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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州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兴王府所在地，自 1995 年以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南汉国时期的宫殿和池苑等遗迹，出土大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器，部分瓷器还刻写有“掌要局”“要”“女”“卢”“昌”“官”等款识，内容涉及南汉宫殿、内廷官署、职官和皇帝宠臣等。这些瓷器既有五代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也有定窑和景德镇窑白瓷，还有南汉本地生产的青瓷等。这些瓷器为研究南汉宫廷用瓷来源，南汉与中原及吴越、南唐、闽等周边政权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交汇处北侧，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文献记载研究，这里既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都城王宫所在地，也是历代郡、县、州、府、道、路等治所的重要官署区。五代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原清海军节度使刘岩（后改名龑）据有岭南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升都城广州为兴王府。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是五代十国之一。南汉政权广聚珍宝，大兴土木，“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1］。南汉末期，为阻止宋军南下，后主刘鋹听信宦官龚澄枢、李托之言下令纵火焚烧宫殿和府库，昔日华丽的宫殿付之一炬化为灰烬［2］。宋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刘鋹素衣白马出城降宋，南汉国灭。自刘岩以降，南汉历三世四主，共五十五年。近二十年以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先后发现南汉国王宫的池苑、曲廊、宫殿、水井等重要遗迹，证实遗址所在地是南汉宫城的核心区，出土大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器，其中一些还刻写有文字款识，涉及南汉宫殿、内廷官署、职官、皇帝宠臣、瓷器生产工匠标记等内容。这批瓷器既有白瓷，也有青瓷，器形以碗、盘（或碟）居多。其产地来源较为广泛，既有越窑的秘色瓷，也有定窑白瓷，还有景德镇窑白瓷，以及南汉本地生产的青瓷等。本文拟根据这批刻款瓷器的出土情况，结合文献资料，对其窑口产地、年代、来源途径、文字涵义等有关问题作初步考察。这些刻款瓷器分别出土于1997年发掘的南汉国宫苑水池［3］、2000年在原儿童公园内试掘发现的南汉国宫殿建筑基址［4］、2002～2009年在原儿童公园内发掘的南汉国晚期地层（编号⑧b层）和灰坑等［5］。其文字均刻写在器物的外底部，刻写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瓷器烧成之后，由使用单位或个人加刻的。因烧成之后的瓷器较坚致，这些文字应是使用制作玉器的砣具，配合解玉砂来回转动切磋琢磨而成，因而文字笔画直来直去，没有转折弯勾的变化，且每一笔画的头尾都比较尖细。另一种是在制作好坯件后，在入窑装烧之前刻写的，根据刻制工序的不同，又有釉下和釉上刻写之分。这种文字是在坯件半干的状态下刻写的，因而文字笔画大多自然流畅而又富有变化。根据文字款识的不同可分成9 种，除“官”“记”为入窑装烧之前刻写外，其余款识均为瓷器烧成之后加刻。（一）“掌要局”3件。白瓷碗盘类器底，出土于原儿童公园发掘区T603⑧b层。标本2004GEIT603⑧b∶9，深弧腹，内底平，大圈足，足端面平，外斜削一周。灰白色胎，胎质坚致，偶有砂眼。器内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有流釉，釉白泛黄。外底刻“掌要局”三字。足径9.3厘米。（图一；图二，1） 
（二）“要”7件。其中6件出土于原儿童公园发掘区T603⑧b层，另1件出土于T706南汉建筑磉墩。有白瓷和青瓷两种。白瓷碗盘类器 6件。其中1件盘可复原。标本2004GEIT603⑧b∶5，内底平，外沿有17个细长支垫印痕。矮圈足，足外壁直，内壁斜向外，足端面有14个支垫印痕。胎洁白，胎质较粗，坚致，有砂眼。足底露胎，有轮旋痕，釉白微泛青，有细碎开片。外底刻“要”字。足径7.8厘米。（图二，2；图三，1）标本2004GEIT603⑧b∶11，盘，侈口，平折沿，尖唇，浅弧腹，内底平。矮圈足，足外壁直，内壁斜向外，内底和足端面有支垫印痕，足底“要”字残存“一”部。洁白胎，胎质较粗，坚致，器外施釉不到底，釉白微泛青，有细碎开片。足径残宽6厘米，高2厘米。（图三，2）
图二，2“要”（ 2004GEIT603⑧b∶5） 
青瓷碗盘类器底 1件。标本2003GEIT706SD3∶4，内弧底，矮圈足，足端尖圆。灰黄色胎，胎质细腻、坚致。内外满施青黄釉，有细碎开片，外底残存有3个细长泥点垫烧痕。外底心刻“要”字。足径残宽7.8厘米。（图三，3）
图三，3 2003GEIT706SD3∶4 （三）“女”1件。标本2003GEIT1008H305∶1，花口形盘，侈口，斜直腹，内底平，平底微内凹，外沿有8个泥点垫烧痕。外腹壁压印直棱线，内壁有相应凸起棱线。灰色胎，胎质坚致，内外满施青绿釉，有细小灰点。外底刻“女”字。足径8.4厘米，高2.5厘米。（图二，6；图四）
图二，6 “女”（ 2003GEIT1008H305∶1） 
图四 “女”字款盘底（ 2003GEIT1008H305∶1）（四）“卢”4件。出土于原儿童公园发掘区T1102⑧b层。有白瓷和青瓷。青瓷碗盘类器 3件。其中1件盘可复原。标本2004GEIT1102⑧b∶4，花口形碗，侈口，斜弧腹，内底平，平底微内凹，底沿残存3个泥点垫烧痕，外腹壁压印直棱线。灰色胎，胎质细腻坚致，内外满施青绿釉，釉大多已脱落，有细小灰点。“卢”字残存“虍”部。底残宽5.5厘米，高4厘米。（图五，1）
图五，1 碗（2004GEIT1102⑧b∶4） 白瓷碗盘类器底 1件。标本2004GEIT1102⑧b∶10，内底平，大圈足，足端面平，外侧向外斜削。浅灰胎，胎质细腻坚致，器外施釉不到底，釉白泛青黄色。足底刻“卢”字。足径9.5厘米。（图二，3；图五，5）
图二，3“卢”（ 2004GEIT1102⑧b∶10）
图五，5 碗盘类（2004GEIT1102⑧b∶10） （五）“昌”1件。标本97T13GC1②∶18，碗盘类器底，内底平，平底微内凹，底沿残存4个泥点垫烧痕。灰胎，质坚细腻，内外满施青黄釉，釉多已脱落。外底刻“昌”字。底残宽6.3厘米。（图二，5；图五，6）
图二，5 “昌”（97T13GC1②∶18）
图五，6 碗盘类（97T13GC1②∶18） （六）“瑶”2件。白瓷碗盘类器底，出土于原儿童公园发掘区T1102⑧b层。标本2004GEIT1102⑧b∶3，内底平，圈足较高，足内壁斜向外，足端尖圆。灰白胎，胎质细腻坚致，器外施釉及足，釉白泛黄，釉质莹润。外底刻“瑶”字。足残宽8.5厘米。（图二，4；图五，3）
图二，4 “瑶”（2004GEIT1102⑧b∶3）
图五，3 碗盘类（2004GEIT1102⑧b∶3）
（七）“要□□□”1件。标本2004GEIT1103⑧b∶2，碗盘类器底，内底平，圈足较高，足内壁外斜，足端尖圆。灰白胎，胎质细腻坚致，器外施釉及足，釉白泛青，釉面有较多砂粒。足底竖刻多个文字，第一个字可推断为“要”字，其余残缺严重无法释读。足残宽8.8厘米。（图二，7；图五，2）
图二，7 “要□□□”（2004GEIT1103⑧b∶2）
图五，2 碗盘类（2004GEIT1103⑧b∶2） （八）“官”1件。标本2000GEIT2F13∶7，碗类器底，内底平，矮圈足，足端面残存3个较大的支烧印痕。青灰胎，胎质较粗，内外满施青釉，釉青泛灰，有细碎开片。足底釉下刻“官”字。足径9.4厘米。（图五，4）
（九）“记”1件。标本2004GEIT503⑧b∶6，罐类器底，弧腹，腹外壁压印出棱线，圈足外撇，足端面平。青灰胎，胎质较粗，器内外施青灰釉，有细碎开片。足底釉上刻“记”字。足径10.3厘米。（图二，8；图六）
图二，8“记”（2004GEIT503⑧b∶6）
图六 “记”字款罐类器底（2004GEIT503⑧b∶6） 这批刻款瓷器绝大多数为碗盘类器物底部，只有少数可复原，根据其造型、胎釉特征和烧制工艺等方面的特点，通过器物类型学分析，结合其出土层位关系大致可确定其窑口产地和年代。另外，还可根据文献记载及最新考古成果对其中的外地瓷器来源途径进行分析。1. 白瓷共有13件，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大圈足，足端较宽，外侧斜削。白胎泛灰，器外施釉多不及底，釉白泛黄或泛青，有流釉现象，器外壁或足墙外有粘砂。“掌要局”和“卢”字款白瓷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圈足较高，足端尖圆。白胎泛灰，器外施釉及足，釉白泛青。“瑶”和“要□□□”字款白瓷属于这一类型。第三类：矮圈足，足端面平。洁白胎，修胎较粗，釉白泛青，透亮，多有细碎开片，器表粘砂。内底和足端面有数量较多的叠烧痕。“要”字款白瓷器均属于这一类型。第一、第二类白瓷的胎釉基本一致，仅在器足造型和修胎工艺上有所差别，应为同一地区窑口产品。从这两类白瓷不见有支烧印痕，器外有粘砂痕迹来看，应是使用匣钵，底部垫砂单件烧制的。这与河北曲阳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出土的第一期前段的细白瓷敞口碗和第一期后段的细白瓷侈口碗高度相似［6］，应属于定窑白瓷。第三类白瓷应是采用无匣钵泥点间隔叠烧法烧制，这与景德镇兰田窑万窑坞窑址出土的第3期和第4期的白瓷碗和盘［7］、景德镇杨梅亭窑出土的白瓷碗和盘基本一致［8］，应为景德镇附近窑口的产品。2. 青瓷共有8件，也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平底微内凹，底沿有多个泥点垫烧痕。灰胎，胎质细腻坚致，釉质莹润，有细小灰点。“女”“卢”字款青瓷均属于这一类。第二类：矮圈足，足端尖圆，外底有多个泥点垫烧痕。灰胎，釉呈灰黄色，有细碎开片。“要”字款青瓷属于这一类。第三类：圈足足端面平。青灰胎，胎质较粗，釉色青灰，有细碎开片。“官”“记”字款青瓷属于这一类。第一、第二类青瓷的胎釉特征和装烧方法与越窑青瓷完全相同［9］。其中第一类青瓷的釉色呈青绿色或天青色，釉质更为肥厚莹润，胎质更为细腻纯净，与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十分接近［10］，属于越窑秘色瓷。第二类青瓷胎质相对稍粗，釉色偏灰偏黄，釉面光泽度也较差，应属于越窑的普通产品。第三类青瓷的烧制工艺与越窑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胎质较粗，釉色青灰，胎釉结合较差等特征与越窑有较大差别，其胎质、釉色等与南汉德陵出土的青瓷器十分接近分析［11］，应为南汉本地烧造的瓷器。首先，通过上面的类型学对比分析，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第一、第二类白瓷与定窑涧磁岭窑区第一期前段和后段的同类白瓷器对应，其年代为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第三类白瓷则与景德镇兰田窑第3期、第4期的同类白瓷器对应，年代为唐末五代时期。第一类青瓷属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的秘色瓷，第二类青瓷为五代晚期越窑青瓷。其次，可根据出土的地层叠压关系来确定其年代。南越国宫署遗址地层（原儿童公园内）可划分为15个文化层，其中第⑧、第⑨层为北宋早期至南汉时期地层［12］。第⑧层有两个亚层，其中⑧a层是夹杂有大量红烧土和建筑材料及构件的灰褐色土，伴出有南汉“乾亨重宝”铅钱，这与《新五代史》关于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后主刘鋹下令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以拒宋师的记载相吻合，为南汉建筑倒塌后形成的堆积。⑧b层为红褐色土，是南汉晚期形成的堆积，这批刻款瓷器绝大多数出土于⑧b层中，因此其年代大多属于南汉晚期。另外“昌”字款瓷器出土于南汉宫苑水池淤积土中，“官”字款瓷器出土于南汉宫殿建筑磉墩，因此其年代也属于南汉国时期。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分析的年代与考古地层学确定的年代相互吻合，因此，这批刻款瓷器的年代应为五代十国时期（在历史纪年中，960年北方中原地区已为北宋，但南汉直到971年才被宋所灭，所以北宋和南汉共存一段时间）。这批刻款瓷器有相当部分产自于定窑、越窑和景德镇附近窑口。定窑位于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在五代时先后属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越窑位于今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是吴越国内著名的窑场。景德镇在当时则属于吴国和南唐势力范围。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各地藩镇纷纷割据自立，各国之间冲突战争不断，交通道路受阻，各地区之间的人员交往及商业贸易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地区的瓷器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南汉宫廷的呢？首先，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与以邢窑和定窑为代表的白瓷体现了我国唐宋时期南北方陶瓷生产的大格局，也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这些窑场生产的瓷器，深受南汉皇帝及内廷官员的喜爱。其次，南汉虽然偏居南方，但为了维护岭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十分重视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政权的交往和联系。刘岩称帝之前，一直视后梁为正朔而“岁贡大朝”，还在荆州“令师进置邸……造车乘以给馈运”［13］。后唐灭梁后，刘岩又“遣宫苑使何词入询中国虚实”［14］，及听闻后唐朝政紊乱无力统一全国后才又断绝往来。后周代唐，“世宗遣使入岭”［15］，中宗刘晟还在使者面前夸耀南汉强盛。显德三年（956年），及闻世宗平江北，刘晟惶恐不安，“遣使修贡于京师，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16］，可见南汉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往时通时阻。但“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17］，“西通巴、蜀。得其珍玩”［18］等记载表明，岭南与中原及西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南汉与吴及南唐接壤，两国之间一直关系良好。刘岩称帝时“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19］南唐代吴后，“遣使来通好，自后聘问不绝”［20］。《独醒杂志》关于南唐“岁与刘鋹市易。太祖既下岭南，市易遂罢”［21］的记载表明，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较为发达。南汉与吴越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刘岩任清海军节度使时就“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如吴越，请以兄事吴越王”［22］，及刘岩称帝，吴越王钱镠虽然接受后梁命令出兵征讨，却并未付诸行动。大有五年（932年），钱镠病逝，刘岩派左仆射何瑱“如吴越致祭……大得嗣王心”［23］。刘鋹好治宫室，为购怪石，“乃令国中以石赎罪。富人犯法者，航海于浙买石输之”［24］。2009年，在福建平潭分流尾屿发现一艘装载大量越窑青瓷器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沉船［25］，从考古上印证两国之间陆上交通虽因南唐和闽等国相隔而受阻，但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是相当发达的。综上所述，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五代时期的北方定窑白瓷，应是通过商业贸易经荆州沿湘江、灵渠、西江转碾运到广州的，景德镇的白瓷应是南汉通过与南唐边境贸易得来的，越窑普通产品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入岭南的。越窑秘色瓷是吴越钱氏“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26］，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秘色瓷数量稀少，应是南汉与吴越两国交往过程中，吴越国馈赠给南汉国的。关于陶瓷器上的文字款识，冯先铭先生认为主要是记载制作该器的时间、地点或工匠的姓名、作坊牌号、监制者的姓氏，以及订制该器的顾主姓名、堂名、图案标识或吉祥语等［27］。冯先生所指的陶瓷款识，主要是指入窑烧制之前刻划、戳印或书写的文字，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官”“记”字款瓷器属于这一类型。其余在瓷器烧成之后加刻上去的文字，与杭州收集到的南宋宫廷用瓷的铭文情况相似［28］，应是瓷器使用机构或个人的专用标记。根据两者共出的情况来看，“要”应为“掌要局”的省称。“掌要局”不见文献记载，有学者曾考证认为其是南汉内侍省所设之局，职掌朝廷机要文书［29］。内待省是为皇帝生活起居提供服务的机构，将掌管机要秘密的机构视为其属官似有不妥。“掌”即职掌、掌管的意思。“要”是重要、机要、机密、机务之意。唐初，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制度、军事行动等大事、要事是由皇帝诏集三省首长等共同商议决策的，如：“（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30］。到唐代后期，因宦官擅权参与要事决策，扰乱朝纲，宰相崔胤为铲除宦祸在给唐昭宗的奏书就说：“高祖、太宗无内待典军。天宝后宦人寖盛，德宗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令宦者主之……其后参掌机密，至内务百司悉归中人”［31］。据文献记载，其议事地点设在内廷的政事堂，“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政务”［32］。其中的枢机房为机要室，主掌军机大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综上可知，南汉国的“掌要局”应相当于唐朝政事堂下属的“枢机房”，是专门负责机要事务的机构。南汉自中宗刘晟开始宠任中官，至后主时尤甚，国事委由宦官裁决，“台省官仅备员，不复预机密”［33］。从“掌要局”和“要”字款瓷器出土于南汉宫城核心区来看，掌要局也设在禁中之内。查考有关南汉的文献资料，不见与“女”字相关的宫殿建筑名，或与南汉某一重要女性人物有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南汉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陈延寿以见南汉主。南汉主于内殿设幄帐，陈宝贝，胡子冠远游冠，衣紫，踞坐帐中宣祸福，呼南汉主为太子皇帝，国事皆决于胡子，内太师龚澄枢、女侍中卢琼仙等附之。”［34］此事在《新五代史》和《宋史》等均有记载，只是详略不一。据《唐六典》记载，太常寺下属太卜署有“巫师十五人”，其下自注曰：“隋太卜署有男巫十六人、女巫八人”［35］。按《初学记》引《风俗通》曰：“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36］，可知女巫原是伎术类职官，无品秩，地位俾下。南汉女巫樊胡子因吹嘘自己是玉皇大帝附身能知旦夕祸福，后主信以为真，不但赐其珍贵宝物，还屈尊降贵为太子皇帝将其迎入宫内当神来侍奉，可见其身份是何等尊贵。“女”字款秘色瓷盘应是后主刘鋹赐给她的宝物之一，“女”字是其专用之器的标记。南汉史籍不见有与“卢”字相关的宫殿建筑或官署机构名。在古汉语中，“卢”字多作姓氏使用，“卢”字款瓷器或与南汉后主女宠卢琼仙有关。《南汉书》将她列入后妃传，“中宗时宫人，体轻盈，肌肤雪白。乾和中，与黄琼芝等十余人并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出参朝政。后主嗣位，进拜才人”［37］。中宗刘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幸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38］后主刘鋹“性昏懦，委政宦官龚澄枢及才人卢琼仙，每详览可否，皆琼仙指之。”［39］卢琼仙虽为女官，但因受到君主宠信，常与宦官一起参预朝政，是南汉中后期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因此，“卢”字款秘色瓷应是南汉皇帝赏赐给卢琼仙的宝物，“卢”字是其专用之器的标记。该瓷器出土于南汉宫苑水池淤土中，其涵义或与南汉的离宫昌华宫（苑）有关。乾和二年（944年）夏，中宗刘晟“遣洪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华宫，晟使盗刺杀之”［40］。襄帝即刘隐的尊号，其德陵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小谷围岛北亭村的青岗北坡［41］，2012年，在德陵西南方约500米处的北亭村山文头岗东南坡发掘出应是南汉行宫昌华苑的建筑基址［42］。这件刻“昌”字款瓷器或为昌华宫（苑）专用器具，可能是因要准备祭祀襄帝的祭品而带入宫廷。另外，“昌”字也可能与越王刘洪昌有关。高祖刘岩病重期间，曾想立自己喜欢的五子洪昌（长子和次子早逝）为太子，结果遭到崇文使萧益以不立嫡长会招致动乱为由反对而作罢，最终三子刘洪度（后改名玢）得以继位。刘玢在位才一年，就被高祖四子刘洪熙（后改名晟）谋杀。应乾元年（943年），越王刘洪昌因迎立刘晟即位有功被加封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知政事。乾和初，或因“辅政”中宗得以留在禁中［43］。综上所述，“昌”字款青瓷可能是南汉“昌华宫（苑）”专用之器的标记，也有可能是越王“刘洪昌”所用之器的标记，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证实。查考所有与南汉相关的文献资料，不见有与“瑶”字相关的宫殿建筑或人名，具体所指不详。从这2件“瑶”字款白瓷与“卢”字款青瓷、白瓷共出的情况来看，“瑶”字应为人名，也是南汉内宫中“具冠带，领外事”女官之一，只是她的地位及影响较“卢琼仙”等人要低，以至于史书缺载。目前关于晚唐至北宋时期瓷器上习见的“官”“新官”文字款识的确切涵义，学术界已有深入的探讨，虽然意见尚不统一，但大都认为它可能和“设官监窑”或“禁廷制样需索”有关［44］。“官”即“官样”的意思，是官府制定的征收实物税或者是烧造贡瓷的标准式样［45］。2003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也出土1件南汉国时期的釉下刻“官”字款青瓷碗底［46］，其造型、胎釉以及垫烧工艺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这件“官”字款青瓷基本完全一样，只是“官”字的写法不同。广州发现的这2件“官”字款青瓷碗底，与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晚唐至北宋初越窑和耀州窑“官”字款青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应为南汉本地烧制的，其具体窑址虽然尚未发现，但和粤东梅州地区晚唐时期的水车窑应有密切关系［47］。“记”字应为入窑装烧之前工匠所题的文字标记。据贺云翱先生的研究，官窑窑具及瓷器上刻出相关工匠的姓氏或名字标记，是组织管理者为了方便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查、工效考评等而实施的监督管理制度的反映［48］。李慧等学者通过对景德镇兰田窑器物与窑具上刻划文字的分析研究，也认为这是晚唐五代时期各地瓷器生产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是制瓷业管理组织及瓷器销售发展的反映［49］。通过综合分析研究，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这批五代十国时期的刻款瓷器，既有北方定窑和南方景德镇窑的白瓷，也有江浙的越窑青瓷，还有南汉本地区生产的青瓷。中原地区的瓷器主要是由商贾通过商业贸易输入岭南的，景德镇的白瓷是南汉通过与南唐之间边境贸易得来的，越窑产品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进入岭南，秘色瓷则是吴越国馈赠给南汉国的礼品。这些瓷器上的文字款识，绝大多数是在瓷器烧制好之后由使用的宫殿、官署机构或个人后刻的，是南汉昌华宫、掌管机要事务的专职机构掌要局、皇帝宠臣女巫樊胡子和才人卢琼仙等专用之器的标记。这对研究南汉国的政治、机构设置、职官、南汉与中原及周边政权之间的交往和商业贸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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