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悠悠大公桥（212）

  

▲醉八仙

地处长江西陵峡口的宜昌上可去巴蜀高山，下可达江汉平原，而宜昌的酿酒史可追溯至唐朝。如那首《夷陵歌》即写道：“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路过宜昌的杜甫也有诗云：“白发须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之雨峡，忽尽下牢边。”

据记载，宋神宗熙宁年（公元1068-1077年）间，此地的酒课为“一万贯以下”，可见当时的烧酒锅规模不大。但《酒名记》中，已有“峡州重糜至喜泉”的记载。不过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的诗人雷思霈笔下，诗中写的就有声有色：“秦灰汉垒千年迹，白糁红酣两岸风。”也就在那个时候，宜昌民间已有“十二月初八，人家酿秫日腊酒”的习俗。

按照清乾隆版《宜昌府志》记载：“玉蜀黍，名玉高粱，土名包谷，酿酒。”故用包谷作原料所酿之酒，就称包谷酒。诗人杨树本写的也是：“大米珍如珠，高梁亦罕有;祭祀及燕饮，一味包谷酒。”即可看出当时宜昌所酿造和流行的都是玉米酿成的酒，品质也就是很一般，不为世人所重。民国期间，宜昌已经形成上有巴东野三关的包谷酒和枝江的糯米、小麦、大米、高粱、玉米酿造的白酒平分天下的局面。

宜昌自古就是长江水域上中游物资贸易集散转运之地，更是南来北往的客商沿着这条水路往来必经之地。想想唐代李白豪情万丈的诗词：“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再想想很多世纪之后，一代文豪郭沫若写的：“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怎一个豪爽酒气了得？

再看被贬在这里当一个小小县令的欧阳修天天游山玩水、醉生梦死，后来还在《醉翁亭记》中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而无论是唐代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被称“前三游”）还是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称“后三游”）肯定会在那悬崖之中的三游洞里饮酒赋诗，所以李太白说的好：“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宜昌开埠的首位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Edwin Ludlow，）在他的《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可以看出那个英国佬对宜昌土著的印象不好：“该地居民容貌粗俗，愚昧无知，大多虚弱无力，由于瘴气影响带来消化的紊乱，当地大多数人都是面黄肌瘦。很多人饮用烈性白酒，在街头遇见醉汉是家常便饭的事。”而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一篇关于宜昌概况的介绍中也说：宜昌“若干中产以上者优游终日，不事生产，其甚者乃完全沉溺于酒嫖赌之中”。可见喝酒在宜昌自古有之。

人们习惯性地把解放前后说成是“旧社会”和“新社会”，当年还有一句流行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不论是否必要，反正解放以后，“反动派被打倒”，黄赌毒也被彻底铲除，人人都劳动，个个要生产，即便是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可是逢年过节平均分配，每家都可以凭着供应票证买到平价商品，也包括白酒和红酒，也就自然使得绝大多数劳动者满意。

中国的酒文化并不是和老外那样，一个或者几个绅士聚在一起，在摇曳的烛光下摇晃着高脚杯里的液体喝着拉菲那样的优雅，也不像美国牛仔那样，端着厚厚的啤酒杯，大口大口的牛饮那么粗野，中国人举杯喝酒没那么简单，就是家徒四壁，也得有一碗咸菜佐酒，孔乙己是茴香豆，杨志吃的是枣，北方的西安喝酒吃的是羊肉串，南方的扬州吃的却是红烧狮子头，而聚啸山林的山大王那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是现在喝“早酒”的宜昌人，也得有一碗或牛肉面或肥肠面权做喝酒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