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鲁克 来源|张朝阳频道 全文总计4517字,需阅读12分钟,以下为正文: 这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突破,个人的工作生涯将超过组织的生存期限,相应地,一个全新的挑战也将随之而来:即在下半生我们应该做什么? 现在我们不再指望活到60岁的时候,30岁时就职的公司仍然存在。 并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40或45年中一直做同一种工作也太乏味了。 他们会越做越退步,逐渐感到厌烦,失去工作的全部乐趣,"在工作岗位上退休"已经成为自己和周围所有人的负担。 然而,对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等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未必适用。 最伟大的印象派画家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即使双目几乎失明,在80多岁时仍旧在坚持创作,而且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可能是最伟大的后印象派画家,在90多岁高龄时仍然坚持创作,直至逝世,而且在70多岁时还开创了新的画派。 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卡萨尔斯(Pablo Casals,1876-1973)是20世纪最杰出的乐器演奏家。 在97岁高龄时,他还计划演奏一个新的曲目,而就在他有一天练习时,突然去世。 但是,即使在取得伟大成就的人当中,这些人也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都是现代物理学巨匠,他们在40岁以后都不从事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了。 普朗克还另外从事过两份工作。1918年后,60岁的普朗克曾经负责重组德国科学界。1933年,德国纳粹逼迫他退休。1945年,在希特勒倒台后,年近90岁的普朗克再次出山重组德国科学界。 而爱因斯坦在40多岁就退休了,他因此也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当前,管理者的"中年危机"问题被许多人所诟病,而这种话题多半很无聊。 在进入45岁以后,大多数管理者都已经到达了事业的巅峰,而且他们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20年来的反复磨炼,让他们在工作上轻车熟路。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继续再学习,也没有多少人能在此之后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他们所做的工作能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满足感。 工作了40年的体力劳动者(如在钢铁厂或火车驾驶室中工作的工人)在达到迟暮之年以前(即达到传统的退休年龄之前)很早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他们的平均寿命能达到75岁左右,那么他们在这余下的10~15年中会过得很愉快,要么什么事也不做,要么打打高尔夫球、钓钓鱼、培养一些小爱好等。 但是,退休后的知识工作者的一生并没有"结束",也许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小牢骚,但他们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然而,知识工作者在30岁时本来感到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他们过了50岁以后就会觉得这种工作已经变成一潭死水,而且仍旧有可能继续从事这种工作15~20年,那么他们就不再会从这种工作中获得任何快乐。 因此,要自我管理,我们将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下半生做好准备。
01 下半生做什么的三个选择
我们找到了关于"下半生做什么"的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实际是开创新的事业。 这经常意味着我们只要从一个组织机构更换到另一个组织机构就可以了。 美国的中层企业管理者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许多人在45或48岁时换工作,进入医院、大学或一些其他非营利组织工作。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他们也已经攒够了退休金。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员仍旧从事与过去同样的工作。例如,在大公司担任部门领导的人到中等规模的医院担任院长。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开始做不同的工作。 在美国,有很多的中年妇女在企业或当地政府中工作了20年,后来又提升到基层的管理职位, 现在,当她们45岁的时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她们选择进入法学院学习,三四年以后,她们可以在当地社区出任初级律师。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一份工作上做得相当成功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第二职业。 这些人大都属于精明能干的类型,他们知道如何工作,像那个进入当地社区医院工作的部门负责人。 随着他们的孩子各奔前程,他们的家逐渐变得冷冷清清,因此他们需要社区,也需要有收入,最重要的是需要挑战。
第二个选择是发展类型相似的事业。 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在本职工作上做得非常成功的人,仍旧会以全职、兼职或者顾问的方式,留在他们奋斗了20~25年的岗位上。许多人在本职(或全职)岗位上每周需要工作40~50个小时。 也有些人从忙忙碌碌的全职工作人员转变为兼职员工或成为顾问。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与本职工作不矛盾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组织中每周另外需要工作10个小时。 例如,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社区。他们管理受迫害妇女避难所,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担任儿童图书管理员,在学校教育委员会(school council)担任委员。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数量很大,而且呈快速增长之势。
第三个选择是做"公益创业者"。 这些人通常在本职工作上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包括商人、医生、顾问和大学教授。 他们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觉得现有工作不再具有挑战性,为此虽然能够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但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参与另一项新的事业,而这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事业。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下半生,大多数人可能会继续做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即对工作感到厌烦、但不得不继续例行公事和度日如年地直到在工作岗位上退休。 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认识到,延长的职业生涯对于他们自己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因此他们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引领潮流的人和我们效仿的典型,其"成功故事"将越来越多地得到广泛传颂。 想要管理好你的下半生,其先决条件在于:提前做好下半生的计划。 当人们30年前第一次认识到平均工作寿命会越来越长,而且延长的速度会非常快的时候,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退休后的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其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如果我们在40岁之前没有开始从事志愿者的工作,那么在60岁以后也不太有可能成为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公益创业者都是在他们原有的企业达到顶峰之前,就早早地投身到第二项事业当中。 一个律师在大约35岁时就开始作为志愿者为其所在州的学校提供法律服务。当40岁时,他当选为学校教育委员会委员,50岁时,在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即建立和管理学校。 然而,他仍旧在原来的大公司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这份工作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而在他帮助公司的创始人创办这家公司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律师。 管理好你的下半生更多地意味着:知识工作者要想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将越来越需要他们培养或提前培养出第二种主要兴趣。 在每个人的生命或工作中,不可能不遭遇重大挫折。 42岁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因得不到公司的重用而无法升职。 同样42岁年富力强的学院教授认识到,即使完全有资格担任重点大学的教授,他也只能永远待在给他第一份工作的小学校里,而无法到重点大学担任教授。 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中也时常有这样那样的悲剧发生,如婚姻的破裂、中年丧子等。 此时,如果我们有第二种主要兴趣,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这种主要兴趣不只是另外一种爱好,精明能干但错失升职机会的工程师现在知道,他的工作做得虽然还不是很成功,但是,在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动(如在当地的教会担任财务总监)中,他却做出了不菲的成绩,而且能够继续的话,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虽然有些人的家庭破裂了,但是在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动中,他们却可以拥有一个集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非常重视成功的社会里,第二种主要兴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长河中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正如英国的一位老者所说,绝大多数人只希望待在他们应该待的位置上,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到那时,唯一的变化就是他们在逐渐走下坡路,对于他们来说成功实际上总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在知识社会中,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成功者,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 每个人在某个领域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完成重要的事情和成为重要的人物,这对其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 这意味着第二个领域,包括第二项事业、并行不悖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和本职工作以外认真对待的兴趣,所有这些方面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领导者,成为受别人尊敬的人和成功人士。
02 个人的革命
自我管理虽然不能够为我们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和挑战,但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却是看得见的,它对于这些变革和挑战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自我管理可以认为是人事上的革命。 它要求个人,特别是知识工作者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和做出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是因为,它实际上不但要求每个知识工作者都要从首席执行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做事情,还要求知识工作者抛弃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年轻一代)那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求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发生几乎180度的大转弯。 毕竟,知识工作者第一次大量出现只有一代人的历史,我在数年前首先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术语。 在体力劳动者(他们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包括任务本身或老板的要求)向知识工作者(他们需要自己管理自己)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在目前的每一个社会中,即使是在最"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人们在潜意识上也想当然地认为:组织机构的寿命比劳动者的职业生涯长以及大多数人都原地不动。 而自我管理则是以完全相反的事实为基础的: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能比组织机构的寿命长以及知识工作者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在美国,人员的流动性已经被普遍接受。 但是,即使在美国,由于劳动者的职业生涯比组织的生存期限要长,因此需要为与当前境况不尽相同的下半生做好准备,这种劳动者需要面对的事实其实也是一种变革。 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好相应的准备。现在的任何机构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现行的退休制度。 然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人们不希望也不愿意接受员工的流动,而是希望员工保持稳定。 例如,在德国,以前的人们在10岁时,或最晚16岁时在职业取向上就已经定形了。 如果儿童在10岁时不进入高级中学,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任何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 大多数没有进入高级中学学习的人,将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以学徒身份成为技工、银行职员或厨师,这种学徒制度决定了这些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要做的工作。 要改变当初当学徒时就已经确定的职业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在现实中没有被禁止的情况下,这种更换职业的行为也是不太可能做到的,而此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03 社会的变革
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那些取得最大成功的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最大的,在变革上面临的困难也最大。 比如在日本,它所取得的成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日本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组织机构的稳定不变,即"终身雇用制"保持不变。 在"终身雇用制"中,管理我们的是组织机构。当然,这种制度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它想当然地认为个人没有其他选择,每个人只能作为被管理的对象。 我非常希望日本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既能保持"终身雇用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性、集体与社会的和谐,又能创造出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必备的流动性。 目前对于日本及其社会的和谐来说所面临的危险还不是最严重的。 由于在每一个国家以及各种机制健全的社会确实需要具有这种凝聚力,因此日本的解决方案将成为各国效仿的典范,尽管如此,一个成功的日本仍将是一个必须要发生剧变的日本。 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也必须这样做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可以预见:随着那些可以自我管理而且必须要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的出现,每一个国家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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