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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儿时记忆中的大年味儿，从一交腊月就开始了。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日就是年……”熟悉的民谣，透露的是大人小孩对过大年的那种按捺不住的盼望。腊八粥是一定要喝的，只是那时候因条件所限没法凑齐多么丰富的食材；腊八蒜是一定要腌的，只是那种漫长的等待于小孩子而言总不相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偶尔传来的清脆的炮仗声和空气里弥漫的淡淡的硝烟味儿，才是最诱人的。  孩子们的听觉和嗅觉这时候特别灵敏，不一会儿，那“开风气之先”者的周围就挤满了羡慕的眼睛。人一多起来，他愈发神气，仿佛一下子成了王者，一手拈着燃着的半截子香，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炮仗来。一般都是那种一百响的小电光炮仗，如果过年的时候放，在周围的隆隆声里是不起眼的，但提前拿出来单个放，却着实令人眼红。倘若矮下身子求他，他又和你关系好，就会大发慈悲给你一个，同时把手里的香给你。然而这种权利的让渡，是有还不清的人情债的，所以有志气的孩子在眼红之余，转身就往家里跑。或软磨，或硬泡，不管想啥法子从爹娘那里勒索出五毛钱来，飞奔到供销社门市部去买。  更有那对此不屑一顾的，这时候就拿出了自己的火柴枪。那是用一辆报废的自行车的零部件就能制成的玩具，可以用火柴头当火药，扳机一动，声音不逊于小电光炮仗。这是最受大人们支持的玩法，两分钱的火柴，一盒就有九十多根，这个账大人们都会算。只是火柴枪不能拿到学校里去，否则一旦被没收，那损失就大了。 腊八节前后正是快年终考试的时节，一到课间，校园里僻静角落里偷偷摸摸响起的炮仗声，似乎吹起了胜利的号角。自然，老师是不允许的，但往往查上半天也查不出来，所以大多睁一眼闭一眼，大约老师们也理解这如地下岩浆般盼年的心情吧。 二 放炮仗是男孩子的至爱，女孩子们却只是喜欢新衣服。自然，也有个别“假小子”能像男孩子那样大胆地放炮仗，然而大多数女孩子却是可以被男孩子拿了个点着了引信的小小的电光炮仗就吓得到处跑的。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儿歌里的新衣服确实令人神往。其实说起来寒碜得很，那个年代过年穿的新衣服跟平时比无非是没有补丁而已，面料一般是棉粗布，颜色也单调得很，要么深蓝，要么军绿。改革开放以来，女孩子开始流行穿花布衣服，这可是划时代的变化。身穿一件花衣服，头梳两个羊角辫，再戴上一个红发卡，这就是那个年代女孩子最幸福的样子。大年初一穿这么一身出来，自己都觉得高了一大截，干啥都很不适应，往往到了走路忘记迈哪根腿的地步。男孩子穿什么都无所谓，但女孩子很在乎，过年穿漂亮的新衣服是她们的一个情结。我姐姐就曾慨叹：要是六月里过年多好啊，那样过年就可以穿裙子了。但老天爷怎么能把所有的美好偏于一个季节呢？ 那时候很少见有卖衣服的，大多是快过年了就裁上几尺布，找裁缝去做，所以年前的裁缝家里跟赶大集似的。也有那些手巧的妇女们自己裁布，用针线缝制，但那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好在乡下人有的是时间。自己做衣服还有个好处，就是剪下来的边角余料都浪费不了，可以当补丁，可以纳鞋底，还可以拼接成枕头套。 慢慢的，条件好了，缝纫机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候流行的结婚四大件——所谓“三转一响”，缝纫机成为必不可少的重器。我记得那一年我家里棉花大丰收，买了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还进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可我母亲那时候四十五岁了，硬是凭着勤学好问学成了远近闻名的裁缝好手。前几天我回老家，特意把那台缝纫机运来，想起当年那两脚一踏飞针走线就让我们年年能穿上新衣的日子，不胜感慨。 三 说着说着就过小年了，“二十三，糖瓜儿粘”，为什么要吃糖瓜儿呢，据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这糖瓜儿是对付他老人家的“利器”。  中国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都是泛神论者，山要有山神，河要有河神，监狱要有狱神，就是一个灶台也要有灶神。灶王爷一年来辛辛苦苦的，不仅保护这家人，而且也监察这一家人的善恶举止，这一天就要回到天上向玉皇大帝汇报了。祭灶神时要特别用上糖瓜儿，又甜又黏，之所以甜乃是为了让他老人家嘴甜一些拣好话说，之所以黏乃是为了让他老人家想揭发点劣迹的时候张不开嘴。一年来道德修行的考核评定，就取决于灶王爷那张嘴了，这让人心中很没有底。灶王爷如果能公正无私，那倒也简单；怕的是他老人家贪墨枉法，借着手中那点小权力颠倒黑白。因此老百姓公然借这个机会向灶王爷行贿——行贿是一切正直的人都厌恶的，然而形格势禁，不得不然，似乎又可以原谅乃至值得同情。中国人总不缺乏这种可爱的小小的狡猾。然而我常常担心，万一他老人家想说说你家的善行可是嘴张不开了，那可怎么办？莫非老百姓算准了灶王爷是个只会搬弄是非的小人？呜呼，鬼神之事，难言之矣！连鲁迅先生都作如是慨叹，看来真的该“置之弗论”了。 中国人对于神，总是缺乏严肃的敬畏，对于至高无上的“天”，又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一切以实用为上。《论语·八佾》中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有人猜测“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是当时的俗语，我深以为然，俗语中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入骨髓的集体意识。至于孔子他老人家的观点，虽然令我辈景仰，然而却也是不合时宜的。 在我原来的想象中，灶王爷本该是个脸膛乌黑却慈眉善目的老爷爷，真没想到他还干这“密折直奏”的事，真是人不可貌相，这让我常常觉得脊梁骨发凉。我长大后，对于那些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官僚一向缺乏好感，对于那些专事造谣生事的打小报告者一向深恶痛绝，追根溯源大约是来自这儿吧。然而，不管怎么说，吃那糖瓜儿毕竟是一种享受，因此也就淡忘了对灶王爷的厌恶了。而且，小年来了，无异于揭开了过大年的序幕，此后就正式进入“忙年”的阶段了。 四 忙年的第一要务是扫屋。一年到头，屋里总会积上一些灰尘，就算生活条件再差，也总得干干净净地过年。何况，传统的说法是，扫屋可以扫去一年的晦气。而扫屋的态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个家庭的家风。如果是家里大人都行事马虎，那扫屋也只是走走过场，怎么着也就过了年。然而我家不一样，父母都是做事特别认真的，因而我们做小孩子的就被支使得团团转。扫屋要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先把被子晒在外面，然后把屋里的器具能搬出来的就搬出来。等屋里已空旷了许多时，父亲就用毛巾蒙上头，用绑了长杆的笤帚从屋顶开始扫起。等屋里尘埃落定后，就开始擦洗整理器具。母亲的要求很严格，所有器具都要擦得锃亮，摆放得整整齐齐，连桌椅的底下那一面都要擦到，以免客人无意间碰到了上面的尘灰蛛网。虽说忙累不堪，但这种做任何事情都干净彻底的做事风格却在我心里扎根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赶年集。过年前的最后一个集，自然是人山人海。对于年货，买不到的总觉得缺憾，卖不了的压着本钱也不甘心，所以买方和卖方讨价还价时的心机口才，就成为大集上的一大景观。我跟着大人赶集时，常常兴冲冲地驻足欣赏那些小商贩的动作、言语、表情，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回来后我慢慢推演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发觉自己的思维总比他们慢半拍，而且他们的每一回合都暗合兵法，像“瞒天过海”“无中生有”“欲擒故纵”“声东击西”都用得得心应手，这让我深感“高手在民间”之说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又惋惜这些人生不逢时，否则早像苏秦、张仪、孙子、吴起那样纵横捭阖扬名天下了。更奇的是，有一次我遇上以前的一位同学，他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在集上卖菜简直是如鱼得水，不仅口才突出，而且一边称菜一边就报出了价格，计算结果之精确、速度之迅捷都让我叹为观止，这小子上学时的小数四则混合运算从来就没弄懂过，数学经常不及格。不过我在集上驻足最多的还是卖年画的摊子前面。像那些《连年有鱼》《百子送福》之类的我觉得太俗，我喜欢的是《武松打虎》《水漫金山》等有故事背景的年画，因为这可以让我想象出故事中的场景，若是遇上《大闹天宫》《火烧赤壁》等连环年画，我是无论如何都拔不动脚的。  当听到家家户户灶台旁风箱不停、厨房里刀剁菜板响声不绝的时候，忙年就到了最高潮。平时都省吃俭用的，这时候一锅锅的白面馒头蒸出来了，一盆盆过油菜炸出来了，年味儿也起来越浓了。这时候，四邻八舍的在街上见了面，脸上都洋溢出一股喜气来，就算责任田边争地界争得大打出手的，现在也化干戈为玉帛了，不管谁家的大人也不再轻易训斥孩子了。大年的临近，仿佛漫天播撒了一些神奇的药水，让世界一下子变得祥和起来。 五 终于盼到了大年三十，要贴春联了，这是过年最有文化含量的事。有一次过大年走亲戚时，我窝在人家的厢房里读一本课外书，上面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作《春联偶记》，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直到把上面引用的所有对联熟读成诵，亲戚催了好几遍才去吃饭。从此，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春联。我最喜欢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感觉音韵是那么和谐，意境是那么优美，格调是那么清新，又蕴含着无穷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与感慨，后来我也自己写春联，年年写这一副。  那时候老百姓很少有买春联的，都是请文化人去写。我叔叔就是此中高手，他是初中民办教师，教化学，却多才多艺，饱读诗书，尤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无论是谁家，裁好了春联纸送过去，他都是来者不拒。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去给叔叔打下手，像摁摁纸、晾晾春联等，其实目的很明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受点熏陶。叔叔做事轻巧麻利，打开对联纸一看共几副，再看看宽窄长短，就马上计划好了哪是堂屋的，哪是厢房的，哪是大门的，哪是猪圈的，而他对每家每户的大门样式、房舍布局都是了解于胸的。铺下纸就落笔，根本不用看书，写起来气定神闲，动笔疾徐有致，一户人家的春联大的小的共七八副，不过二十分钟就一气呵成。 一家二十来分钟，但家家都来找他写，这就成为繁重的任务了，因此他不但经常熬夜，而且自己家里的扫屋、赶集等事务都耽误了。我婶子不高兴了，见到他熬得两眼通红，常常心疼得抹眼泪，他却反过来劝道：“咱一个教书的，平时能给乡亲们帮上什么忙呢？”其实，叔叔会木工、瓦工，还会理发，帮人的事多了去了，他却总说没帮上人家什么忙。  叔叔做事仔细，知道有些乡亲不识写，所以交付春联时都会不厌其烦地交待好哪一副往哪里贴，哪是上联哪是下联。村里有位老大爷，往年都是让叔叔指点着他贴，有一年见叔叔实在太忙，于是心一横自己贴上了。他倒也爱动脑筋，知道春联纸最下面有一块白边，因此可以肯定自己没贴倒了，又知道春联纸正面颜色比反面深，因此可以肯定没有贴反了。他贴得又工整又结实，贴完了还让老伴出来欣赏了半天。谁知大年初一拜年时，有人却发现老大爷把“六畜兴旺”给贴到堂屋上了，幸亏叔叔就在拜年的队伍里，急忙跑回家拿来笔墨和春联纸又写了一副贴上。这事常常被村里人教训自己不认真学习的孩子时搬出来，因成为反面教材而流传下来了。 六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认为除夕夜比别的夜晚要长好几个小时。因为睡得那么晚，第二天又起得那么早，而且还都蛮有精神头，不长好几个小时怎么可能呢？  大年三十的傍晚，终于盼到了饺子，然而吃饺子这事是不能造次的，父亲总要虔诚地摆上四个碗，放上两双筷子去请祖宗。我们需要等冥冥之中那已故去多少年根本就未曾谋过面的列祖列宗先来享用了，才可以动筷子。西方的鬼都是一副凶模样，而中国的鬼神则亲切得多，比如自己的祖宗，绝不会让子孙产生可怖的感觉。然而这时候又不想动筷子了，因为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艰难，父亲总要张罗出一桌年夜饭来，而且破例上了酒，当然，小孩子只能喝那些没有多少酒精的香槟。  好事总是扎堆而至，到了放炮仗的时候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自当鼓勇而前，只是在四周电闪雷鸣响成一片的时刻，我放的一百响电光挂鞭成了毛毛雨。父亲做事稳妥，也可能是为了省钱，从不买那些动静大、危险性高的炮仗，因此，我只能去听别人家的了。有一些好事的人家，放炮仗仿佛都扛上了劲，非要比比谁家的更响更多。因此除夕夜的炮仗声就成了交响乐，成了大擂台。在“噼里啪啦”的轻音乐中，突然响起来了“咚，咚，咚，咚”的“白纸包”挂鞭声，沉稳如重金属打击乐，大有汉隶魏碑的粗拙古朴之美；一会儿又传来响而疾促的几百响的“大地红”挂鞭，恰如“二王”行草，灵动无比；忽然“吱——”的一声，二踢脚飞到了天上去，醉熏熏地跳起舞来，如张旭的狂草；终于有烟花登场了，“嗖——”地一声，呼啸而上，然后沉稳地爆开，声色具备，绚丽之极，如颜楷般庄严崇高。听着看着，慢慢地就入迷了，觉得比自己放炮仗还要美妙。我忽然开悟了：大家都在这一夜放烟花爆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放炮仗不过是听响声阵阵，放烟花不过是看彩花朵朵，那么别人放，我在这里欣赏，岂不是不花一分钱而得声色之娱了？我把这个发现跟父亲说了，父亲笑我傻，我却以为这是哲思的开端。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中央电视台春晚，后来有春晚了我家没有电视机，因而年夜饭吃完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守岁了。穿上新衣服，摸索着晒了好几天视如珍宝的炮仗，计划着哪一天放哪些，葛朗台跑到密室欣赏自己的金子时大约也就是这心态吧。  大年初一是一定要“起五更”的，有些人家懒得起，就把大年三十晚上的水饺热热再吃，但我们家不允许，必须早起和面、包饺子。我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讲究的是一个“勤”字，惟有“早”才会“勤”，如果年五更不早起的话，那一年就勤快不起来了。这里还有一些讲究。年五更包水饺一定要包素的，讲的是一年“肃（素）静”；下水饺如果破了皮不能说烂了，要说“挣了”；碗碟打破了，一定要说“岁岁（碎碎）平安”……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饺子，老人们都说，吃了这碗饺子就算长了一岁了。于是我顾不得出去放炮仗，在水饺刚出锅还氤氲着热气的时候，就抢一个塞到嘴里，但除了烫得嘴疼以外，并没有感觉到身体突然间拔高了一节。 七 乡下的拜年，最能看出几千年以来宗法制的遗留。拜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像那种几代单传的，爷儿俩走在街上就没有气场。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爷爷那一代亲兄弟五个，还有一个叔伯兄弟，我父亲这一代叔伯兄弟十一个，我这一代叔伯兄弟十五个，端的是人丁兴旺，因此有些旁枝近族人丁单薄的，索性也加入我们的拜年队伍。谁家的堂屋里能盛得下一个“加强排”呀，往往是排头已开始拜年了，排尾还刚进大门，俨然是分封制时期的“超级大国”。然而越是“超级大国”越是礼仪周全，几十个人拜年时都要趴在地上嗑响头的，后来移风易俗才改为鞠躬。 大人们忙了一年了，谈话主题也轻松了许多，无论到谁家拜年，必谈的是放炮仗的多少。按规矩，从大年三十到年五更放的烟花爆竹是不能随便扫的，那是一夜来的辉煌战果，就像小孩子上学时得的奖状一样，要充分展示一下。评来评去，年年夺得前三甲的就那么几个人，而夺冠次数以一位从铁道工退休的老爷子居多。人家放挂鞭都是用竹竿挑着放，这老爷子则把十几米长的竹梯固定在晾衣绳上，跟双管的高射炮一样。竹梯高傲地昂着头，浑身是被火药熏黑的痕迹，底下则是一层一层的炮仗皮，红的，白的，述说着一夜激战的成绩。这得花多少钱？大家粗略计算了一下，觉得不可能，然后老爷子报出个数字来，大致相符，乡下人被惊得嘴都合不上了。这一夜，这个院子里光放炮仗和烟花就花光了一亩地一年来产的两季粮食！老爷子身材挺拔，二目带彩，他属于独门独户的类型，他家拜年的队伍走在街上过于单薄，这放炮仗的冠军却让他挣足了面子。然而大家谈起老爷子，总是用调侃的语调。老爷子早年干铁道工，算是见过世面了，退休回来后跟乡下人聊天，张口闭口就是日本多么强，美国多么富，洋人多么能，乡下人却不买他的账，给他起了个现成的绰号叫作“洋鬼子”。不过老爷子除了爱吹嘘洋人以外，为人倒还不错。我到县城读书时，有一次回家，在街上遇上他，一时竟忘了他老人家的贵姓，情急之中冒出个“洋爷爷”来。幸亏我说话时声音不高，否则让他听清楚了可就尴尬了。 小孩子拜年的乐趣远胜大人。大人们品评谁家炮仗放得多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开始从那一层一层的炮仗皮里搜那些没响的炮仗了，芯子完好的留着单放，芯子全没了的也可以掰开，直接点火药看烟花。更有乐趣的是抢糖果，就看谁的手伸得快了。我们的拜年队伍是礼仪周全的，但礼仪归礼仪，抢夺归抢夺，活脱脱是一帮鬼子兵在扫荡。但不是每家都能抢的，有的家里老人礼仪周全，郑重其事，人也一向严肃刻板，那就不能抢，即使人家客气地端着糖果让我们拿，我们也得礼貌地推辞；谁若是“老小孩”的性格，平时就随和，行事又大方，那对不起，就是他了。我一个本家的大爷是年年被抢的，别看被抢，在他和老伴看来那是无尚的光荣。每到他家，我们拜年队伍中的孩子们早就跑到了前面，从他那窄窄的院门挤了进去，接着听到了老大爷和老伴开心的笑骂声，大爷盘子里的糖果被抢光了，老伴马上笑呵呵地从袋子里捧出来装满。 我上初中的时候，拜年时还有一大乐趣就是把校长堵在被窝里。校长是我的姑父，平时对这些内侄儿们都严厉得很。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大年初一爱睡懒觉，于是纠集起十几个人的队伍闯进他家去拜年。大年初一是好日子，校长也威严不起来，只好讪讪地笑，却绝不起床，大有诸葛亮高卧隆中的风度。他心里一定在较劲：我要是起床，岂不是服了你们这些小妖了！ 八 过大年走亲戚，绝对是最受小孩子欢迎的一个节目，我用小孩子的眼光来揣测，只怕大人们也愿意走亲戚。想想吧，一年下来，又忙又累，整天吃窝头啃咸菜还吃不饱，而一旦成了客人，享受一下被人家伺候、好东西放开吃的滋味，谁不喜欢呢？ 走亲戚当然不能空着手，乡下人日子过得艰难，但也要让礼物像模像样的。有的是挎个挎篮，底下放馒头（年前蒸的白面馒头这时候派上用场了），上面放两盒饼干、一瓶酒，再盖上一条干净的毛巾。更体面的是用那种黑色的手提皮包，下面放饼干、长寿糕之类的，条件好的放罐头，另外还必须要放两瓶酒，酒最好是那种有外包装的，显得上档次。提包的拉链不能拉上——一定要至少把两瓶酒露出来，走在路上显得体面。至于交通方式，那就各不相同了。我常常见到那些老太太，挎着挎篮，颠着小脚，撅着屁股，十几里路一个多小时就一气走到了。家里孩子多的，则可以用上独轮车，车上左右各一个筐，一个筐里坐一个妇女或两个孩子还宽松得很。条件好点的就骑自行车了，常见的是男人骑着车子，车前横梁上坐着一个大孩子，后座上女人侧向而坐抱着小孩子。家里如果有三个孩子，那对不起，一般是坐不上了，除非这家男人的骑术相当高明，不过那就像耍特技了，让人看得提心吊胆。这须得那种老式的大轮自行车才行，轻便自行车是不堪其重的。也有极少数的爆发户开着手扶拖拉机，那就威武多了，很受路人羡慕。那时候乡下见不到电话这玩意儿，但走亲戚很少见有扑空的，应该是多年来什么时候到谁家去都早有约定吧。 无论是走亲戚还是待客，对小孩子来说都是最好的节日。父母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压岁钱，然而对亲戚的孩子都是毫不吝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那当工人（那时候工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的大表哥来我家，一落座就给了我三毛钱，说让我去买炮仗的。我一溜烟跑出去，买了早就眼红了好长时间的十支一捆的铅笔，用了一年还没用完，这成为我小时候美好的回忆。 至于坐席时的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就不必提了，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送客的场面。别看客人来的时候又是挎篮又是皮包，都满满的，但走的时候主人是绝对不能把礼物全收下的，否则就缺礼数了。正常剧情是这样的：客人道别后，就一言不发地拿起提包做出欲全部倒出来之势，主人一定要眼疾手快地夺下，向外推客人，客人坚持要放下，几个回合下来，双方势均力敌，最后各让一步的结果一般是留下一瓶酒和两包饼干之类的，这时候主人干净麻利地夺得皮包的控制权，顺势把拉链拉上，客人这才不甘心地拿过瘪了一些的皮包正式告辞。夺包、推让一般是妇女们干的，他们不喝酒，脑子清醒，动作麻利，话也赶趟儿。有时候男人也参与，他们那踉跄的脚步、笨拙的嘴舌，自是别有一番韵致。我曾奇怪地想：“为什么不干脆计划放下多少就拿多少呢？来回拿着多沉！”又想了想，结论是不行的，虽说“礼轻情义重”，但真拿着两包饼干来，自己难看，主人家也尴尬，于双方的面子都不好看，可是真要把包里的东西都放下，经济上又实在承担不了。然而我又奇怪的是，那皮包夺来夺去，怎么就夺不烂呢？想来大约是大家都像练习武术套路一样，驾轻就熟了，下手极有分寸。夺，正是意味着让；让，却要通过夺来体现。夺和让在这里对立而统一了。老百姓们不一定读过《孟子》，但对于“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的道理都懂。主人千般辞让收下了礼物，却不舍得即刻享用，还要拿着它走亲戚呢，所以一盒点心有时候转一圈又回到原来主人的手里。我刚参加工作时，乡下这种辞让的遗风尚存。大年初六，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约好了去给校长拜年，校长非常高兴，以丰盛的酒席款待了我们。后来他老人家大约觉得如此丰盛的席面，我们几个再一人留下一瓶酒两包饼干他就赔得太大了，可这话是不能说的，连这意思也不能表露出来，于是临近席散时“酒力不胜”，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告辞时，校长夫人照例跟我们几个人夺包，但无奈人单势孤，左支右绌，最终我们几个全部把提包倒空，一个个跟灌篮高手一样在校长夫人的无奈叹息中畅快地大胜而归。 走亲戚回来的路上，画面更为热闹。去的时候男人威风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时往往被取消了“驾驶”资格，只能提着个包踉踉跄跄地步行，好脾气地听着媳妇责骂。而他媳妇往往又不会骑自行车，笨拙地推着，要挨到天黑才到家。也有喝了酒能骑自行车的，不一会儿就一个跟头栽倒；若是路上有冰雪，则摔得更狠些。那时候路上车少，没多大危险，因而男人摔倒了反而呲着牙笑，慢腾腾地不肯起来，享受被自行车压着的滋味。而这又免不了引来媳妇的一顿骂，乡下的女人骂丈夫时口才往往出奇得好，比喻、夸张、拟人、排比，八股文、四六体，妙语连珠，口吐莲花，又成为路上的一道风景。 走完了亲戚，农活差不多就开始了，工人们也上班了，大年成了一个美好的念想。后面还有元宵节，却只能算是人们告别大年时一步三回头的留恋。年，就这样过去了吗？还是不甘心，人们又说“二月二拜年——胡扑”，那也就是说只要在正月里还算是过年。还有更不甘心的，说“麦子不开镰，不算过完年”，那就有一种近乎无赖的可爱了。 大年味儿，总是像一个缥缈的梦，让日子变得曼妙起来。然而对于不去感受的人来说，那就“淡乎其无味”了。 作者：郭平，邹平市实验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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