓出土的佩饰，多是组合性的器件。主要有：工具性玉佩，共7件，白玉琢成。上端饰透雕玉莲花，下有金链垂挂刀、锥、挫、勺、剪等工具形玉饰件。动物形玉佩一组，为6件。上端饰以花边方形玉雕，并以极细的阴线条刻划出十二生肖图纹。下面用金莲垂饰蛇、猴、蝎、蛙、蜥蜴等动物形玉饰。还有一串以汉族传统的龙凤鱼为造型的玉佩，由6件组成。仍采用优质白玉，上端是透雕的长方图案花形饰，下端缀系透雕双龙、双凤、鱼龙纹及鱼形饰等。此外还出土有形体肥胖尾部上翘并具有一定动态的玉质双鱼形圆雕器和玉质温润洁白的两只交颈而眠、情深意长的美丽鸳鸯饰等。至于其它一些辽代玉器，也多散见于北方各地。其他如内蒙古宁城辽墓出土的花瓣纹玉带、玉竹节，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牡丹形白玉冠饰、青玉双鹅带盖小盒，解放营子辽墓出的玉飞天等。这些年代可考的出土玉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辽代玉器文化的认识。
　　至于金代，则“礼服，袍、裳、方心曲领、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具剑。乘舆服，间施三玉环，大绶五百首，小绶半之。白玉双佩、革带、玉钩”(《金史·卷第二十四》)目前看来，金代墓葬出土和传世的玉器都比较丰富，有与宋代风格相近的镂空花鸟佩、青玉龟游佩，王藻鱼、玉童子佩等。也有反映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春山、秋水玉饰和玉嘎拉哈等。体现出金代玉器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黑龙江省阿城县金齐国王墓出土的玉器中有幞头巾上的玉饰件(见图二)。均为我们了解金代玉文化提供了证物。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旺盛的社会需求是辽、金等地玉器制作水平不断攀登高峰的重要原因。
　　“春水”“秋山”玉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创作方法的革新上面。从相关的作品可见，它们已彻底摒弃了汉魏以来在玉雕作品中对神灵怪兽等题材的热衷。可谓是“礼”性大减，“玩”味大增。在具体的玉器制作过程中，不再琢磨那种夸张变形的图案和以一些谷纹、云纹、回纹等特殊的符号去表现特别的意旨。而是通过对事物的生动自然的描绘表达出作者的情感。把富有北方民族生活习性，春水大猎的生动场面，装饰在玉雕艺术的画面中，显得清新脱俗，充满生机活力。
　　辽、金、元时期的玉器碾作技艺取得如此令人惊羡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因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春水”“秋山”玉诞生于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治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960年开始，历时274年。在此期间，宋、辽、金既互相攻略又互通贸易，人口、经济、文化交往频密。辽、金等地是契丹、女真与归附的汉族同处。从《辽史》、《金史》可考，在国内汉人聚居的地方就设立汉人的州府。契丹、女真是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民族。仅就辽、金官家使用的带具为最高等级。按照《宋史·舆服志》记载，带方銙的玉带具为皇家专用。辽、金带具的等级一如前述。交流与互相的启迪促进使得三地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南宋的玉荷叶杯和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都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春水”“秋山”玉的分期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同，“春水”、“秋山”玉同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了解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就可以为我们认识和鉴定此类玉器提供正确的依据。
　　要认识“春水”“秋山”玉的分期，应把握辽、金玉器风格演变的总体规律。辽玉的琢制基本承袭了汉文化的传统风尚。材料也多选用优质的白玉或青玉，图纹造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辽代的出土春水玉器物多有唐代遗韵。(见图三)
　　辽、金早期的春水玉多为表面圆润，主体突出，立体感较强，周围花饰较少或无饰，鹅颈直长。鹘、鹅的羽翼使用大量的粗短阴刻线去表现，到了金代后期以至元代，春水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器物上的花饰明显增多，并且雕镂穿透的层次更为丰富。多层透雕的技法可谓炉火纯青，器物中花草枝蔓穿连交缠，鹅的头颈多从花草中弯曲穿出，鹅颈部变得园大，翼面打洼，尖而不锐。与枝叶交接处有重刀分隔，其嘴颚与眼部以阴线刻画清楚。摇曳多姿的荷莲芦草等皆琢磨精细，叶脉叶缘表里翻转处均有交代。琢工精巧的作品对羽毛的刻画更是细致入微。(见图四)
　　在带饰中还有边缘饰以当时较盛行的大联珠纹样的。(见图五)
　　选料精心、构图巧妙，是春水玉中的艺术水平最高的时期。
　　春水玉多用作带饰。《金史·舆服下》记：“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日吐鹘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由此可见，金人称用于常服的束带为“吐鹘”。据考，吐鹘带有出于明梁庄朱瞻垍的墓。梁庄王朱瞻珀(1411－1441)是明朝仁宗朱高炽(1424－1425)的第九子(详见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D03年5期)。有论认为“这条吐鹘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条完整的吐鹘玉带。此带原本或为金皇室用品，曾经历过改制和转赐是辽、金遗留之物。”(见图六)
　　从2005年下半年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该墓出土文物中的吐鹘带来看，该带饰上的春水玉带饰应为明代所制。所据有三，其一是从带饰风格看，所琢鹅颈较为粗圆，头颈粗细缺少变化而显呆板。双翅尖锐而舒卷不足，磨工粗犷而不细，明代琢制的特点明显。其二是带的形制并非是辽、金流行的带型，与同墓所出的汉式玉带——玉銙银带——将玉带板缀在以银片代替革的鞓上所作成的带子迥然相异。辽、金流行的是各类玉銙蹀■带。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玉銙丝蹀■带(详见《辽陈国公主墓》)可以为证。其三是从变化的迹象看，应是明代北方少数民族新的风格的带子。带子中把原来玉銙蹀■带中的方銙或圆銙变化为鹘啄鹅顶的肖形饰件，原来系挂的功能消失了。而仅仅在带扣上还留有当年玉銙蹀■带的痕迹。(见图七、图八)
　　
　　玉嘎拉哈
　　
　　“嘎拉哈”是满语，指狍子、猪、羊的后腿距骨，辽宁省溪滨县奥里米古城和中兴古城曾出土过玉嘎拉哈。“当是对羊距骨的模拟之作。它可能是金代贵族阶层使用的一种较高贵的玩具。”(常素霞《中国历代玉器鉴定手册》)“作为满族民间传统游戏'嘎拉哈’，由一个装着粮食的小布口袋和四只膑骨组成，有坐锅、大把、抓对等等不同玩法。”“嘎拉哈”一向为东北人喜爱，在民间流传很广，满汉皆宜。“嘎拉哈”的称谓在网上也引起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写作“旮旯下”。但不管叫法如何，所指并无二致。均指称狍子、猪、羊的后腿距骨(也有说是膑骨的)，但根据笔者在新疆生活期间所见所闻，所谓“嘎拉哈”，似乎还另有含义。
　　新疆过去多狼。狼对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危害之大，对草原人民则更为酷烈。老百姓遇狼必打，剥其皮吃其肉碎其骨。但狼的凶残和坚强却被神化为它身上的物件具有驱邪避凶的法力。狼的膑骨、跗骨往往被人们珍藏。当地人称它们为“狼璧石”，哈萨克族牧民称为“阿斯克”，维吾尔族则叫“勿希克”。佩戴它可以辟邪并为主任逢凶化吉带来好运。人们都很珍惜它，并请阿■为之念经开光。但它有专用性。戴过了别人戴则失效。这些骨头也可以当作游戏用具。但现在就很少了。用羊的就较多，主人宰了羊请客，往往把距骨留给客人，如果下次见面客人拿不出来，客人就要请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