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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世纪之初，在诗人的笔下是激荡人心的；在设计者的蓝图里，是宏伟壮观的。而八十年代的开篇，在父母的生活里，却是普普通通然面目严峻的；在闺蜜的记忆里，又是意义特殊且不能忘怀的。 去年的一天，我的一位闺蜜兼同窗，托我问父母记不记得，她刚来到我们这里时的大天干具体是哪一年？母亲耳深，戴着助听器只听了大半，说，“她嗄？冬大婆（闺蜜奶奶）咯时候一搞打就讲（那时候常说），郭人（自己）是十一岁离（开）娘的，她的姆妈和她，也都是十一岁（离开娘的）”。闺蜜是离开父母，过继给舅舅来到我们队的。当母亲听清楚我的问题后又说，“天干啦？没得几年不天干的，洛（那）年是不是大天干，就记不一或（准确）打（了，后同）”。 父亲母亲都说，天干是常事。在人家抗旱还可保丰收的年份，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干年了，小干欠收，大干绝收。闺蜜正是记得来的那年，他们家住的那湾稻田，禾苗都枯成了一田死草。同时还记得，从来的下半年开始读三年级。起初她并未细想，就凭自己的记忆，已经完全可以推算出那是1971年。她想弄清楚自己是多大来到这里的，却无意中让我清楚了自己记忆中的大天干的确切时间。 那年，已经九岁的我，不记得自己的年龄，却也记得天干的一些情形。比如水库干到底的时候，全队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下去抓鱼。那种开心，不带一丝天干的忧愁。从来没有在这么有安全感的水里玩过的我，心里大喜过望，这不正好学打噗秋（游泳）吗？乐得直往水里胡乱扑腾，几下就知道是异想天开，放弃了去捉鱼。好大的家（鲢）鱼，像老农耕田翻开泥浪一样，犁得浓浓的泥浆水到处开花，童心欢愉的我，大笑大叫着一次次扑向它们，就想要抓住一条大鱼，可惜力不从心，大鱼都一次次从我的怀中溜走，只好又放弃，转而去捉小鱼。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着放弃了吧？欲望与收获，不一定都成正比的，得量力而行才能从容不迫。不过换一种思维，或许就都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糗事。 最后，除了看不起眼的小小鱼，都一概交公，挑到朱会计家的稻场上统一分配了。天干年到处干堰，作为天干这件大坏事的另一面，是美滋滋鱼的味道。 天干年，收入骤减，粮食严重短缺，生存压力更加逼人。虽有政府的救济粮，但数量很有限。大家都各想各的招，各找各的路，借的借，捡的捡。 一天我感冒发烧，大流鼻血，母亲正好就是去了外婆家住着捡稻谷；父亲又忙于负责队里的机器抽水抗旱，只好请了姨父帮忙去叫回母亲，还请大伯临时看护过我等。再说远点，那次流鼻血，延绵了很长一段时间，打个喷嚏咳嗽或什么的，都会又流起来。鼻子里长时间充斥着血腥味，心里怕极了打喷嚏和咳嗽。真是恨病吃药，按父母说的奶奶也用过的偏方，我连田沟里的脏泥浆和写大字的臭墨汁都喝了。 言归正传，我还跟大妈一起，走很远的路，去湖北的平原地带捡过豌豆。南北边界，有许多相同，也有大不同。比如他们的田亩，就比我们大许多，我们666平米一亩，他们1000平米甚至更多一亩，所以他们不捡稻谷和其他遗漏的作物。他们怕大洪水，不怕天干，所以天干年就有让别人去捡的东西。 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不管父母怎样努力，还是只能吃回基本粮；常常还没到发粮食的时候，家里米坛见底了，母亲便去邻居家借。除此之外，山地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大麦小麦荞麦，黄豆绿豆饭豆豌豆蚕豆等各种杂粮蔬果，派上了大用场，特别是红薯。 红薯皮实，只要栽（扦插）活了，一般年份都不少吃的，大丰收的时候，不会收藏的免不了浪费许多。是我们家乡过渡和贴补粮荒的主要食物，我们家更是如此。母亲起早贪黑，趁着红薯新鲜，天气好，把它们剁碎，先用清水淘洗，洗过的水沉淀后，可得到美味的副产品苕（淀）粉，再各自晒干，然后装进大小坛子收存。苕粉用来做菜，和鸡蛋一起搅拌，摊成蛋皮，稍凉后切丝做成蛋皮汤菜，美味可口。单独搅拌摊成的粉皮，就不容易拿起来切了，只能就着锅直接放水烧成菜，当然，更可以做成晶莹剔透的羹。只是简单烹饪出来的，味道会逊色不少，加上吃得多了，就算不上好东西了。 苕末子，则一年到头吃，上年接下年。做饭时把米煮到开花，舀一两升直接放进去和匀，沥去米汤，烹熟。父母从自己做孩子就吃起，吃到了我们长大，我们则从孩提吃到青年。干的红薯末比新鲜红薯的风味差多了，所以当初姨嗲才会为爷爷拿苕末子饭招待他而生气。 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母亲尽最大的努力出集体工，没有时间去弄野菜，红薯末则一劳永逸，准备好了，可每天腾出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我们偶尔在别人家吃一餐野菜饭，觉得香喷喷的，比苕末子饭好吃多了。野菜一般都是黄花菜，一种家乡资源丰富的季节性野菜，贴着田里的地面而生，密集，肥嫩，开黄色小花。我们小时候，没少大框大框地采来喂猪。得仔细清洗，剁碎，焯水，捏干除去苦味，人才能吃。我们家不吃，除了费时，也许还有前面细说过的，母亲怀我的时候，被黄花菜“伤”（厌，后同）透了的缘故在里面吧？ 吃苕末子饭的同时，在红薯新鲜的季节，几乎每天都要煮上一锅鲜红薯，当午餐和零食。我们读书时，夏天带冷饭，秋后带红薯，盛在锅里和用大筲箕装着，在家时随便吃。在厨房的空处挖坑和在灶前的柴匣子（用砖砌成的浅坑）里，把红薯埋起来保鲜，再随时刨出来吃。经过储藏的红薯，生食口感会变得细嫩，比鲜薯更甜；熟食变得溏稀，甜腻，没有鲜的干、粉，味口稍差，但要是冬天烤火或是煮饭的时候，掩在灰火中捂熟了吃，更香甜可口。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地方的孩子们想都想不到的。我们家却也有人被它给“伤”透了，在再也不用吃红薯果腹的时候再也不吃它；不过我却仍然对它喜爱有加。看来事事物物与人的缘分，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多和久都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 九岁的我，不仅记忆多了，还早就在父母的带领下学挣工分了。双抢的时候，去田里捡稻谷交公，或给脱粒的的人抱“把子”——把割倒的稻子抱到扮桶和打蹈机旁，递给脱粒的人。从那时起，我就常常会看着那些干劲十足的大人们，暗想自己为什么一直这么累，这么累呀？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力气大了，干活不累呢？长大后又怀疑，真的有人不累吗？ 一个家庭，生活的优劣，与家长的勤惰和持家本领息息相关，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也关系密切。我们队的自然环境，像一位性情中人，优点和缺点，都棱角分明。典型的丘陵地带小山，让我们占尽了山里的资源优势，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果树多多，桃李梨树是最普遍的，从早熟到迟熟，我们从春吃到秋。山上也有多种好吃的野果，供我们采撷来一饱口福，比如地上的“梦子”（野莓），分树梦（子）和藤梦（子）两种。“羊奶子”和“半桩子”也是两种形状，味口略有不同的同科果子，都是在春夏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成熟，拉长了我们的享用时间。还有“朱栗果子”、野柿子及刺果子、“绵莲蕻子”、“鸡腿子”、“火茅草根”等哄小孩子吃着玩玩的东西。 每年春秋季节，山上的菌子又可以丰富我们的餐桌。除了有名的雁鹅菌，就数春季的五色菌了，这是一个总称，当然，无论是这个总称，还是后面的独指，都是我们当地的土名。绿豆菌、阳伞菌、茶黄菌、鹅蛋菌，鸡爪菌，是最好吃的几种。后两种最美味，也最少见。红黄色的鸡爪菌，颜色艳丽，口感脆嫩，不像普通的菌子有菌伞，而是一丛一丛的根茎状的。鹅蛋菌在没有撑开菌伞的时候，像个鹅蛋净白细腻，肉厚，口感鲜嫩，我们家门前山路边的一个小土坑里，是我们唯一捡到过鹅蛋菌的地方，再没在别处见过。近年来从网上得知有人吃鹅蛋菌中毒，我很诧异和疑惑，今天才弄明白，鹅蛋菌确实是餐中美味，只是它的家族里也确实有有毒的，得小心甄别。说起来我还真辨别不了，见得太少了，幸好我们捡到的是无毒的。大家都知道的不能吃的大概有芝麻菌、清油菌、灰胞菌、牛屎菌等几种和有的不知名的菌子。奶浆菌也味道不错，又分为红奶浆和白奶浆两种，红的比白的好吃。但我们一般不会单独吃一种，都是杂合在一起做成大锅大盆，汤汁粘稠，菌子滑滑嫩嫩，香气扑鼻。漂亮的红色的“笑菌”和丑陋的像火烧过的灰黑色的“烧火佬菌”最多，特别是后者，“赵噶垸子”的大山上漫山遍野，又多又大。可这两种菌子，却是大家都不爱要的，虽能吃，但口感较差。不过没过多少年，连它们也一并消失得不见踪影了，这是后话。 打油节，挖毛蔸，砍柴禾，或烧或卖。经常有湖北和别村的人，跑很远的路，到我们山上砍野柴。前些日几位同学小聚，就有人忆起小时候到我们山里砍柴的往事来。山上和地里，都有多种多样的野菜，供我们寻回来喂猪，比如“据拉子”、“刺芥子”、“碎米子叶”、“黄花子”，“兔子尾巴”……。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同样是属于我们家乡的土名，有个有趣的特征，就是喜含“子”。又如“噶膀子（胳膊）”、“手杆子（手臂）”、“腿杆子（腿）、脸巴子（脸）、手爪子（手）”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各种大小树木，为我们提供不同需求的有用之材。同样是山，我们的山却没险恶地势带来的行路安全问题，反而可以逢山过山，这种山上的林中小路，大概是最具浪漫色彩的。山地可以种各种旱粮，助我们既度饥荒又享美味。最难得的一点，是不怕洪涝灾害，不管下多久的雨，也没有水患危险，只要屋顶不漏就不用愁。 有利就有弊，后面这个最大的优点，也正是最大缺点的根源，那就是怕极了天干，别的地方天干严重时，可以引渠水抗旱，我们队却不能，田都分散在一个一个小山湾，每个湾里一两口小堰塘，个把月不下雨，水就折一截，两个月就要干底了。曾经全队的人都只能到傍着大坳的一块最低水面，腊水坝的一眼深潭里取吃水，这还不算最坏，还在吃自己队里的水，最严重时，队里所有的堰都干枯了，位于共同拥有全县最穷桂冠，地理环境极其相似的姊妹队，五、六队之间的村里唯一的小水库也干了，大家都到几里路远的湖北的卷桥水库挑水吃。 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缺水和多水的地方都深深懂得其中道理。参加水利建设是父辈年轻时代生活篇章中的一个重要章节，为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做出过不朽的贡献。所以，在父母的回忆中也反复地被提起，最后不止一次地落在我的文字中。除了前面介绍过的父亲母亲都曾外出参加过建设的那些水利工程，其实我们自己村也有过不少，并且很早就开始了。 上面说到的村里的水库，就是在条件极其艰难的57年间，也就是父亲结婚后小学肄业回家务农的第一年里，村里动用全部的劳动力修成的。母亲说，饭都是自己给父亲送到工地去吃的，并再次感叹起，雨雪天气没有靴子穿，就是妇女们自己做的布鞋，男人们自己打的草鞋。那种只能靠体能和意志抵抗严寒的苦，在母亲的记忆里，也是刻骨的。 但是，建成的水库，真正天干起来，也只能管上下很有限的田亩，根本没有办法引水到远处的山湾，也没有富余的水往别处去。所以五、六两队，还是在天旱面前局势最严重的；倒是四队有多一些的田亩可以受益。后来，村里陆陆续续在好些山头筑机台，我们队自然是工程最多的，筑了好几个，挖很长的水沟，想解决山湾里的天旱问题。但收效甚微。据父亲说，机台太高，马力太小，抽水机不时地罢工，修理，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引上去的水，经过太远的简易土沟，又耗损严重；受技术、经济和地理环境的多重约束，引水到我们队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父亲他们几十年不间断地过了农忙季节，就备吃备喝备行李上工地，修水库修干渠，有时候都干到了年关口才回家；无论风霜雨雪，都在热火朝天地战天斗地；许多地方的水利环境，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改善。可自己的田地，却仍只能靠老天赏水，风调雨顺才有希望。但从来没有人觉得不平衡过，每年上工地的人不少派一个，土不少挖一方。有一年，父亲他们为了完成土方任务，硬是干到了腊月二十八，才挑的挑，推的推，带走工具行李锅碗瓢盆步行百里回家。 父亲说，那年也冬干，地种不下去；二十八回家，二十九下雪了，还赶着种了小麦。有一年甚至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后，还种了三分地的小麦，第二年都得到了很好的收成。 只是，关于我们队的大天干，事实上，在父母的记忆里，并不真的都那么平常，而是恰恰相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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