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纸看了我的博客文章约我重新整理写了关于文学翻译稿费的文章一篇，算是钱春绮先生离去后引发的一个行业焦点话题。写完后，我意识到钱春绮先生那一代人的安贫乐道真成了传说了，一本书稿费买个北京四合院或上海石库门的历史也成了传说。大家别疯狂地迷恋那个时代，那只是一个传说。脚踏实地看看怎么解决眼面前儿的难题吧。黑马特记。 X鬻文为生的翻译家钱春绮走后（本文发表在2月23日的《世界新闻报》上） 黑马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在春节前夕去了。钱老在老一辈翻译家里成就显赫，享有很高的口碑，自不必说；他为业界津津乐道的独特之处则是真正的独特，无人可比：他是一个翻译个体户，没有公职，完全靠低廉的翻译稿费为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人。其他大师，似乎都有个公职，或在大学教书，或在研究所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即使是杨宪益先生这样的职业翻译家，也有外文局的公职，那个铁饭碗还是和钱的泥饭碗大不一样。如果不论名气，不论其他，仅论这一点，应该说钱先生最受敬重，因为他是纯粹鬻文为生，捉襟见肘的日子，估计没几个翻译家能感同身受。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这个，与钱先生一样学富五车、译品等身的翻译家自然很有几个，论学问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榜样的土壤和水质确是大不一样的。同样材质的嘉木奇葩，钱先生是长在贫 瘠的土壤里的，生活上随时会断顿儿，可其精神之花依然璀璨。这就如同锦衣玉食与吃糠咽菜的两个孩子同样考取了清华北大，大家的同情心自然会偏向后者一样。同样的大师，钱先生得到的同情分要高。 他那么多年以自由职业者之身孜孜不倦地孤独翻译，业绩辉煌，到米寿之年还在翻译荷尔德林诗歌，简直是奇迹。老骥伏枥的精神，历久弥新的译文，少有人能及。直到1995年，应该是出自对人才的照顾和同情吧，他被上海文史馆吸纳，才算有了一份不高的固定收入（后来涨到了1600元）。而文革期间他不能出版自己的作品，一下子十几年没有收入，完全靠积蓄和老伴的微薄工资量入为出生活养家，实在不易。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仍然默默地翻译着可能永远也无法出版的德语文学，这应该叫对文学的至爱了，钱先生是与德语文学相依为命。 在博客上唏嘘着写了几段关于钱春绮先生的文字，然后又看了几篇关于他过去的回忆文章，突然俗人之心顿起，有点歪读的意思了。的确，当我们关注他这样在低廉的稿酬时代素心依旧，“安贫乐道”地焚膏继晷埋头于德语文学中时，我们不得不同样关注他的生存状态，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的衣食住行，就难免从高雅之处滑落到日常的油盐酱醋，开始将钱老“还原为普通人”。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必谈的一点是，钱老1950年代被人乱安排，本是皮肤科专家却死活不给安排到皮肤科当医生，心中不快。因为爱好翻译文学，就在写医学著作之余翻译了德国文学，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一本海涅诗歌集得稿费8000元，在那个大学毕业才挣56元的时代里，8000元是巨资了。80元月薪当时就是专家级的高工资，钱老一本海涅诗集等于挣了一个专家100个月的工资。于是他毅然辞职干个体文学翻译，彻底不受医院的气了。估计这个高稿酬制度也是他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重要诱因。私下还以为，估计同样身在上海的傅雷先生也是他的榜样，傅雷那个时候翻译法国文学估计稿酬优厚，住着洋房。这种现象都是现在大家羡慕的，动辄就说当年艾青一本诗集就买下北京一个四合院，叶水夫翻译一本《青年近卫军》也购得一个四合院。那时的四合院是一万元上下一个，价格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十五年的工资。现在北京的老四合院动辄千万计，是一个月薪3000元的人二百多年的工资，所以似乎更增加了当年稿酬之高的神秘。 钱老在文革十年中书无法出版，断了生计，估计是艰难困苦，绝望致极，但高稿酬留下的积蓄还是可观的。文革后又开始出版，到1990年代之前，像他那样的大翻译家日子还是相当好过的。那个时候，只要有房子住，翻译稿费用来支付日常开销绰绰有余。记得那时我在出版社当编辑，做小文集时选用了周珏良、董乐山和冯亦代等大家的已出版作品，在一个会上见到久仰的周珏良告诉他很快寄稿酬和书，他说：又用啦，等于白拣一笔钱。那可是二百多块，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呢。所以我特别羡慕这些大教授，有公职有大房子，随便业余动手翻译点什么就“白拣”我三个月的辛苦工资。身边有这样的榜样，谁不想苦学苦练，也能一劳永逸，日后“白拣”点什么？后来知道，这叫知识产权，做一回，再重复用，“白拣”的权利永远归你。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笔者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翻译的，虽然只是初学乍练，但对此深有体会。那时我工资62元，是硕士工资，很快涨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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