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缘木辑》35首

怎样叙述文体的源流演变呢？就是对每种体裁，说明它们的起源和变化的情况。例如《乐府》篇，追溯到歌曲的萌芽，讲到传说中的葛天氏的八首歌、黄帝时的《咸池》、帝喾(kù）时的《五英》等等，然后论述汉代的乐府和曹操父子、缪袭、傅玄、陆机等人的作品，并指出后代某些乐府诗不一定合乐。又如在《诠赋》篇内，他也从《诗经》、《楚辞》说起，来说明辞赋的开端，接着讲到汉代辞赋的繁荣，下及魏、晋各家的作品。他对文体的分析是和文学史的探索相结合的。

怎样在每种体裁中挑选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述呢？如《杂文》篇中主要谈到三类创作：一是“发愤以表志”的作品，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客难》等篇，巧妙地用假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如枚乘《七发》、傅毅《七激》等篇，以动人的文辞，对读者有所告诫。三是“辞虽小而明润”的作品，如扬雄、陆机等人的“连珠”，篇幅短小精悍，说理却能新颖、明畅。此外，还指出曹植《客问》、桓麟《七说》、杜笃《连珠》等作品的缺点，如“辞高而理疏”、“枝附影从”（模仿前人）、“多贯鱼目”（质量低劣）等等。在《史传》篇中，也评论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等历史散文，说明它们的成就与局限。当然，由于刘勰文学观点上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他的挑选有时不很恰当，他的评价有时不免错误。举例来说，陆机的《连珠》就不值得那么推重，而司马迁也不应贬为“爱奇反经（常）”。

怎样阐述写作的道理，来说明各种文体的特征呢？例如《诠赋》篇在解释名称、叙述源流、评论代表作之后，刘勰表达了这样的论点：古人所谓“登高能赋”，是说由于看到外界事物，才引起内心的情感；所以赋的内容应该明显而雅正，文辞要做到巧妙而华丽；认为“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他批评有些人违反立赋的“大体”，只注意微末的小节，而不注重根本，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太多的肥脂损害了骨胳一样；因而写出来的赋，对于劝戒讽谏没有多大用处。又如《论说》篇中，明确了论的目的在于“辨正然否（是非）”，所以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要求。这些意见，不仅扼要地说明了赋和论的写作特点，也涉及一般的创作法则。

总体来看，刘勰对文体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在他以前，如曹丕《典论·论文》的“四科”（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实为八类）、陆机《文赋》的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就显得太简略一些；至于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翰林论》，就现存佚文看，也没有对各种文体作全面的说明。到齐梁间，由于文学创作的演进，体裁较前日益多样化。刘勰在这基础上，分文体为三十五类，论述就比较完整些。而且，他对每类文体的说明，都是和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评论、写作方法和要求的阐明等等，一一结合着。这就使文体论的内容更丰富充实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各种体裁的创作经验，作了初步的总结。除上述关于赋和论说的意见外，他论骚时讲到写实与幻想相结合，论诗时讲到四言要求“雅润”而五言要求“清丽”，论乐府时讲到以辞为主，并体现盛衰兴废，论颂赞时反对“弄文而失质”等等。缺点在于他处处以儒家经典为唯一的准则，使他的论点中杂有不少封建性糟粕。同时，他把一些与文学关系不大的体裁，如诏、策、章、表之类，都掺杂进来，可见他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有不够清楚的地方。

二、批评的标准和原理

刘勰的批评论，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是关于批评的标准和批评的原理；一是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主要表达在《文心雕龙》最后的《才略》、《知音》、《程器》等篇里。同时也散见于其他篇章，与文体论、创作论结合在一起。

关于批评的标准与原理，我们主要分析《知音》篇，也联系到《宗经》等篇。

上文曾说“征圣、宗经”是刘勰论文学的基本观点。对他的论创作和论批评来说，也是如此。《征圣》篇一方面指出创作上“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一方面指出批评文章也一定要用儒家经典作标准。要“征圣”，必须通过学习圣人的著作才能实现。学习圣人，就要学习经书。这就是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征圣、宗经”的原因。

刘勰认为，圣人著作的优点，主要是“衔华而佩实”（《征圣》），即内容充实，形式华美。具体地说，就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六义”是六种特点。刘勰相信，若学习圣贤著作来写文章，就可做到下列六点：一是“情深而不诡”（感情真挚而不欺诈）；二是“风清而不杂”（教化意义纯正而不杂乱）[2]；三是“事信而不诞”（所写事物真实而不虚妄）；四是“义直而不回”（意义正当而不歪曲）；五是“体约而不芜”（风格简练而不繁杂）；六是“文丽而不淫”（文辞华丽而不过分）。这六点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他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

从这六点要求来看，刘勰的批评标准显然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的。他不仅要求感情真挚，教化意义纯正，事物真实可信等，也要求形式的华美，并能准确地表达内容，有简约的文风、华丽而不过分的文采等。

应当看到，他这些要求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所谓感情真挚，意义纯正等都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正因为这样，他认为文章受人的德行的决定，德行又通过文章表达出来（“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要求人们不仅在砥砺封建道德品行上向圣人学习，而且在文章写作上也要以儒家经典为楷范。

对于批评原理的一般探讨，主要在《知音》篇。“知音”本来指对音乐能有正确理解，这里借指对文学的正确评价。

《知音》篇的第一句就是慨叹文学批评的困难：“知音其难哉！”秦汉以来的文学批评，也确是毛病很多。刘勰举出三种典型的例子：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他在批判这些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正面主张。

刘勰对文学作品主张文质并重而又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从创作的角度看，是首先有了思想感情的冲动，然后用文辞来表达它。文学批评的任务，首先便是探讨作品的内容。这是刘勰批评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不仅说明内容在创作和批评中都占重要地位，而且从创作过程和批评过程的关系中，说明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原理。过去一般批评者所忽视的正在于此。刘勰在《序志》篇对魏晋以来许多文学评论进行了检阅，发现其共同缺点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里所谓“叶”与“澜”，即指作品的文辞形式；“根”与“源”，即指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是说，他们只停留于表面的“文”，而未能深入到“情”。这就不可能把文学批评做好。

因此，他在《知音》篇提出“披文以入情”和“沿波讨源”的主张。他说：“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为了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提出先要考察六个方面：一是“位体”，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3]；二是“置辞”，看作品的遣辞造句；三是“通变”，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四是“奇正”，看作品的表现手法；五是“事义”，看作品用典的意义；六是“宫商”，看作品的音节。

这六个方面常被人误解为是刘勰的全部批评标准。由上述可知，这只是“披文以入情”的步骤或手段。这六个方面大致都属于“文”，文学批评正是要从“披文”着手，进而探讨其所表达的“情”，也就是过去评论家所忽略的“根”与“源”。当然，这中间也要考察这六个方面的运用是否得当，能否很好地为内容服务；如体裁是否与内容相称，遣辞用句能否表情达意，等等。

这是刘勰对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此外，他还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批评者对文学批评的特点应有所认识。因为“文情难鉴”，文学作品比较抽象和复杂，不如一般具体的事物容易鉴别；加之批评者的见识不同，偏爱各异，在批评时很容易带上个人主观色彩。这些情形，批评者应该了解，并注意避免。

第二，文学批评要尽量地实事求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像天平那样准确，像镜子那样清楚。这就必须反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等不良风气。

第三，要加强批评者的自我修养。刘勰指出，过去有的批评者自己学识浅薄，因而“信伪迷真”，被人嗤笑。他认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没有弹过很多的乐曲就不会懂音乐，没有察看过很多的刀剑就不能认识兵器。因此，要能全面正确地评价作品，唯一的方法就是：“务先博观。”只有批评者经过广博的观察学习，提高了鉴别能力，才有可能正确而全面地评价作品。

以上是《知音》篇中的主要论点。把《宗经》与《知音》等篇结合起来看，刘勰的批评标准与原则大略可以有了个轮廓。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他有一定的贡献。主要缺点在于他太崇信儒家圣人与儒家经典了，他的主张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理论上的阶级局限，必然要影响到他的批评实践的正确性。

三、作家论

对于刘勰的批评实践，我们就作家论与作品论两方面分别举例说明。现在先根据《才略》、《程器》等篇来介绍他的作家论。

《才略》篇主要评述历代作家在创作上的成就，也就是他们的才华与识略在作品上的体现。全篇只有一千多字，却是“纵述九代之文”，论及大小作家不下百人。读过此篇，真使人有《时序》篇说的“终古虽远，旷焉如面”之感。本篇对历代作家的评论，当然并不全对，值得注意的是他评论作家中所持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是以简要的评语，指出不同作家独具的特点。如说曹植的特点是“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曹丕则“虑详而力缓”，但其“乐府清越，《典论》辩要”等成就亦不可忽视。又如陆机、陆云两兄弟，陆机比较“深广”，又“巧”而“繁”；陆云则比较“朗练”，又“鲜”而“净”。此外如谈建安七子，阮籍、嵇康等人，也能注意其不同特点。由此可见，刘勰是注意到作家作品的复杂性的，大都根据各个作家的不同特色去找出其独特的成就，很少作谁高谁低的武断之论。不过在评论作家的特色时，较多地偏重形式技巧方面。

第二是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如东汉冯衍因获罪而作《显志赋》。刘勰便抓住这点，说他不得志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蚌身上结珠本来是“病”，冯衍的获罪本来也是件不幸的事，但却正因蚌有此“病”，衍有此罪，才使之产生出珠，写成较好的《显志赋》。又如说“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chén）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正是西晋末年时局的危乱，刘卢二人都深临敌境，历尽千辛万苦，才使他们悲壮的情怀表现在作品之中，而具有雅壮多风、情发理昭的特色。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多少注意到寻根溯源，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作家的生活遭遇联系起来研究。

第三是有一部分作家评论中，贯彻了内容与文辞并重的观点。如司马相如的作品“理不胜辞”，“文丽用寡”，语言虽美，但缺乏充实有用的内容，这是刘勰所批评的。相反，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内容的丰富虽有可取，但缺乏文采，仍为刘勰所不满。只有“文质相称”的荀况，“华实相扶”的马融，才是刘勰所称许的。从这几家现存作品来看，他所赏识的荀、马的“质”和“实”，主要是指儒家思想，而这正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所缺乏的，因而司马相如的作品被他认为无益于封建教化。

这些意见，都是上文所说的他的批评标准和原则的具体体现。

《程器》篇则从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修养上来评论历代文人，可以说是《才略》的姊妹篇。

刘勰认为，作家从事于文学创作，首先要有现实价值：“摛文必在纬军国。”写出文章，最好是在治理军国大事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就是要为封建政治服务）。否则，只在辞采上“空骋其华”（《议对》），那就如扬雄、司马相如等人，“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

那么，写出的文章，怎样才能够在治理军国大事上发挥作用呢？刘勰认为，作家必须具备高度的封建道德品质和政治修养。一个作家要是“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外表虽然美好，但无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为人表率的。从这一点出发，他批评了一些作家，赞扬了一些作家。

刘勰深感“可悲”的是文人的“有文无质”。他历数了两汉魏晋一些文人的不端行为：司马相如好色又受贿，扬雄贪酒而不理家计，班固献媚窦宪以作威作福，马融做梁冀爪牙而贪污，潘岳阴谋陷害愍怀太子，陆机逢迎贾谧(mì）和郭彰，等等。在刘勰看来，这些历史上著名的文人的行为既然不符合封建政治道德的标准要求，那就不可能对封建政治教化作出太多的贡献。而且，刘勰进一步还对历代许多文武将相卑鄙无耻的行为，如管仲的偷盗，吴起的贪财好色等等，痛加斥责，认为其丑陋之多，是“不可胜数”的。

对于班固、陆机等人的丑行，刘勰的批判是对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身居将相，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况那些官卑职小的人和穷困的书生呢！将相虽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却遭到过多的讽刺。这不过是因为“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罢了。这是极不公允的。刘勰这样的揭露，在门阀森严的六朝时期，是有一定意义的。

和上述的批评相对照，刘勰又赞扬了屈原、贾谊等忠贞爱国、文行兼善的优秀作家，为文人们树立了表率。

刘勰要求作家有文有质，既有美好的文才，又有美好的品德，这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不过他对作家道德品质的要求，完全是从封建道德标准出发的。因此，他的论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这种要求出发来评论作家，就往往不能评价得当。如他所批评的“相如窃妻”（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等是文人的“瑕累”，就完全是用封建道德观念来衡量的。又如他所肯定的邹阳、枚乘、徐幹等的逃避现实，显然就不正确。这是我们研究其作家论时所必须注意的。

四、作品论

最后，我们介绍刘勰批评实践的另一方面——作品论。这方面的意见分散在全书中，特别是在文体论部分。现在举《辨骚》、《明诗》等篇为例来说明。

《辨骚》篇专论《楚辞》，是刘勰作品论中值得注意的一篇。

汉人对《楚辞》已有过一些评价，有的评价过高，有的评价太低，刘勰都不同意。他认为，汉人评论之不当，是因为他们无论“褒贬”、“抑扬”，都只着眼于表面，常常不合实际；他们视而不察，鉴而不精。所以他主张必须从具体分析《楚辞》本身入手。

汉代班固、王逸等人评《楚辞》，有的认为与儒家经典完全符合，有的认为完全不符合。刘勰指出，《楚辞》“同于《风》、《雅》”的有四点：第一是《离骚》中对古代贤君的赞美，这是“典诰之体”。第二是《离骚》中对桀纣等昏君的讽刺，这是“规讽之旨”。第三是《离骚》、《涉江》等作品中用虬（qiú）龙和云霓来比喻好人和坏人，这是“比兴之义”。第四是《哀郢》、《九辩》等作品中关怀祖国，慨叹楚王的深居宫中，难于接近，这是“忠怨之辞”。他还指出，《楚辞》中“异乎经典”的，也有四点：第一，如《离骚》中“托云龙，说迂怪”等，这是“诡异之辞”。第二，如《天问》中说“康回（即共工）倾地，夷羿（即后羿）彃（bì）日”，《招魂》中说有的怪物“一夫九首”，有的“三目虎首”等，这是“谲（jué）怪之谈”。第三，如《离骚》中说屈原要效法彭咸以投水自杀等[4]，这是“狷狭（急躁狭隘）之志”。第四，如《招魂》中写男女杂坐，狂饮作乐等，这是“荒淫之意”。

这样评论《楚辞》，有不少缺点：首先是盲目推崇儒家经典，以合于经典者为“正”，不合者为“奇”。其次是把神话传说看作奇谈怪论，不理解其中所蕴藏的积极意义，把运用神话传说排斥在艺术夸张手法之外，这就削弱了下文“酌奇”与“翫华”的主张，也对于奇伟、幻想的理解带来缺陷。最后是以愚忠的观点贬低屈原的投水自杀，也是错误的。

但他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作了些具体的分析，却有值得注意之处，如：

第一，他指出了《楚辞》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仅次于《诗经》，而为“辞赋之英杰”。其后的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都曾深受其影响，因而写出奇伟绚丽的作品。

第二，是总评其艺术成就和特色：“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就是说，屈原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认为，屈原文气超越古人，而辞藻又横绝后世，这种惊人的文采和高度的美，是别人“难与并能”的。

第三，在对《楚辞》作总的评价之下，他又分别指出各篇不同的特色。如《离骚》、《九章》明朗华丽而又抒情哀婉，《九歌》、《九辩》辞句美妙而表情动人，《远游》[5]、《天问》内容奇伟而文辞巧妙，等等。

第四，综合起来，说明《楚辞》在抒情状物上的独到成就：在抒写怨抑的情感或离情别绪上，能使读者深深感动而为之哀痛；在描绘四时景物上，则可使读者从字里行间看到山川的状貌和四季不同景色。

由于《楚辞》具有这些优点，历代作家向它学习的很多。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宏伟的思想意义，但更多的人只注意于它华丽的辞采、山川的描绘和香草美人的比喻。在这里，刘勰从学习《楚辞》出发，提到一个创作上的重要论点：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贞），翫（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他认为：如果在写作时能够依据《诗经》，掌握《楚辞》，吸取其奇伟的东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华艳的事物，但又不违背实际；那就可以轻巧地发挥文辞的作用，穷究文章的情趣了。“酌奇”、“翫华”这两句名言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上写实和幻想相结合的问题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明诗》篇专论历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四言诗和五言诗。全篇内容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现在只就他评价各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优劣的意见，扼要地介绍一下。

先看刘勰所肯定的作品，除传说的古曲外，他主要谈到：当夏禹治水成功，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有人作诗来颂其功德；后来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歌表示怨恨[6]。从这里看出古代诗歌“顺美匡恶”的悠久传统。《文心雕龙》对《诗经》的评价虽然很高，但由于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刘勰对《诗经》意义的认识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本篇主要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谈，指出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全面形成，使诗歌创作进入新阶段。此外，在《征圣》、《通变》、《情采》、《比兴》、《夸饰》、《时序》、《物色》、《才略》等许多篇中，对《诗经》的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评价。如《情采》篇说到《诗经》的讽刺作用，是“为情而造文”的典范；《物色》篇谈到《诗经》中“写气图貌”的一些例子，是千载难及的典范，等等。所以，刘勰认为汉以后的诗歌，内容方面的“匡谏之义”，形式方面的比兴之法等等，都是继承《诗经》来的。

《诗经》之后，评价较高的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两汉“五言之冠冕”。建安时期（196-220）的诗歌创作，更是空前活跃：诗人们激昂慷慨地抒发自己的志气，光明磊落地表现他们的才情。抒情写景，都有独到的成就。其后只有应璩（qú）的《百一诗》[7]，还稍有建安时正直的遗风。到晋代以后，虽作家辈出，但其风力都远不能和建安诗歌相比了。

刘勰在本篇所批判的诗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玄言诗[8]。刘勰说：“正始[9]明道，诗杂仙心，何晏[10]之徒，率多浮浅。”诗歌里面硬塞进一些道家思想，当然会浮浅乏味的。到了东晋，诗歌创作几乎完全淹没在玄风里面，作者们大都耻于关怀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这样的诗歌，就难怪钟嵘在《诗品》中要批评它们类似《道德论》了。

第二是晋以后的轻内容而重形式的文风。刘勰指出：晋代作家虽多，但大都浮浅绮丽，辞藻上比正始时繁杂，内容上却比建安时无力。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以靡丽的笔调自逞其美。这样发展下去，到刘宋初就达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极点。作家们既然致其全力于成篇的对偶和一字一句的新奇，其文辞的轻靡，内容的空泛，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上述评论来看，其褒贬还未能完全抓住要害，他在肯定和批判作品的具体尺度上，不仅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且也不统一。如称赞《古诗十九首》偏重于语言艺术技巧；而对其思想内容或消极颓废，或失志伤时，或相思别离，或讽刺权贵，都未加明辨。但评论中也有可取之处，如他所肯定的《诗经》中的某些诗和建安诗歌，他所指责的玄言诗和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等，也确是这时期内诗歌创作中应该肯定或批判的。

总之，刘勰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一样，其中精华与糟粕是同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