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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沙马的大部头犹太民族史。这部书的史学性质高于其“故事”性，大多数时候都在研究和探讨一些民族史的细节和经典问题。由于专业程度高，注释和解释也很多，所以并不合适闲散阅读。比之前些年网红之后就了无声息的丝绸之路历史，水平上不知高出多少。 犹太民族史，确实就是人类历史河流中的一曲悲歌。这是一个从两千年前开始，就已经特立独行的民族，“按照诫命而生活，但不为诫命而死”，他们所发生的地域特点，以及这个民族所承受的仇恨、诅咒，决定了他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孤傲。越是在现实中被遗弃或压迫，越是在精神世界上显示出自己的骄傲。 谁也无法低估《托拉》在犹太民族历史中的地位，而一个民族的性格乃至命运，都被一部经典所决定，人类历史上估计也就这么一号而已。 犹太民族始终在“出走”，从埃及出走，从伊比利亚半岛出走，从每个时代人类的中心出走，游走于各个领地之间，游走于各个民族之间，也正因为游走在各个文明、民族、族群、国家之间，他们天然地与商贸金融血脉相通。他们护持着心中的戒律，奉行着古犹太教的礼仪，一辈辈积累下来的生存法则，都集中于《托拉》的解释和注释中。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他们更加注重律法，也没有谁比他们更加注重传承。
托拉的卷轴版本 一千多年前，迈蒙尼德在修订廓清《托拉》的时候，为犹太人指定的行为疗法中，就提到：选择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要医生，二是要有可靠水源，三是要有学校和教师。一千多年前的两大要素，直到今天还是人们追寻的东西：医疗和教育。这是一个游走于世界边缘的民族千年积累的经验。 可以说，以《托拉》及其阐释的《塔木德》、《密释纳》，以及摩西律法，就是犹太人那个看不见的“政体”，甚至是看不见的“以色列王国”。一千多年以来，这个民族通过世代相传的精神构建，构筑起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王国，使之显著地不同于其他有实体领域的民族。
一手精研经文，一手精算保险，这样的犹太拉比们比比皆是。一面是依靠虔诚信仰和严格戒律维系的共同体，一面是精于计算和研判的工作团队。 关于犹太人的戒律传统问题，联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在当时诸多门派中，也是以严格的自律闻名，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原大地上的一群异类。他们崇尚极简的生活态度，严禁一切娱乐，无私地维护他人乃至他国的公利，乃至从早期的巨子传统，逐步演化出了所谓侠客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处世态度，也是导致墨家最后几乎在历史上消失无踪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胆地设想，如果中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一直维持春秋战国那个状态，也许墨家的巨子们就会像犹太人一样，传承下来并形成一种民族传统。 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犹太民族的这种戒律意识，也受益于与中亚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始终没有被一个集权政府过久地统治。 没有外部组织形式上的集权统治结构，就生发出一种精神世界上的集权——虔诚的民族信仰和强烈的种族意识，作为对组织形式上的一种替代。 从这里反观中国，恰好相反，过于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治者通过科层官僚体系逐渐内化的儒家伦理，使得中国人群体过早就接纳了政治技术的治理，严密的中央集权治理结构，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形成高压，一方面是缺乏精神活动之空间，另一方面则让宗教、信仰可有可无。这可能也算得上是一种制度依赖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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