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正義》作者張守節新考高樹偉 摘 要：據《〈史記正義〉序》及《册府元龜》卷606、813、899三處記載，綜合《史記正義》相關內容，可大略考訂張守節生卒年、師承學脈、仕宦經歷等，且提供考察《史記正義》成書、進呈、早期流佈及其與《史記索隱》關係的新視角。張守節，蘇州吳人，生於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稍前，卒年遲至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後。歷官至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以潁王傅致仕，頗得唐肅宗嘉獎。一生歷高、中、睿、武周、玄、肅數朝，享年七十八歲以上。與司馬貞同師同郡張嘉會，承揚其學。張氏六十歲前，優遊丘園，未求仕進。於開元二十四年（736）五十六歲左右，完成《史記正義》。唐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史記正義》進呈後，並未迅速流佈。直至南宋，上層讀書人多有徵引，但影響有限。或正因其未刻，自三家注刊行，單本遂亡。 关键词：史記正義張守節 史記三家注 册府元龜 史記索隱 東漢以後，尤其到了魏晉南北朝，漸有為《史記》作注者。此後，雖出現不少注本，但大都亡佚。歷史上影響頗大的《史記》注本，有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下稱《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下稱《正義》）三家，各有優長。其中，尤以張守節《史記正義》遺留問題最多，論争紛起。 《正義》三十卷，與《索隱》單行本卷數相同，也曾以單行本流傳。[1]研究者認為，《正義》《索隱》二書多有複重，因此合刻《史記》三家注時，對《正義》頗有刪略，又散附《集解》《索隱》之後，合刻本行而《正義》單本漸亡，原書舊貌滅裂難考。[2]因張氏生平史料闕如，《正義》單本未傳於世，致無法釐清張守節生平仕宦、師承學脈及《正義》寫作背景等問題。因此，探研張守節生平，蒐輯排比散於合刻本外的佚文，以復原《正義》，並據以分辨與《索隱》之關係，久已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要問題。 《正義》作者張守節，兩《唐書》無傳，相關材料有限，《四庫提要》也慨歎“守節始末未詳”。[3]先前，研究者多據《〈史記正義〉序》討論張守節生平事跡，因序文簡略，推考語多未詳。[4]張守節《〈史記正義〉序》而外，《册府元龜》（下稱《册府》）卷606、813、899還有三處關於張守節的重要材料，未受重視。本文分三部分予以考論：先鉤沉《册府》三處文獻記載，證其全為《正義》作者張守節；次據以考訂張守節之師承、仕宦與交遊；再據以研討《正義》成書、進呈與早期流佈。 一、《册府元龜》載張守節事歷鉤沉 《册府元龜》1000卷，宋王欽若等編纂。其修始於宋景德二年（1005）九月，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一月刊刻進呈。[5]全書分帝王、閏位等三十一部，部下細分一千多門。此書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原始材料，不少史料僅見於此書。南渡以後，是書刻本流傳已稀。在明崇禎十五年（1642）黃國琦刻本以前，此書多賴轉抄流通。祥符初刻，今已無存。審今存宋本殘帙，知南宋時至少曾有三次刊刻，今皆殘缺不完。[6]更可惜的是，《册府》卷606、813、899載録的三條張守節史料，宋本僅存其一。現將三條材料排比如次，略作考訂： 其一，《册府》卷899云： 張守節爲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鄕。以潁王傅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匹。儒者爲榮。[7] 其二，《册府》卷606云：“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義，注《正義》四十卷。”[8]此段文字，諸本各異。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兩部抄本為例，試為勘正。其中，一抄本作“張守節少集詩尤禮精史記著正義四十卷”[9]。另一抄本作“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記著正義四十卷”[10]。“集《詩》《禮》”，語義不明。檢《册府》各部所載，如杜之偉、卓茂等人，皆稱“習《詩》《禮》”，別無“集《詩》《禮》”語例。[11]另比勘《册府》卷813所記張守節“少習《詩》《禮》，尤精《史記》”（詳後文），這段文本應作“張守節少習《詩》《禮》，尤精《史記》，著《正義》四十卷”。[12]集、習二字，不但上古、中古音近，今音也近，蓋因此致誤。審視《册府》卷606、813兩處，文本似有承續，且明記張守節“著《正義》”。 此外，熊少聰、周浩賢在考訂張守節生平時，還注意到《册府》卷813另一條更重要的材料： 李守節，蘇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於衡泌之下。既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潜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歎焉。[13] 他們指出，此李守節與《正義》作者張守節，尤其是與上引《册府》卷899所記張守節師事、仕宦、致仕、著《正義》皆合，實為同一人。[14]覈傳世宋本《册府》，皆殘去卷813。檢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三種明鈔本及臺北“國圖”藏明藍格抄本，“李”字處多闕文，或頂格書寫“守”字（圖1）。明刻本《册府》錯訛之多，已是學界共識。陳尚君教授曾指出：“以宋本校明本，可以改正明本訛誤的地方很多，一般半頁200字總會有四五處甚至十來處誤字。”[15]明刻本“李”字應為“張”字之訛，或因宋刻此處已漫漶，手民據之轉抄刊刻致誤。此條所記，確為《正義》作者張守節。
圖1：《册府元龜》各明抄本卷813載“李守節”及卷606載“張守節”[16]
圖2：《〈史記正義〉序》與《册府元龜》三條史料關係圖 《〈正義〉序》以外，以上《册府》中的三處記載，是有關張守節生平更為詳盡的材料。史料以求真為尚，在使用這三條材料討論相關議題之前，結合《〈史記正義〉序》從書名、時序、官銜及其學習仕宦經歷等五個方面錯綜考訂，以呈現其緊密關合。 首先，著述書名。《册府》卷606所記張守節“著《正義》四十卷”，與《正義》序“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關合，唯卷數異。其次，時序次第。《册府》卷899載張守節“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鄕”。案唐肅宗用“上元”年號凡二年，既云“上元初”，應即肅宗上元元年（760），這與卷813“年六十，不求仕，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742年或稍後），及《正義》序中張守節自述“涉學三十餘年”及著《正義》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殺青，於人壽限之中，其時序契合頗為緊密。其三，仕宦官銜。《册府》卷813所記“東宮率府長史”“諸王侍讀”與《正義》序結銜中的“諸王侍讀”“率府長史”關合，所記“太子右諭德”與同書卷899“太子右諭德”關合。其四，習學經歷。《册府》卷813所記“少習《詩》《禮》，尤精《史記》”與同書卷606所記“少集《詩》《禮》，尤精《史記》”同出一源。與《正義》序“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鋭心觀採”亦同。其五，辭官隱退。《册府》卷813詳記張守節辭官隱退（“既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潜遁而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莫不嗟歎焉”），與同書卷899記其“肅宗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鄉”同。 《册府》三處所記，與《〈史記正義〉序》藤蔓瓜葛、錯綜關聯，且可互相證明，已形成扣合緊密的完整證據鏈（圖2）。是《册府》卷606、813、899三處所記，均為《史記正義》作者張守節。 二、張守節之師承、仕宦與交遊 據《正義》序及《册府》卷606、813、899所載張守節三條史料，勾勒張守節生平如下： 張守節，蘇州吳人，生於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稍前，卒年遲至唐肅宗上元元年以後。曾與司馬貞師同郡張嘉會，六十歲前，優遊丘園，不求仕進。開元二十四年，於五十六歲左右完成《正義》。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期間，曾進呈《正義》。歷官至太子右諭德、集賢院待制，暮年以潁王傅致仕。一生歷經高、中、睿、武周、玄、肅數朝，享年七十八歲以上。唐肅宗曾下詔嘉獎其父子德行云：“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匹。儒者爲榮。 張守節年近六十尚“優遊丘園”，天寶初方“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若以天寶元年（742）張守節六十歲計，其生年可逆推至唐高宗永淳元年。考量兩處材料，唐天寶元年，張守節至少已六十歲，則其生年必在唐高宗永淳元年稍前。張守節致仕時，在七十八歲前後。由此推考，唐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節完成《正義》時，應在五十六歲左右。 《册府》卷813所記“蘇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知張守節實為蘇州吳人。這對確認張守節師承、辨析相關文獻及認識《正義》注解蘇州地理都有重要價值，略作論述如下： 首先，這條材料明確驗證了此前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對張守節和司馬貞同師張嘉會的判斷。[17]三人關係的確認，為重新思考《索隱》《正義》的關係提供了新視角。張嘉會、司馬貞、張守節，同為吳人，雖司馬貞、張守節年齒稍殊，既有同師張嘉會的經歷，應互相知曉。由此對重新審視《正義》《索隱》之關係，也有啓發。其二，張守節為蘇州吳人這一事實的確定，可將此前看似與張守節相關的文獻剔除。如河南扶溝曾出土一方張守節墓誌，[18]由籍貫及時間可確認此誌並非《正義》作者張守節。其三，知其人而論其書。張守節為蘇州吳人，由《正義》內容來看，凡涉蘇州處多詳瞻周密，古跡具其里程，多目驗親歷，如注《天官書》“星墜至地，則石也”云：“今吳郡西鄉見有落星石，其石天下多有也。”[19]再如注釋《周本紀》“太伯”，言其奔吳之後，其城在蘇州北五十里長洲無錫縣界梅里村，且其城及冢見存。[20]又如《東越列傳》注釋“禦兒侯”，言“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21]注距離、方位頗精確。以上均為《正義》目驗親歷、如數家珍詳注吳中地理，與守節為吳人的具體呼應。且《正義》多引《吳地記》注解考覈，可見張守節對吳中歷史、地理的熟悉。由此角度切入，對把握《正義》在地理注解，尤其是與蘇州相關部分的注釋會有更深理解。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是唐天寶初年張守節“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後，進呈《正義》時的結銜，進呈《正義》當在天寶初年仕進以後。“諸王”即唐玄宗諸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22]其主要職責是教以經術、禮儀，使知父子君臣之教。[23]《舊唐書》載諸王宅及侍讀云： 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敎，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濟，蓋舉全數。[24] 據此，可揣想當日玄宗諸子侍讀情形。作為諸王侍讀的張守節，無非輔導讀書、講論經史、進書備問，曾任侍讀的韋綬、陳夷行、馬懷素、褚無量、喬琳、王叔文、賀知章諸人小傳，於研究張守節的侍讀經歷足資參考。[25]以上數人中，褚無量、馬懷素、賀知章唐玄宗開元以後皆曾為侍讀。尤值得注意，開元十三年，賀知章充皇太子侍讀後，直至天寶三年（744）上疏辭官還鄕。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末，肅宗還曾賜詔褒獎。[26]賀知章辭官歸里之際，恰是張守節應徵入仕之時，二人似應相識。且褚無量也曾受史於張嘉會，[27]張嘉會授學門生也是考察張守節交遊的重要線索。 “宣議郎”則為散官，從七品下，[28]無實權。“右清道率府”是唐所置十率府之一，為唐太子屬官。清道率府分左、右，“率府長史”則為正七品上，掌管諸曹府事，如兵仗儀衛、巡警之類，為諸王保衛官員。[29]《册府》所載張守節銜名為“太子右諭德”，其職事為掌諭太子。《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右春坊”下有“太子右諭德一人”。[30]“太子右春坊”，為唐代官署名，下設右庶子、中舍人、右諭德等職，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諸事。[31]是書同卷又云：“太子右諭德一人，正四品下；龍朔二年置，職擬右散騎常侍。”[32]“職擬右散騎常侍”，案《唐六典》卷九“右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故事已詳於左省。顯慶二年置，龍朔二年改為右常侍，咸亨元年復故。右散騎常侍掌如左散騎常侍之職。”[33]另，據《唐六典》門下省卷第八記“左散騎常侍”自秦至唐之沿革，及“左散騎常侍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34]具體描述，可知任太子右諭德的張守節，有出入禁中之便，兼掌文書、備顧問等職。關於“集賢院待制”，集賢院的前身為乾元院、麗正院。其產生，與唐開元、天寶年間校書活動關係頗密切。後來，亦設修纂、待詔、侍讀等職。集賢院待制，其職為起草詔書。 由以上官銜切入，可對天寶年間張守節高道應徵之後以東宮、集賢院等處為中心的交遊圈再做探研。除了褚無量、賀知章，唐玄宗天寶以後，待制集賢院的杜甫等人，[35]都可能與張守節相識。此外，肅宗手詔“卿父子相從，大膺儒術”“仍加子職”也頗有可玩味之處。這與賀知章辭官情形類似，天寶三年，賀知章上疏請求辭官歸里，唐玄宗許之。也曾拜其子為典設郎，又為會稽郡司馬，以資孝養。[36]張守節此子事跡，未得確考。[37]為考證張守節家世，曾篩檢美國猶他家譜學會、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等處近十萬册家譜，所見有限幾種蘇州張氏族譜，也僅溯至北宋張載，唐代史跡仍渺茫難尋。 三、《史記正義》成書、進呈與早期流佈 《〈史記正義〉序》不僅保存了張守節進書時的結銜，且記述撰著《正義》的宗旨及過程，還反映了《正義》進呈等細節，《册府》中的三條材料既已考實，現重理《正義》成書、進呈及早期流佈。 由序末“於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知《正義》成書及撰寫此序應均在唐開元二十四年。[38]《正義》殺青時，張守節仍未仕進，尚未任諸王侍讀、宣議郎等職。若《册府》“優遊丘園”四字寫實，張守節撰著《正義》當在吳地，似非長安。此前，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曾據《正義》殘存二注，證張守節曾與司馬貞同師張嘉會。今增《册府》“師事同郡張嘉會”一條，其師承學脈，更無疑義。吳郡張嘉會為唐代傳承《史記》舉足輕重的人物，雖於《史記》無注義，[39]湛溉司馬貞、張守節而成《索隱》《正義》，其旨“殆絶而不絶矣”。[40] 瀧川資言指出的，《史記》卷五八《梁孝王世家》云：“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41]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卷前《正義》云：“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42]是張守節撰著《正義》，不僅師承張嘉會，且其撰著《正義》時，手上竟有張嘉會說解點讀之舊本。同郡同姓，且有師承授受之誼，二人關係引人遐想。 撰著《正義》之時，張氏尚未入仕，故其徵引典籍出自唐室藏書的可能性較小，從《索隱》《正義》引書數量也能看到這種差別。雖《正義》刪略頗多，《正義》引書種數（約200種）仍明顯少於《索隱》（約420種）。[43]且從二書所引同書內容看，《正義》有源本類書者。[44] 考現存最早三家注合刻南宋黃善夫本《史記》，書前冠以《集解》《索隱》《正義》三序（另有司馬貞《補史記序》），附《正義》論例、謚法解等。為便討論，迻録合刻本《〈史記正義〉序》所署銜名及論例、謚法解等如下：
圖3：黃善夫刻本張守節署名結銜 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所署銜名一行與裴駰、司馬貞略異。黃善夫本書前《集解》《索隱》二序署名及銜分別為“裴駰”“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獨《正義》張守節結銜及署名後，較前二書多一“上”字（圖3），“《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署名、銜亦同。合刻本所據《正義》底本原書狀貌雖不可考，但由此殘存的“上”字，知其所據底本應源出唐室藏書中的張守節進呈本。 《正義》進呈後，並未迅速廣泛流通。管見所及，南宋以前，尚少人徵引。唐人著作，僅杜佑《通典》約略引及，[46]蓋其位極將相，勤勉嗜讀，[47]有博覽皇家藏書之便。而成書於日本寬平三年（899）的《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正史家”著録《史記》相關著作如《史記音》《史記音義》《史記索隱》《史記新論》《太史公史記問》等五種，也未著録《史記正義》。由此側面，也可見《正義》在北宋以前，並未廣泛流佈，其影響所及，應僅限於上流讀書階層。 北宋以後，徵引《正義》的著作頗多，且散於各地，蓋其輾轉傳抄，見者既多。如《吳郡志》，曾引及《正義》二十餘條，多有不見於三家注合刻本者，[48]其源出《正義》單本無疑。此外，南宋呂祖謙《大事記》《大事記解題》、王應麟《玉海》《通鑒地理通釋》《詩地理考》、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均曾引及《正義》，且多有遭三家注合刻本刪削的文字。[49] 綜合歷代目録及唐宋文獻引文，《正義》自成書單行，至南宋慶元年間黃善夫合刻三家注，期間無明確版刻記録。凡引張氏《正義》者，無論是唐代的杜佑，還是南宋范成大、呂祖謙、王應麟、胡三省，皆儒林、文苑一時之選。且除胡三省，均曾有任職朝廷中樞之經歷，有觀覽皇家藏書之便。南宋宮廷藏書中，仍有藏《正義》單本。除此而外，單本《正義》還曾傳至日本，雖無書志明文記載，瀧川資言等研究者所輯與以上南宋諸家著作所引《正義》多有契合，是單本《正義》曾流佈日本之證。《正義》早期流佈情形大抵如是。或正因《正義》沒有板刻，自三家注刊行，單本遂亡。 四、餘論 《索隱》《正義》二書之關係，以往的争論頗多，楊海崢教授曾在《漢唐〈史記〉論稿》總結道： 《史記索隱》雖成書在《史記正義》之前，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張守節見過《史記索隱》，所以《索隱》與《正義》的關係是後代學者不斷争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如錢大昕說：“按守節撰正義，成於開元二十四年。小司馬索隱則《唐書·藝文志》注云：貞，開元潤州別駕。是兩人生於同時，而其書不相稱引。”完全否定了兩書的關係。邵晉涵則認為：“守節涉學三十餘年，蓋積一生精力為之。故能通裴駰之訓辭，折司馬貞之同異。”與錢氏意見完全相反。直到現在，這一問題仍無定論。[50] 表1：司馬貞、張守節生平比對表
司馬貞，字子正，蘇州人[51]，生卒年未詳。少從同郡張嘉會習《史記》，唐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主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職。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稱“小司馬”。唐開元初，司馬貞已在唐室爲官，而張氏尚未仕進，《索隱》《正義》於開元年間先後殺青，時間應相去未遠。[52]且天寶初，張守節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進呈《正義》即在這段時間。故張氏與司馬貞雖並世同師，而《索隱》《正義》二書未見互相稱引，驗之以《正義》所附“論注例”，引及裴氏而未言小司馬。覈以二書撰著時間，也並非難以理解。至於《索隱》《正義》二書重合之處，尤其是《正義》部分文字看似疏解《索隱》處如何解釋，仍有待在盡力輯《正義》佚文、復原其書的基礎上，綜合比勘單刻本《索隱》、三家注合刻本，充分考慮傳抄、刊刻等多重因素對《索隱》《正義》文本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再做深入探研。 此個案對思考文史研究方法、古典文獻學當下及未來工作之側重也有些啓發。因明刻致誤而被淹沒在《册府》裏的卷813這條材料，接連被異地三四位研究者注意，實歸功於古籍數字化帶來的查檢便利。像《册府》這樣卷帙浩繁、內容枯燥的大部頭類書，又宋刻殘缺、明刊訛奪，即便懷有特定的問題意識窮力閱讀，也難免迷失於紛繁的文本之中。而如張守節生平事歷這樣懸置多年、尚待考究的重要問題，竟在尚顯粗疏的數字化文本中關聯檢得，可見人力有時而窮，亟待將古典文本做更為規範地離析、整合，以帮助延展对古代世界的精細認知。 文史研究中類似重要問題的解決路徑，除熟稔材料及洞察敏銳外，還應充分考慮如何將古典文本從書籍等傳統載體中有序離析出來，以文本為主軸，關聯目録、版本、校勘，以建立古典知識溯源體系。這一體系一旦建成，問題及解決路徑也會隨之有序化，必將解放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轉而聚焦攻克更高難度的問題。然而，當下古籍數字化仍存在各方面問題，在知識媒介迅速轉換的當下，如何將以書籍為主要載體的古典文本科學引渡至新媒介，當然是古典文獻學研究的應有之義。古典文獻學領域理應有部分研究者主動參與此業，以對古典文本最為切近的理解思考該如何建設古典知識溯源體系，更多重要問題及解決路徑也必將隨著這個體系的日漸完善紛至沓來。 附記：拙文初稿完成於2017年初，為選修楊海崢教授“《史記》研讀”課程作業的一部分。因當時僅見《册府》卷606、899兩條材料，未及留意卷813所載“李守節”條，推考張氏生平簡陋，乃棄之篋中，羞於示人。時隔三年，在文獻沙龍“學術檢索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談中，蘇芃教授偶提及考索張守節生平事。先後承周浩賢、熊少聰兄惠賜大文，斟酌詳略，刪存同異，對舊稿重作董理。覈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册府》抄本，曾承業師劉玉才先生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王孫涵之博士幫助。文中討論唐代職官部分，承中華書局編審張忱石先生匡正。又承蘇芃、李林芳、杜以恒、夏寅諸師友賜正，拙文據以完善。特此鳴謝！ 高树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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