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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智高的余波当然不仅仅停留在人事变动方面，在社会层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羁縻州到土司制度侬智高的叛乱，让大宋终于有机会认真反思一下原来的羁縻州制度了。 早期的封建王朝能够对中原腹地进行有效的治理，但对于偏远边疆则鞭长莫及。因此从秦汉到隋唐，都实行了羁縻州制度。  这些边疆地区，中央朝廷直接治理成本太高，以羁縻制度或土司制度实现土人自治，还是可行的。 “羁”就是套马的笼头，“縻”就是系牛鼻子的绳子，朝廷通过有效的措施，对边疆地区的有实力、有威望的人进行笼络，让他们臣服于中央政权，再让他们管理当地的民众，从而达到将整个区域纳入版图的目的。 羁縻州不同于蕃属国，虽然都称臣纳贡，但蕃属国不属于中央政权的版图，如唐朝时的朝鲜三国、日本、南诏等，宋朝时的越南，还有大理，虽然都臣服纳贡，但不算是版图范围内。 羁縻州则不同，只要你有能力在边疆区域打下一片势力范围，有本事不被别人兼并，有能力让你统治下的民众吃上饭，有能力按时向进行进贡，你就可以通过附近的正统州的知府向朝廷申请册封，按你的势力大小，授于一定的官位。 像三国时的诸葛亮对孟获，吴国孙权对于士燮的控制，都是从'羁縻'的角度出发的。  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对疆域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羁縻制度是针对边疆的一种治理模式 宋朝的皇帝对于国土扩张的欲望有些不够强烈，远远不如秦始皇与唐太宗。 秦始皇对扩张的欲望是向东打到海，向南打到尽头，向北打到匈奴，向西就算了，甘肃以外也没啥东西了。 唐太宗也是无休止的扩张，对高句丽几番用兵。 但到了宋朝时，感觉赵大与赵二除了对抠住其命门的北方与西北使劲外，对南部疆土基本上算是无欲无求，当年拿下四川后，赵大拿着玉斧对着地图一挥：“大渡河以南的地方都不要了。” 有点像我们炒股赚了点钱，然后说：“够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就退出股市了。”  宋挥玉斧，判定了宋朝与大理的边界 所以一直以来，宋朝对于云南、贵州、广西的疆土都有些漠不关心。只要这些人来进贡，只要有代管的正统州知府上报，基本上都会进行封赏，每个时段的朝贡，也是重重的赐还。 大宋的统治阶层知道，羁縻州的实际控制者对朝廷是有需求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都可以给他们。因为他们缺少统治的“王化之道”，也缺少推动羁縻州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能力，无法壮大。将来时间充足了，自然有机会纳入正规的管理体系之下。 现在，按低成本的模式，先维持着吧。 不过，到了宋朝时，由于越南李朝的介入，侬智高事件快速发酵，直到搅得财赋重地广东也鸡犬不宁，湖南腹地也受到威胁，高层开始反思如果处理羁縻州的问题。 狄青平叛后，文官集团认为单纯依靠对中央没有归属感的土人进行治理，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借助狄青的兵锋，原来广西一带的土人俚官獠官全部被清除后，文官集团开始安排汉人的官员或武将在广西各个州县进行管理。 有民间的传说：“当年跟进狄青翻越昆仑关的23个勇士，他们都是山东青州人。在狄青的安排下，战后封赏，这些人全部留在了广西，当上了广西各个州县的土司。”  广西崇左的大新县，有八个土司州。现代人是为了搞旅游，否则这个制度可以研究，真没有必要搞纪念。 广西的土司，可以世袭，号称'“世镇其地，世镇其民，世镇其兵',土司的级别也有高有低，但都需要朝廷的任命，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就是三样：'纳税'、'进贡'、'听调'。如果不服从，就视为叛乱。 土司制度的演变：一直以来，广西的土司都比较听话，与中央朝廷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反而是贵州、云南的土司经常有造反的，明朝时，为了镇压贵州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大明派了20几万军队。 可能由于广西的土司被狄青彻底地清理过了，同时大大小小的土司也较多，相互间有牵制。到明朝时候，广西土司提供的'狼兵'，可是朝廷对外征战的绝对主力。象贵州的土司，一枝独大，又没有经过充分的革命洗礼，几十代传袭下来，早不知敬畏为何物了。  瓦氏夫人也是岑姓土司之后，其率领的狼兵也是明代抗倭的主力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度的延伸与加强，巩固了边疆与朝廷的关系，历代土司都是表面对朝廷恭顺，反正表面听话又不费什么代价，在自己在小王国里，差不多都是以皇帝自居的。 没有管控的权力真的很可怕。什么初夜权、剥人皮、点天灯都有过。越是闭塞、越是没文化，越是没有管理，社会发展就会越残暴。 不过到了清朝的时候，碰到了对中央集权空前狂热的雍正皇帝，什么土司啊，世袭啊，整个大清，除了养几个铁帽子王爷外，哪来世袭啊，全部拿下！ 就这样，土司制度一直苟延到民国，甚至于解放后，最终被流官制度所取代。 应该这样讲，土司制度在宋元时期，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帮助；到明清时期，基本就是毒瘤了；至于延续到民国甚至是解放前的土司，在面对现代的武器与军事思想，纯粹就是找死了。  岑春煊：民国时反袁的盟主。其祖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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