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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织布机 何滔 壬寅虎年的钟声将要敲响，天空乘兴飘起了大雪，宛如柳絮鹅毛，一片片一团团。顷刻间，宇宙的庄重与肃穆呈现，人生的典雅与圣洁跃然。满天飞扬的雪花撒在屋顶、地面和树枝上，如粉如沙般细腻；放眼素洁的世界不见一个皱褶，犹如羊毛地毯般舒展。茫茫的柳絮鹅毛，是我遗失久远的记忆，如今的再次重逢，心头珍藏的那幅图像便徐徐展开，继而是悲伤、思念之后的持久的温暖。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寒冬的雪夜，巴河之滨的小山村被多日的大雪覆盖，冰棍挂满了屋檐的瓦槽，树枝上的积雪只要轻微的震动，就会扑簌簌地掉下来，刺骨的寒风扎进肌肤，叫人直打啰嗦。因一点小事与二哥发生口角，我不敢找爸爸议论，于是走出家门去找妈妈论个输赢。我独自踉跄地来到织布机房，推门而入，一阵大风将屋内的油灯吹灭。我赶紧关上门，只听妈妈边唠叨边“嚓”的一声划过一根火柴，将油灯点燃。“这么冷了你跑来做么事？”，然后盖上灯罩。这是一个宽阔的屋子，织布机旁有一个天井，天井采光接雨，但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夜里却是寒气逼人。我委屈地走到妈妈身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凝望着妈妈的脸，妈妈青黄的嘴唇不见血色，唠叨声里失却了过去的厚重。妈妈双手抓住我的手，然后送进她的怀里，我感觉那粗糙的双手冰凉冰凉的，霎时禁不住鼻子一酸流出泪来。妈妈抽出右手擦干我的眼泪，摸着我的头问：“是不是二哥欺负你了？我回去找他算账。”我看着妈妈，良久之后，使劲地摇了摇头。妈妈见状摸了摸我的脸，安抚我马上回去睡觉，然后调转身子，脚踩踏板，手持梭子，合着节奏左右穿梭，织布机的“咔嚓、咔嚓”声和穿梭的“嗖嗖”声交相辉映，瞬间成为这个空荡机房里的骏马奔腾，这在那个冰冷的雪夜里，是那么铿锵，那么震彻心扉！冰冷令人清醒，凛冽叫人抖擞。我抖擞起精神，挥发出体腔内所有的热量，回家的路上没有了一点寒冷。 大凡亲历过困苦的孩子最能体悟母亲的慈荫。打这以后，年幼的我似乎长大了许多。不久，妈妈的勤劳和善良招来了一场“织布风波。” 1975年8月的一天，经常找茬的生产队干部方某，纠集数人诬陷妈妈开“地下工厂”，并整理材料上报，试图对爸爸组织又一轮的批斗运动。身为烈士女儿的妈妈坚强不屈，上下反应，据理力争。原来，妈妈为秋生叔叔织了一个布，对方以工换工为我家修葺了一个灶；给桂林家织了一个布，对方十分感激，主动送来7只小鸡作为酬谢；为志元伯伯织了两个布，对方付了3块钱以表酬谢，妈妈再三推辞，见对方发火了方才收下；给水章叔织了两个布分文未取，还将布缝成被子送去，以解一家老小燃眉之急。那拨人找水章叔做工作，要他揭发爸爸，说妈妈无尝织布是假，拉拢腐蚀贫雇农是真。老实厚道的水章叔当即拒绝：“我不能做违背良心伤天害理的事情。”妈妈的善举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一场风波在正义面前化为乌有。妈妈严寒下的顽强织就，不仅仅是送给孩子的温暖和希望，也是洒向人间的善良！ 不纺无以成纱，不织无以成布。计划经济年代的农村，是不可能如今所愿有钱购买成品服装的，唯从棉花开始，经营“穿暖”的一点一滴，这同时对家大口阔的人家来说，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那些年，生产队按人口分得一定量的棉花，然后各户将棉花晒干去虫，脱籽，脱下的棉籽大部分回收作来年棉花的种子，自留部分可在锅里掺沙炒熟，冬日里的火炉边，捧上一把放在嘴里咀嚼，那醇香和脆响是困难时期的一种奢侈。棉花去籽后要放到烈日下暴晒，秋后请弹花师傅“弹花”，除去部分杂质，让棉花松弛，成为分离松散的单个纤维，通过纤维组织的松散展开，才能捻纱成线，织成布匹。捻纱成线是一个长时间过程。纺线简便，只需一个手摇纺车即可；但纺线辛苦，需要数月完工。妈妈一般是在大家入睡之后才纺线，纺车的声响不足以影响到家人的入睡，常常一觉醒来，微弱的油灯下仍见妈妈不倦地摇着纺车。不久，二哥跟着学会了纺线；紧接着，我也跟着学会了纺线。我们总是在妈妈做饭时去纺一会儿，或是在妈妈累了去换一会儿。对我们的举动妈妈很是开心，她或许知道，孩子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心疼自己的妈妈。完成了纺线，下一个流程就是绕线筒，继而织布、染色、裁剪，最后才能进入到缝纫工序。 从棉花到缝纫，唯绕线筒工序最宏大、最有趣，也最具现场感。那些秋高气爽的日子，村落大门口宽阔的坪子上，几十个线筒扇面形地朝向一个方向，在主人的“指挥”下不停地发出青蛙般的呼鸣声。每个线筒进度不一，绕足一个就得换上另一个空线筒，线筒的接头要快要准还要不留痕迹，那阵势，是一般农村妇女难以驾驭的“战场”，犹如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奏，女性的胆略和机巧、沉静和柔美尽在其中。 那时的农村贫瘠表现在全方位，没有机械织布机，全靠手工。我们那个村落上百户人家，织布机大约两三台，能够织布的妇女也超过不了三分之一。农业生产一年四季的劳作有其规律性，织布时间基本上集中在昼短夜长的冬闲时节。从记事起，妈妈冬天的晚上不是在纺线车前就是在织布机上，晚上有什么事有什么话要找妈妈，家里见不着就直奔织布房，每每这样，妈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去外边玩，这里冷。妈妈跟你们织布做衣裳，过年做海军蓝，每人一件。”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孩子的天，总想在妈妈面前撒娇，在妈妈面前表现，让妈妈为我多做一件海军蓝，但妈妈每次的回答都是模棱两可，我心里老觉得妈妈偏心，直到若干年以后妈妈才对我说：“儿呀，我那时要为你多做一件，那爸爸怎么办？大哥二哥怎么办？弟弟妹妹们还穿不穿衣服啊？” 妈妈出身金贵，几个房疼爱着一个姑娘，从小就传承着外婆的持家技能，纺织浆洗、裁剪缝纫、绣花针线、烹饪掌厨。那些年份，方圆几公里的女孩出嫁，少不了请妈妈为新娘的被子、枕头、枕巾、鞋帮、鞋垫之类的嫁妆绘上图案，或花草，或百禽，或虫鸟。出工前，吃饭间，妈妈经常在人们送来的料子上提笔就画，用的就是我的圆珠笔，画得最多的是松竹梅、喜鹊和梅花、莲花和金鱼等等，后来才知道它们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岁寒三友”，比如“喜上眉梢”，比如“年年有余”。这些信手拈来的花鸟虫兽，变化生动，活泼醒目，或寓意或谐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也成为那个时期妈妈的一种精神寄望。 自我上小学以后，每年要添置一套新衣服，除了针线和染色的原料，不需花费一分钱，全是妈妈手工完成。我如此，兄弟和妹妹均如此。那时的时尚是海军蓝，染色原料的购买是我的专利，一袋原料大约要5分钱，捡拾一点旧尼龙变卖就能解决，一年两三袋就足够了。妹妹小，三岁不到就上台唱歌跳舞，妈妈就用札花手艺给小妹的衣裙装点花式，裙子随着妹妹欢快的舞姿飘动起来，煞是好看，常常引来人们的艳羡甚至妒忌。有一年的腊月，雪特别大，小年都过了，家里大大小小的棉袄还未完工一件，妈妈十分着急，白天家务，晚上通宵赶制。到年三十吃过年饭，爸爸、大哥、弟弟妹妹都穿上了崭新的海军蓝棉袄，我和二哥的衣服还未裁剪。年饭后，妈妈放下手头的家务一头扎进了缝制中，整整一个通宵下来才把二哥的棉袄做好。大年初一，鞭炮将我吵醒，妈妈摸着我的头说：“三儿最听话，你先睡一会儿，等二哥去队屋拜了年，你再穿二哥的新衣服去。到下午了，你的新衣服就好了。”穿上二哥的新棉袄，到队屋接上一捧花生，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那份喜悦，是今生无以复制的幸福。那些时候，妈妈常教我们唱歌，唱得最多的就是这样开头的那首歌——“吃饭一大桌呀哈，全靠我一个呀哈！……”大家齐声合唱，然后是笑声一片。时过境迁，经年的岁月浸润，每每哼起这首歌，孩提的欢快迅即变成莫名的惆怅！ 雪夜织布机，灰暗忧郁的空间，稀疏清冷的孤灯，矫健敏捷的身影。我将这雕塑般的图像藏驻心头，不时抚摸，不时亲吻。她不仅是一部家庭苦难史的插图，也是一个时代的背景，连接着严酷的环境与求生的意志。不管图像中的妈妈离我多远多久，妈妈留给儿子的精神意志，随着时间与生命的淬火，历久弥新！ （2022年1月29日） 
何滔，湖北黄冈人，从革命老区阳新县走出来的公务员，当过老师，干过乡丁，做过县官，跑过记者；热爱文学，挚爱书法，喜欢摄影；先后在阳新县委、黄石日报、黄石市广电局、黄石市文化新闻广电局工作，现供职于黄石市人民政协；高级编辑，中国报业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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