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琴太嬿 著 吴万伟 译 有人认为柏拉图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其他人认为他是狂热的神话制造者。他娴熟使用讲故事的方式讲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1872年，28岁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用《悲剧的诞生》向世界宣告了西方文化的挽歌，它已经偏离了精神基础。在尼采看来，古代希腊曾经在朝向理性控制的“阿波罗冲动”与臣服于“狄俄尼索斯”狂喜的欲望之间掌握了健康的文化平衡。但是，从公元前5世纪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持续不断地偏向阿波罗式理性主义而忽略了狄俄尼索斯欲望，这种不平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这个故事中的罪魁祸首就是柏拉图，尼采指控他将哲学置于理性主义者的轨道之上。柏拉图将其导师苏格拉底神仙化，简直等同于对思想殉道的一种病态痴迷。他的形式理论教导一代一代哲学家在形而上学抽象中寻找真理，同时却贬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体验。柏拉图的思想革命特别诞生于对神话的破坏。在他之后，哲学不知不觉地发现“神话已经被剥夺”，自己陷入文化根基的饥饿之中。在尼采看来，现代文化继续在柏拉图的遗产阴影下持续忍受煎熬，仍然挣扎在“神话丧失、神秘家园丧失和神秘母亲子宫丧失中不能自拔。” 几十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尼采之后成为现代哲学中攻击柏拉图的第二个最著名人物。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中，波普尔暗示柏拉图为西方思想提供了“封闭社会”的首个蓝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一个理想城市，更看重集体和谐而不是个人自由，更重视保存现状而不是创新，更推崇思想门槛守卫者的权威而不是民主和真理。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政治理想的毒害性影响沿着哲学史可以一路延伸到纳粹德国和当今极权主义的其他形式。 像尼采一样，波普尔指控柏拉图将西方哲学置于错误的道路上。但是，他这样做的理由恰恰与此相反。波普尔的柏拉图不是理性主义者。相反，波普尔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差异归结为批评文化与神话文化的差异。作为开放社会的首个和最强劲的敌人，柏拉图主张压制自由批评为的是确立一种依靠神话和欺骗来维持的“驯服国家”（arrestedstate）。波普尔指向《理想国》中引发争议的基础性叙述---金属神话，他认为这是与纳粹口号“鲜血与祖国的现代神话”完全对应的柏拉图“描述”。 谁说得对？柏拉图是短视的理性主义者，解开缆绳将哲学与其更真实的神秘过去割裂开来从而将其带入歧途？或者他是邪恶的神话制作者，将令人担忧的非理性潮流引入理性城堡？他怎么一身兼二职？换句话说，柏拉图是因为将哲学引领到远离神话之地还是因为使哲学更加接近了神话而受到指责呢？ 如今，无论是《悲剧的诞生》还是《开放的社会》都没有因为作者忠实于历史准确性而得到称赞。但是，两本书仍然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尼采和波普尔各自都引起了神话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某种共鸣，让人关注到柏拉图在我们对两者关系的传统理解中所扮演的令人好奇的象征性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两种批评都是正确的，如果按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各自以一种被扭曲的方式表达了一定程度上的正确认识。柏拉图作为将哲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人继续得到人们的称赞，是他将独特严谨的批判性推理模式与神话和传统智慧区分开来。但是，他的对话也贯穿了自己创造出的神话：金属神话、《宴饮篇》中有关爱情起源的描述、和《斐多篇》（Phaedo）、《高尔吉亚篇》（Gorgias）、《理想国》中有关来生的神话等。 若要协调柏拉图思想中的这些方面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仍然被嵌入在思想遗产中两个虽然独特却密切相关的观点之中。首先是哲学在根本上与神话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次是柏拉图首先指出了这一点。 有关神话的担忧常常与担忧信息错误有关。但是，这些担忧已经不仅仅是担忧信息与事实不符因而需要纠正的问题。相反，当学者和评论者认定某些东西是神话时，他们通常抓住了一个更具存在威胁的东西：一种象征意义极其强大的叙述，有能力牢牢抓住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似乎有了一种免疫力，根本无需纠正信息错误问题。比如，最近在谈论美国移民政策中的边疆意象时，一直使用的神话语言---“边界墙神话”以及充满怀旧情绪地求助于国家民族的某种更真实版本的神话---从“'真实’美国的神话”到英国脱欧活动中传播开来的“英国性神话”，莫不如此。 神话让我们感到不自在的理由之一是我们期待它们不要在现代文化的假设和信念的核心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存在着现代社会应该超越神话的这样一种期待。 这种期待源自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革命性文化描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采取一种修辞，其调查方法有别于与奥林匹亚山神灵的古代神话相关的口头传播传统。焦点集中在这些故事中无法验证的性质。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神话逐渐被视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文化遗产。正如启蒙运动攻击传统和迷信一样，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比埃尔·培尔（PierreBayle）和贝尔纳·德·丰特奈尔（BernarddeFontenelle）等作家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希腊罗马神话遗产。 在此前的世纪里，古代神话一直被巴洛克艺术爱好者当作永恒遗产的组成部分来对待，一种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人继承下来的美学词汇，这是他们参与高雅文化所必须学习的东西。相反，启蒙批评家迫切想质疑神话的价值，这些在雕塑、绘画、歌剧甚至天花板装饰中呈现的价值得到前辈的竭力推崇。与此相反，启蒙作家则提醒人们关注同样的神话中荒谬的、常常怪异的特征。倍尔显然洋洋自得地详细描述散落在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通奸、乱伦和吃人等场景，嘲弄古代那些试图为此提供讽喻性解释的评论家们。他评判说，“阅读这些作品时不能不同情那些哲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是那么糟糕。”丰特奈尔则猜想，奥林匹亚山的雷神和海神不过是古代希腊人在想象中编造出来的东西，以便解释他们缺乏科学知识而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罢了。 哲学道路可以被理解为从“神话（米索斯）（mythos）到理性（逻各斯）（logos）”的演变轨迹。 启蒙对古典神话的重新评价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有关亚洲、北非和新大陆的游记已经向欧洲读者介绍了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之外的神话传统。随着最初的对比神话学者辨认出希腊罗马神话与当时很多欧洲人觉得野蛮落后的其他文化的神话之间的相似性，古典神话的传统光泽已经消失殆荆毕竟，它们并无多少特殊之处。 从这些文化重新评估中出现的是一种模式，将文明进步概念化为一种坚定不移地摆脱神话的线性轨迹。正如18世纪欧洲人逐渐明白的那样，拥有丰富神话文化的社会---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还有新世界及其他地方的当今土著人文化---属于文化的“初级阶段”。相比较而言，开明社会已经成功地抛弃神话和迷信，往往偏爱更严谨的思维方式。 这种文化演化描述的关键部分是焦点集中在人类心灵的认知发展过程。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化道路应该也意味着思想本质自身的转变---从产生和相信神话的轻信迷信心态转向能批判和评价论证优劣的启蒙思想。 这种认识论发展模式对哲学的自我身份定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借用20世纪古典学者威廉·奈斯尔（WilhelmNestle）的公式，哲学道路能被理解为从“神话（米索斯）（mythos）到理性（逻各斯）（logos）”的演变轨迹。在此观点看来，哲学家继续从事打破神话的工作，辨认出我们思维和文化中仍然残存的神话，对其进行批评性质疑，并用能经受住批判性审视的知识取而代之。 到了18世纪，柏拉图逐渐被当作哲学长期和持续进行的反神话斗争的首位支持者来广泛接受。在从前的世纪中，欧洲人可能更熟悉的是柏拉图非常不同的另一种形象。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描述的柏拉图思想。这种范围广泛的哲学传统的支持者在散落在柏拉图著作中看到了围绕善的最高级的、统一的形式形成的连贯的形而上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最初在古代后期繁荣发展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复兴起来。这个传统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常常有一种神秘倾向---部分是因为它为赢得与基督教正统思想分庭抗礼的地位而逐渐协商习得而成。为了让本来就警惕赋予异教徒过大影响力的基督教徒感到安心，新柏拉图主义者坚持认为，柏拉图一直受到神的灵感的启发，充当了上帝为人类历史设计的预言家的工具。他们指出柏拉图在《伊安篇》（Ion）和《斐德罗篇》（Phaedrus）描述的神圣诗学灵感，认为柏拉图本人意识到自己作为更高权力代言人的角色。这种对柏拉图的解读获得了一种神秘色彩。他们将灵感的角色提高到凌驾于理性之上的高度，其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诸如热情、爱或尤其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语境下神圣的天赋口才等主题。 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转向柏拉图时，他们常常是本着比新柏拉图主义更加古老得多的阐释传统的精神来做的。这就是学院派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学园的主导性思想流派---柏拉图死后三代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虽然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的连贯性是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核心教义，学院派怀疑主义者否认柏拉图有任何哲学体系。相反，其柏拉图是最优秀的反体系论者（parexcellence），不惜一切代价地抗拒教条，更喜欢搁置批评性判断。柏拉图的怀疑主义阐释者强调苏格拉底式质疑毫不留情的严谨性本质和某些早期对话的不确定结局，这似乎表明他们拒绝承认某些知识的地位。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式牛虻的描述帮助塑造了哲学公民素质的启蒙理想模型。 怀疑主义者塑造的柏拉图形象对启蒙时代的读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采取了类似的原则，即挑战权威和质疑现成的知识。柏拉图对希腊神话传统的批评特别引起他们的共鸣。伏尔泰称赞柏拉图将苏格拉底描述为崇尚科学的哲学家的原型，因为证明“月亮不是女神，水星不是男神”而受到迫害。 与此同时，支持柏拉图的启蒙思想家并不十分情愿接受彻底的怀疑主义结论，即根本不可能获得某些知识。最终，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协商之后达成一种妥协，完成对柏拉图的描述。他们接受柏拉图拥有连贯的哲学体系，真正有可能获得某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知识。不过，获得知识之路并非依靠启发或灵感，而是依靠学院派怀疑主义者推崇的批评理性。 柏拉图的启蒙读者也将他视为自己政治价值观的化身。他描述的苏格拉底牛虻帮助确立了哲学公民素质的理想---公民应该成为批评性思想家，拒绝想当然地接受社会规范，反而揭露知识中毫无根据的伪装以及社会神话的模糊性和神秘化。 启蒙时代的柏拉图形象受到普遍欢迎并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这意味着在它之前的解释基本上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柏拉图思想中那些不怎么吻合这种形象的方面自然不再被突出强调了。这就是理性主义者柏拉图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对此，尼采非常瞧不起。 柏拉图不仅仅是启蒙时代为其刻画的理性论证支持者的形象。非常显著的是，他的对话中包含了神话：精心构建的叙述穿插其中，并被编织进哲学调查里，是对希腊神话传统中现成材料的重新构造或模仿。比如，我们拿金属神话为例---波普尔将其比作纳粹意识形态---这个神话讲述了在地下制造公民的故事。按照这个神话的说法，神在造人之时加入了各种金属：有的加入了黄金，自然最适合成为统治者；另外一些加入了白银，成为统治者的助手和护卫者；而那些加入了铜和铁的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柏拉图的首批读者可能认识到，这个神话是多个世纪以来希腊神话（人性历经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铜铁时代而不断堕落下去）和腓尼基人卡德谟斯（Cadmus）（从地下诞生的人种）创建底比斯城堡（Thebes）的神话的首次重新创造。 从文体风格上看，柏拉图神话往往与对话中其余部分严谨论证的调查有明显差异。它们常常被置于虚幻的世界---比如金属神话中神灵的地下工作间，或者柏拉图有关来世的神话中的末世论风景---这些不是被用来当作柏拉图著作中本来可能得到支持的论证的标准。神话不过拿来讲述的故事，并没有打算使用理性或事实来论证其合理性。 在推崇柏拉图思想中更神秘部分的某些新柏拉图传统中，这些神话则被认为是其著作的重要方面。相反，启蒙时代对柏拉图的重新阐释并没有很好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如果柏拉图是第一个将哲学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人，那他自己使用神话从最坏处说就是个伪君子，从好处说是没有能遵循他自己提出的评判哲学好坏的严格标准。正如18世纪描述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占了上风，神话开始要么被令人尴尬地忽略，要么被当作哲学家著作中的古代传统残余而抛弃。他虽然开辟了最终走向启蒙时代的道路，本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启蒙。 启蒙时代的这个柏拉图大体上就是我们当今继承下来的柏拉图，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安的是，他与我们在阅读其著作时遭遇的制造神话的柏拉图共存于我们的想象中。这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提醒我们认识到，在我们只是将最容易获得的柏拉图遗产视为理所当然时可能被忽略了的东西。从前的启蒙叙述常常能遮蔽柏拉图神话中的哲学价值。比如，波普尔就指控柏拉图动用神话实现其纯粹的政治目的和宣传目的，这些最终与哲学自身的价值格格不入。 柏拉图赋予神话一种威力，使其重新塑造我们视为想当然的故事。 但是，波普尔没有意识到柏拉图常常求助于神话的方式与其著作中更具论证性的部分所展现出的批判性推理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关系而非截然对立的。柏拉图神话最终成为与哲学话语不同的，拥有自己独特形式的话语，它探讨的是我们世界观中扎根于内心深处的方面，很难依靠批判性理性单独挑出来。金属神话不仅仅提出具体的个人是什么人，天生适合做什么的普遍性主张，而且推动了哲学家重新想象人性概念本身。 金属神话出现在苏格拉底对《理想国》中设想的城市公民教育进行描述的特别的关键时刻。向公民讲述这个故事是在他们完成了音乐和体操等基础教育之后，此刻，他们被分成不同类别去从事城市中不同的职业。若按照波普尔的路线，这个神话长期以来被解读为一则政治宣传，传播类似于种族一样的观念，即个人天生就拥有某些属性使其适合于担任某种社会角色而不是其他。 但是，如果神话讲述了一个基于天赋才能观的故事，它也是一个重新再概念化出生特权的故事。这个神话的开头几句邀请公民去思考自己迄今为止所受到的培育和教育，把人生当成一场梦。按照神话的说法，公民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相反，他们从在母亲子宫里孕育到来到世界上以及早年的成长都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其本性也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中。只有在此过程完结之后，他们才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才会真正站起来。神话暗示，公民除非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教育，否则都还没有真正诞生呢。因此，不是根据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生命开始时赋予的品质而是根据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结束时拥有的品质来定义公民的天性。 借用希腊神话规范来创造自己的哲学神话，柏拉图赋予神话一种威力使其重新塑造我们视为想当然的描述自然和社会世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反过来能够提供有关价值观和期待的稳定的想象框架，这些精神因素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政治体验，对于塑造我们思考环境以及我们在环境中的地位的方式时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神话时抛开启蒙叙事添加在其上的附属物，其神话可提醒我们认识到神话未必总是哲学的对立面。柏拉图本人也认识到神话的危险性，但这个意识是更广泛地欣赏其威力和可能性的组成部分，是承认神话对政治和哲学可能既有危害性也有建设性的整体潜力。首先，柏拉图对神话的理解源自这个立场，即我们的世界观是被更容易依靠神话机制而非理性论证来理解和塑造的更深刻、更模糊的叙述来确定的。柏拉图将这个深刻见解应用在哲学家本人身上。正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向对话者暗示的那样，在教育理想城市的哲学王的漫长过程中就好像“我们悠闲自得地在讲神话故事一样。” 如今，我们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个观点，焦点反而集中在最具病态的神话形式上。文明进步的启蒙观的后果之一是，当神话真的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大脑中时似乎暗示了一种退步或返祖现象。这就是20世纪当人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时做出的令人警惕的回应。纳粹宣传家们加紧传播其宏大叙事，如由上帝拣选出的种族来实现拯救世界的使命，以及创建持续千年之久的王国，甚至还有围绕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神话构建的详尽家谱等。当代评论家们将这个现象诊断为神话在现代政治中令人震惊的“死灰复燃”。 神话不是不受任何变化影响的单块巨石而是处于开放的重新阐释过程中的动态故事。 当然，当今的神话批评家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些可能并非值得探索的可能性。二战后出于清算纳粹遗毒的考虑，人们对神话的态度非常警惕和谨慎，我们已经习惯于坚决反对神话：如果纳粹的恐怖行径是允许神话在现代政治中盛行所付出的代价，那么，无论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这个代价实在高得让人难以承受。如果借用17世纪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的说法，神话代表了“彻底迷失的世界”。在此观点看来，社会应该采取的立场是原则性地拒绝承认当今的神话形式---以免这样做为其提供合法性，或者打开走向进一步非理性的防洪闸---或者无论何时神话死灰复燃，我们都时刻准备好运用事实和理性辩论的武器库来进行反击。 但是，柏拉图神话的教训为我们指明了另一个方向。如果我们仍然对文化风景中的神话存在有过敏性反应，可能错过更大要点，面临在泼洗澡水时将婴儿一起倒掉的危险。柏拉图的见解是神话的威力十分强大，在政治和文化中有持久的影响力，这是尼采和波普尔批判柏拉图时的共同点。如果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将让我们陷入拒绝承认真正问题的风险，这些象征意义丰富的叙述的确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 但是，柏拉图自己重新创造神话哲学也暗示神话能够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被拿来使用。神话不是不受任何变化影响的单块巨石而是处于开放的重新阐释过程中的动态故事。我们继承下来的反对厌恶神话的态度不仅使我们无法充分认识柏拉图对神话的敏锐理解，而且阻止我们承认自己共同体中那些为了建设性地改善神话已经在创造性工作的人的价值，并从他们那里汲取教训。 2016年秋天，超过300个美国土著部落的代表聚集在北达科塔州炮弹镇（CannonBall）附近的野营地抗议建造达科他输油管线。拟建设的输油管线将非常危险地通过属于立岩保留地（StandingRockreservation）的土地，包括该保留地主要水源的奥阿希湖（LakeOahe），还有几个位置的场所可能吓坏居住在那里的苏族人（Sioux）。 最初，这些抗议者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任何那么大规模的工程都可能引发各种抗议---但是，该积极分子群体与寻常抗议者不同，他们逐渐从不同角度认识到自己在做的事，引用土著人神话传统重新塑造此时的重要意义，而这反过来提供了自我理解其共同体的新概念。美国西部的美洲原住民民族拉科塔（Lakota）预言讲述了一个时期，各个部落在“第7代”聚集在一起拯救人们和地球免于毁灭。对于立岩保留地的积极分子来说，该拯救时刻就是现在。他们曾经自认为是环境保护者，如今他们共同的任务是将其与祖先联系在起来的义务。在工程建设场地临时营地的积极分子---新涂了神圣油膏的神圣石头营地---不再是抗议者而是水源保护者。 立岩保留地的水源保护者在时间和地域上与柏拉图相距甚远。不仅因为柏拉图是生活在距今将近2500年前的雅典人，长期以来他还是死去的白人男性的典型代表，是将神圣石头阵营的民众之声排除在外的思想经典的先驱。 但是，柏拉图的要点是对哲学家来说，他与立岩保留地的水源保护者不大可能共享的见解也是教训。如果神话证明是现代生活无法逃避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教导我们不要对理性进步的启蒙期待能所向披靡丧失信心，相反，他邀请我们为周围的神话留下理论空间，牢记自己仍然有能力重新改造神话。 作者简介 琴太嬿（Tae-YeounKeum）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副教授。著有《柏拉图与政治思想中的神话传统》（2020）。 译自：Why philosophy needs myth by Tae-Yeoun Keum 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琴太嬿 著 吴万伟 译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哲文新译 （上下滑动查看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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