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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苦乐并行 小家渐大 01 我们的国家，像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巨人，在目标明确，但并不平坦的道路上，忽左忽右地行进，他还没有那么先进的交通工具，可以不偏不倚地奔驰在一条笔直的轨道上。车后，载着他几万万的子民，父亲母亲自然也在其中，他们一起走上了一段从来没有走过的新的里程。 新政策下的工作作风，果然有了很大改变，上级的指示精神，队里大事小事，干部把会都开到了田头地边。有时候一个会分几场开，大会改成小会，缩小规模，缩短时间，让大家少跑路，尽量方便群众，不耽误劳动生产。 生活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也在改变。劳动开始实行工分制，队里鼓励匠人们外出“捞”副业赚钱，并按规定时间和标准上交队里，再记工分参加队里的结算；也鼓励大家在集体劳动之余，各显神通挣外快，提高生活水平。口粮分为基本粮和劳动粮两部分，基本粮是国家分配的，平均一致。开始每人每年大约300斤左右，劳动粮则是工分越高，吃得越多。所以家庭劳动力弱的，粮食就不够吃，所以母亲白天就拼命多出集体工，多挣工分；晚上就盼着早点收工，好回去打夜工纺线线，卖钱，织布缝衣裳。 前面几年，过去一直有种植的棉花，为了提高粮食收入，都改种粮食作物了。 说起种棉花，母亲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和姨妈那些可笑的种田经历。土改时，母亲家也分到了田地，有两个人的田，分在了离家较远的地方。种田也基本上是姐妹俩的事情，种什么都得姐妹俩收回家去；为了让自己轻松一些，便商量着把田里种下的芝麻秧锄掉，留下棉花秧，因为觉得芝麻太重，到时候弄回家不容易，棉花是那么轻，当然选棉花。后来才想起，捡棉花是轻，但是棉梗也是要挑回家去的，比芝麻还麻烦，后悔没有留下芝麻锄掉棉花。母亲和姨妈出嫁，都是外婆用自己家种的棉花纺成的纱线，自己制成的蚊帐。纺纱织布，多少年来，不仅维系着自己家里的需求，还可以赚钱贴补家用。 所以，棉花一停种，问题就来了。棉花纺完了，请人织的大布也用完了，又没有布票买布。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动动脑筋，看能在没有布的情况下想办法做出衣服来么？母亲能。母亲曾经缝制了一件特殊得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衣服。当时，布买不到，帽带却可以随便买，母亲买来帽带，剪成裤子长度的小段，请裁缝师傅来家做上工，一根根地拼接起来，为父亲缝了一条帽带裤。 我只能说，我是万万想不出这等办法的，绝对是创想。 我追究专利权：“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母亲：“没得，没得东西呐”。 听起来答非所问，但我明白母亲说的是没有东西逼出来的，并不是学来的。 我不放心，换个方式再问：“裁缝师傅还给别人也做过这样的衣服吗？” 母亲：“没有”。 “那就是您自己翔（创想）出来的？” 母亲：“嗯”。 “那帽带有多宽？一寸有没有？” 母亲：“咧哪有一寸？帽带你不知道啊？就几分宽呐”。 我当然知道，就是不能相信，母亲怎么会想到用那么窄的东西缝衣服，也太不可思议了，还敢请师傅，师傅也愿意帮忙？ “是长裤还是短裤？”我想，要是短裤也容易接受一些，于是又问。 母亲答：“长裤”。 “长裤啊，我的天，那得花多少功夫？爷爷（父亲）穿了吗？” “穿了，哪会不穿呢？穿起热乎啊”。 噢，原来母亲是为了父亲能御寒保暖，藏在里面穿的。那是怎样的聪明，怎样的用心，又是怎样的需求？更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就只能挨冻了吧？ 当错误开始带来不良后果的时候，也就到了得到纠正的时候。集体又开始恢复棉花种植，并开会鼓动大家：没有饭吃饿着肚子可以走路，没有衣服穿就路都不能走了，以此说明种植棉花的重要性。 有了政策支持，纺纱织布的副业项目也开始恢复，母亲趁早从附近的轧花厂买回了四斤棉花，又纺起了棉纱，请人加工织成白布，买来染料自己染色。 提及染色，给大家讲一个我的齐家闺蜜已故母亲的有趣故事，她可能是我们队里与母亲同龄的妇女姐妹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百家姓，三字经，六甲等滚瓜烂熟。我们叫她伯娘。 伯娘和母亲一起去买靛（家乡对染料的统称），她逗商店老板：“老板您有白靛吗？” 老板：“你咧个大姐，只看你翔翔说（近于胡说）哪里会有白靛？” 伯娘笑哈哈地回道：“怎么没有？您没有我有……” 留着后面的，请大家先猜一猜，她真的有白靛么？ 揭晓答案吧，伯娘说：“漂白粉不就是白靛吗？” 哈哈，真是文化人，脑筋会转弯，谁猜到了吗？ 母亲买来红、灰等颜色的染料，于是家里就有了新的红枕套，灰衣裤等。待到棉花收获，母亲又天天夜里都有了棉花纺。 纺纱的棉花，首先要用一根擀棉棒擀成长长的棉条，然后拿着棉条纺成纱。只要父亲在家，母亲纺棉花，父亲就在旁边为母亲擀棉条。这也是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不容易做好的事情，我小时候做过，总是擀得粗一节细一节长一根短一根的。母亲说，父亲擀棉条比女人的手艺还好，一大堆擀下来，条条长短粗细均匀整齐。这个母亲不说我都想得到，因为我们家姊妹们，都见识过自己做得粗糙，父亲却做得精致的手工活。队里有男同胞见了，用粗俗的本地方言，笑话父亲干女人活，父亲一笑了之，照擀不误。 父亲的会计工作虽然繁琐，但也有了可以自由调节的时间，小账都放在夜里回家算，白天尽量多出一些时间，或帮助母亲干活，或做家里其他事情。在文家湾南面山脚，队里分给父母一块一分多的地，父母家有了自己的菜园子；虽然小，但已经很高兴了，就在过去的一年，屋前屋后连一棵南瓜苗都还不准种呢。家里还养上了猪，队里分配了生猪上交任务，三个人一头，完不成任务，自己家就别想杀年猪。本地资源短缺，父亲有时会和队里的男同胞们结伴，推着推车带着干粮，去来回几十里远的湖北王家大湖一带打猪草。湖区堰凼众多，水草茂盛，父亲他们带着长篙，将水草一篙一篙地绞起来；有时候直接下到浅水里去绞，饿了，就站在水里就着水吃干粮，哪里水清就从哪里捧几手水喝，累上一天，一般都能赶在天黑之前到家，打回一车水草，可管猪吃上一些日子。 就像母亲在战争岁月的恶劣环境中，也有游戏中的童年快乐一样，在正常的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中，父亲也少不了有了娱乐节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不需要打夜工赶活的闲暇夜晚，便邀在一起打牌。父亲说，特别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因为那时一般家庭都还没有电筒方便晚上出行，即使有了也少用，电池耗得快，没钱买。 一天晚上，父亲去桃园和队长两兄弟，上届会计等几位牌友玩一分钱的牌。奶奶在家对爷爷发脾气：“你是硬要他像你舅舅一样就好了的，也不管管他……”。爷爷的舅舅，是个喜欢打牌的人，后来得肺痨病离世。 于是，爷爷拄着一条扁担去找父亲，走到门前的堰堤上，想想不走了，回过头来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道：“经珍，子小爷娘管，子大爷娘不管，你（过）去找去”。爷爷放权了，也卸担子了，按我们的家乡话说，爷爷好乖，成人长大独立生活的孩子，父母就该这样的。母亲便乖乖地自己出去找父亲，找到后告诉父亲，他湖北的朋友来家里了。父亲说：“打完这牌就回”。等父亲出来，母亲把父亲让到前面，自己则跟在后面一起往回走。父亲边走边问母亲：“搞点什么给他们宵夜呢？”母亲：“看哒，有什么就搞什么啰”。很快就到了自家门前的堰堤上，母亲从后面几大步越过父亲，快步走进房间，留下父亲在外面好接受奶奶的批评教育，父亲才知道上当受骗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母亲说，“回来就算了咧，又没吵架”。 我说：“呵呵，搁在别人面前，未必是那么容易算了的事情呢”。不是吗？女的可以骂，你真不是个东西，害得我跟着一起受气！男的可以吵，你凭什么瞎说骗人，就这点事不得了啊？！女的会越说越气，男的会越吵越凶。大家说说，有没有？会不会？一定有会的，有多少家庭矛盾是因为大事情闹起来的？喜欢吵的，再小的事也可以成为导火索，可以升级；不喜欢吵的大事也可以化小化了。 其实，奶奶真的多虑了，父亲和母亲一样，是一个少有的非常勤劳聪颖又自尊自爱，可以为家庭牺牲自己的所有时间的人，他的业余时间，正一步一步被一桩又一桩的养家事宜所占据。 父亲和母亲，终于开始过上了名副其实的你耕田来我纺纱，你挑水来我浇园般的农家小夫妻生活。他们将展示给我们怎样的新气象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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