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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有一段时期，我们家背上（封闭）了房间通向堂屋的门，是从小爹幺妈和爷爷奶奶分家，用堂屋做厨房的时候开始。后来，当时我们的厨房，即“钥匙头”东墙上，也就是和爷爷奶奶的“磨郭子”西墙门相对的门也封住了，猪栏屋一并封到了里面，在房子最右侧的竹园里，劈平了一部分做稻冲（场），将大门开到了偏屋的矮墙上。从大门往左，绕过偏屋接钥匙头的三面墙，经过小爹幺妈的两间正屋，可一直沿壁檐脚（jio)走一个反己字形，到爷爷奶奶的屋门口，然后左折进屋。在这之前，我们家已经多出了一个床铺，搭在偏屋的右上角，这时移进了房间封闭的门墙边，也就是过去的走道处。偏屋则收拾出来做了堂屋。父亲把墙上先糊上一层泥巴，再糊上报纸，也焕然一新。 过再穷的日子，在传统节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也少不了传统的仪式感。吃完团年饭，父亲都会带领我们，把堂屋上方的墙面重新布置一番。父亲搭着板凳，用米汤糊上新报纸，在中间的位置，贴上崭新的毛主席画像，旁边再贴上样板戏和故事年画，比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马兰花》等，还有我每个学期必有的“五好学生”奖状，偏屋就更像堂屋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自己拿出了三张奖状，一张一张递给父亲，递到第三张时，父亲说：“还有啊？”，再没下句，不过，我见到了平时极少见到过的，父亲给我们小孩子的一个微笑。 我不记得，父亲母亲平时曾经过问过我的学习，奖状不奖状的，也平淡如常，不会因为一张奖状，或是读书有个好成绩，就像预见了孩子长大会有多么出息似的喜形于色。而在我耗费了十年光阴读书，也不过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没有带给他们任何骄傲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我当初得奖状时是一样的。 奶奶人不在了，但照往年的习惯，在大年三十种下的一钵南瓜种子，却茁壮而生。主人本该等着移栽、培育，开花、结果，生命，生活，本该一如既往的呀！可这些青青绿绿的秧苗，却只能成为奶奶留给家人的一个念想了。 奶奶入土为安以后，之前心照不宣，听之任之的村干部们，开始履行职责，对父亲的后进思想行为批评教育。这么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做为一名共产党员，竟然带头搞迷信一套，当然不行。父亲滔滔顺顺（服服贴贴）地按组织要求，在广播会上，向全村人作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 运动中，当道士的人，当然更是首当其冲，最严厉的时候，曾被要求背着做过道具的桌子板凳，游街接受批斗，在批斗会上进行自我批判，说做法事时让孝子孝孙下跪，实则是愚弄侮辱群众，是错误的，有罪的，今后一定要坚决悔改等等。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事情又大张旗鼓地兴了起来，不知道它们到底应该属于死灰复燃的旧时糟粕，还是应该传承的传统？ 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有人对传统的东西，表现出特殊的热爱与坚守。尽管是那样的氛围，我们家住盐井大桥村的大（堂）伯和二（堂）伯，对传统礼仪身体力行的坚持与传教，就令长大后的我感慨良深。母亲更是多次和我忆起，爷爷奶奶在世时，每年春节，他们都会相约带着他们的孩子们，一同来给爷爷奶奶拜年。进到屋里，一起行跪拜大礼，一跪一片，二位伯伯在最前面带头，孩子们紧随其后。这样的情景，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还和爷爷奶奶共用堂屋的时候，已经有了记忆的我亲眼所见。而我们这边，爷爷奶奶的亲儿子们亲孙子们，过年都不会给爷爷奶奶磕头了。 送别了奶奶，外婆没有急着回家，留下来等母亲落月（生孩子），这是母亲第一次有专人陪护的生产。农历的二月二十六日凌晨，我们的小弟弟出生了。我想这次肯定会是嘎嘎（外婆）捡生了，哪知母亲听我问起，刚顺口说，“嗯，（是）嘎嘎（捡生）”，马上又改口，“嘎嘎也没有（捡生），反正也是国人（自己，后同）（捡的）”。 我问，“（您）该不会还是一个人悄悄生的吧？” 母亲笑道，“不是”。 小弟弟出生的时间，盖过了他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比我们都早。母亲说，因为队里只准一人养一只鸡，所以没养公鸡。没有公鸡打鸣，则少了一个时间上的参照，但已经睡了一觉醒来了，父亲和外婆也都起床了，没有再睡。母亲就根据这些，说明已是下半夜，也就是第二天的日子了，并进一步地说，要是起早去哪里可以动身了，但还蛮早。按照母亲的这些已知条件，和我们平时起早对于早和迟的界定习惯，可以估算出大概在三到五点间的样子，再迟，就谈不上蛮早了，再早，应该可以再睡一觉。母亲那样顺利的生产和吃一碗蛋的时间，用不了那么久。这一天，离奶奶过世的日子才刚刚十天，还在热孝当中，母亲为弟弟取乳名“孝林”。 去年母因亲腰腿疼痛严重，到县医院住院，村里有位很多年前就移居县城了的大叔，恰巧也在医院陪护住院的老伴，小弟弟知道后，去病房看望大叔大婶，至少二三十年未见过了，我们告知弟弟的大名，大叔却直呼他的小名，一口一个“孝服子”，即孝巾，这是我们的土话，把毛巾喊服子。可见正是因为名字的特殊意义，才令人记忆深刻。母亲让小弟弟以孝为名，也让他长成了一个孝心满满的人。 我问母亲，为什么是“孝林”而不是孝儿或其他随便什么字组成？母亲认真地说，“孝林好听啊，孝林好听”。所以我说，母亲给我们的小名，都不是随随便便取的，是吧？ 母亲虽说记忆力超强，但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出生，除了碰到的特殊的事情，其他却都没有太多内容。我为此而替母亲感到欣慰，因为越是顺利，才越是没有多的回忆。而小弟弟又是出生在夜静更深之时，更少了一些与外界的关联。 这不，天一亮，就不同了。母亲说，嘎嘎在早晨开门后的第一时间，就看到专门为队里看水的海先生，背着锹从门口走过，便指定他是小弟弟的踏生人，又叫踩生人。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习俗，不过在作为上很有区别，有的是刻意为之，有的是天意形成。有些地方，在孩子降生之前，家人会专门请上他们觉得命好的人，守着点来家踏生，属前者。而我们家乡，是孩子落地后，不知情无意中第一个经过家门口或来家里的人，才视为他的踏生人，属后者。但都有孩子的性情、命运，会随踏生人转的喻指。母亲差不多都能给我们一个一个孩子说得出踏生人。但到了我们这一辈，大概就没有谁愿意去相信这些了。再说，现在的孩子，都出生在医院，也没有了这样的条件和环境。 缺少了帮助，增添了负担，家中生活的艰难又多了一些，但是，父亲母亲的脾性却一点也没变，仍然是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忙这忙那，从不吆三喝四，咋咋唬唬，不拿孩子们撒气，不叫苦叫累叫屈。母亲还有眼伤带来的疼痛和不便，却用更少的休息，来完成更繁琐的家务，从不午睡，一如既往地出集体工，不少挣一分，还只想着多挣。倒是家务活，都是粗线条，做不了那么细。比如我们家出晒的腌萝卜，煮熟的红薯，都是须须调调（tiao)，只修两头的，不像人家有的一个一个修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是一堆一堆的，不像人家有的是叠得周周正正的。 父亲也从不挑剔这些，决不会拿别人的长处来比母亲的短处，而无视母亲的付出，也不会让自己随意伤害了，又回头来请求原谅。自己无论在外面有多累，回到家里，只要母亲饭还没熟，照样见子打子（见什么做什么），家务活和自留地里的事，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什么时候饭熟了，母亲或是我们哪个孩子，站在稻冲（场）里喊一声，父亲就回来吃饭，吃完饭碗筷一丢，又去出（集体）工。母亲对父亲，也是一样。其实，母亲和父亲的性格有很大共同之处，这大概是他们虽彼此个性鲜明，却又可以融洽共处的根本吧？ 过去，有奶奶在，母亲可以不顾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白天黑夜不少出一个集体工，自留地的活，都是出工之余挤时间去做。走屋前的路回家就去前面的地里，走后面的路就去后面的地里，种，栽、除草，施肥，抗旱等，回家都不带空手的，不是搂一抱柴草，就是抱一抱猪菜。奶奶说母亲：“人噶（家）中干时候（中午）都往屋地（里，后同）跑，你是往外头跑”。母亲自己也说，都没有时间把吃奶的孩子抱起来好好喂一顿奶，风风火火地回到家里，两手撑着摇窝扑下身子，匆匆让睡在里面的孩子吃完奶，就又跑到自留地去忙。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够做到公私兼顾，集体工和自留地两不误。 听母亲说起这些，二妹妹曾半真半假地笑嗔道，难怪我们多胃病，就是小时候没吃饱饿出来的。这话或许夸张，但我想我们没有吃饱的时候肯定是真有的。现在，奶奶没了，又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父亲母亲不仅得自己想办法照顾孩子们，还要更加努力地多挣工分，才能多吃回一个人头的口粮，不然就只能当“超支户“了。 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指一个家庭一年劳动所得工分的总价值，低于人均计划粮食的价值，欠了公家的钱。队委会会组织人到超支户家中，把合适的东西折价后弄走，作为抵押，比如家具，农具，猪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拿钱去赎回。父亲母亲都说，我们家很少超支，一般都差不多刚刚好，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吃回基本粮，吃不了多少劳动粮，也没有钱进回家。但也有过年把子（大概一年），兑现时被搬走了几把椅子。像我们家这样人口结构的家庭，要不超支很难，因为很少有家庭妇女像母亲这样，拼命挣工分的，她们会用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 对付这样的困难，不少家庭都会选择让大的孩子帮着分担一些，因此辍学的有，从学校请假回去帮忙的更多，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等，都可以帮上一点。像我们队里分了柴山要把茅草坎回去，自留地的红薯到了时节要挖回家储藏，这种集中需要劳力的时候，总会有同学请假，有的同学还常请。可我作为家中的老大，父母从来没有因此让我请过一节课的假。 但是，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父母的带领下，学着挣工分了。暑假“双抢”，去田里捡谷交公，或给脱粒的人抱“把子”——把割倒的稻子抱到扮桶和打蹈机旁，递给脱粒的人。从那时起，我就会常常不由自主的看着那些干劲十足的大人暗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力气大了，干活不累呢？我一直记得，小学毕业那年，挣到了950个工分，那是个很出色的成绩。只要是可以出工的天气，出了早工回家吃饭，然后上学，得0.8分，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出晚工，得1分。队里有时分大组，有时分小组，有时自愿组合，所以有时和父母一起，有时和小伙伴们相邀，农忙功夫，一般队里都设既定工分标准，多劳多得，假日整天，基本上是全勤，不漏掉所有能挣工分的机会，才能得到这么多。 差不多也就这前后的一年暑假，我和比我大一岁零一天的齐家闺蜜，天天随父母在一个组参加“双抢”。她生日的那天主动约我，明天我过生日，我们俩都不要出工了，好好玩一天。到了第二天，母亲却力劝我去出工，并料定她也会去的，还到菜园撅了一根沙高粱来敷（哄）我。那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夏令食物，像甘蔗一样吃茎秆，肉质松脆，清香，甜而不腻，母亲每年都会栽一些在菜园的垅子边上。在母亲的心里，工分有多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我跟母亲走在路上心里还想，若她没去，我还是会去找她玩的，不想还没到田里，我远远地就看到她已经在田里了，心中有隐隐的不乐，更有暗暗的高兴，幸好听了母亲的话，不然就该为自己输掉了一天的工分而后悔了。母亲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不说。如果换作是我，我想我一定会少不了说，怎么样？我说吧？是不是云云。 大妹妹说，她上一年级时上还不满五岁，也就是小弟弟出生前一年的下学期。她哭着喊着赶我和大弟弟的脚，要去读书，母亲拉着她不让，说这么小，哪里读得了（书）？我们也不愿带她，早一起跑了。正好又让齐老师碰上，关切地问明了原委说，要不我她带去试试吧？然后像当初带我一样把她带到了学校，不想她就这样正式开始上学读书了，成绩竟也还能保持一般。 到了她上初中，和我一样，被分到了十里外的双桥学校。我有好几个同路的女同学，一路热热闹闹地上下学，而她唯一一个可以搭伴的同学，是自己的堂哥，却只当是异性同学，上下学都不走在一起，学校远，要去得早，独自一人走一大截路才或可邀上女同学。她们之间有个很独特的聪明的约定，为了避免无谓的等待，误了上学，大妹妹只要看到了一支插在田坎上的花，就知道这次又没伴了，她们已先走了。后来，一次去姨娘家和表姊妹们玩，没做家庭作业，怕老师批评，就干脆不肯上学了，母亲拿了晒衣篙赶她去学校，她走到半路又转了回来。 就这样，大妹妹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姊妹中第一个正式务农的人。队里有喜欢开玩笑的人，送她一个“老长征干部”的光荣称号。因为她太小，只能跟着母亲和一些年纪大的伯娘大婶们，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自己说，也没觉得受过什么累，不过是出去混工分而已，在家又没干什么。这点和我的记忆一样，母亲自己起早贪黑地做家务事，从不要求我们做这做那，全看我们自觉，做一点就做一点，不做也就不做，最重要的还是工分，能多挣一分是一分。大妹妹说，她挑牛栏粪，一头装一块，挑谷爪子（稻穗）一抱蹬在里面，一抱横在上面，看起来是满筐，实则不重。那么小的孩子，就算是什么也不挑，跟着大人们整天整天地混，也不可能不累吧？不过当时她自己觉得，比读书自由了许多，倒是可能的。 说到挑东西，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参加过许多次，对大人小孩都一视同仁的挑担工，队里派专人过秤和记码，一担一担地称重。不过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喜欢搞巧的人总会想出歪点子，我也从别人那里学到过。比如挑“瘸头”，就是一头轻许一头重，递上重的一头过秤，称秤的人也心照不宣，许多人都一样。为了对付这样的小伎俩，队里换用挂钩，就是把整担都搁到挂钩上去称，有的人就用手偷偷往下压担子。但就像大家说的，那都是些喜欢偷机滑拐的人才爱做的事情，老老实实的人是不敢和不好意思干的，像我们从父亲母亲身上就学不到这些东西，他们没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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