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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将293名战犯列入了名单，其中13名罪行严重的不能被特赦。2月27日，主席拿到名单之后作出了指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个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个人都有公民权”。这个消息放出之后，战犯们在礼堂里嚎啕大哭，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都已经年过半百，本以为会在这里了此残生，没想到竟然可以重获自由。他们一边相互拥抱，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共产党为何要特赦国民党重犯？  国民党战犯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形势日渐稳定，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当时正关押在全国各地的监狱进行改造，一直没有进行实施审判，直到1956年，这件事才提上日程。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战犯，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总理给出了这样的意见：政协会后，可放几十个战犯看看。中央在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后，认为此时国内已经满足了释放一批罪犯的条件，首先国内经济已经实现了稳定，三大改造已经提前完成，政治实现了空前稳定。其次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这些战犯大都是国民党的军官，离人民群众比较远，并不是像大地主那样直接欺压百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这些人在经过思想改造之后，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悔改的表现，这时候释放一部分反动分子，有利于人民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根据周恩来和中央的部署下，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大陆，不管是什么人都将既往不咎。  国民党战犯 这些战俘的成分极为复杂，根据当时的初步计算，战犯的总数为926名，其中军队系统有736名，政府系统46名，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为了实行集中管理，将他们分为关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等地，而其中的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在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 功德林一号战犯所关押的高级将领，情况更为复杂，改造起来十分困难，这些人大都是长期为蒋介石效力，参与了蒋介石的多项决策，是蒋介石身边最可靠，也是最忠心的人，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并对战败表示不服气，不认输，认为蒋介石才是统治中国的“正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在蒋介石身边效劳多年，是不可能为共产党效力的。  蒋介石 为了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中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重点就是解决战犯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最后大量的事实和资料显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当战犯意识到错误之后，就开始结合理论进行学习。为了体现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共还组织他们到天津、武汉等地去参观，看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了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等人先后到功德林去看望他们，做开导说服工作。 除此之外，中共尊重战犯的人格，关心他们的健康，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了合理的规则，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各项权益，比如不能打骂或者体罚战犯，不能侮辱战犯，要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同时还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定期检查，还帮助他们镶牙、装假肢、配眼镜等等，让这些战犯体面地活下去。  国民党战士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在中共充满人道主义的帮助下，一些高级将领开始慢慢悔改，有一位原高级将领说道：“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东西，但是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要珍贵，我在过去一直都是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够在共产党的改造下，重获新生，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 在数百名战犯中，改造最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之后，杜聿明就被俘虏了，在俘虏期间，他的脾气十分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在送往北京功德林的时候，脚上还带着重重的手铐，他以为他自己罪大恶极，必有一死，于是就在自己棉裤里面藏了将近60多片安眠药，随时准备自杀。  管理人员看着杜聿明的苗头有一点不对劲，于是就先对杜聿明进行了思想教育，让他学习了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候，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案》，其中的一条例表示：一切战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够认清，幡然悔悟，并且有实际表现的，一定会夸大处理管理人员还给他反复提到了傅作义将军的实例，渐渐地他就认识到了，只有认清是非，立功赎罪，才能重新做人。后来他将自己藏在棉裤里的安眠药拿了出来，并一再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  杜聿明 杜聿明有一次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处长彻夜陪伴在他身边，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杜聿明，醒来之后，杜聿明激动地对处长说道：“如果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说到这里，陈赓来到了杜聿明的病床前，看到陈赓的到来，杜聿明含着眼泪对他说：“想当初我们都是黄埔军校同一期的同学，然而我们却走了不一样的路，还在战场上刀剑相见，事实证明，你走对了，我走错了。”随后杜聿明的名字出现了特赦的第一批名单中。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这个命令，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感谢党让他们重获第二次生命，希望自己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特赦的战犯也表示，自己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从战犯的身份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子。走出功德林，意味着他们将会有新的生活，同样也会有新的考验，这个问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等人乘车行驶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来到了周总理的家中，看到自己曾经的老师，杜聿明等人是又兴奋又羞愧。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并开始挨个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庭笈告诉周恩来自己的情况，他的妻子叫做冯莉娟，1948年他被俘之后，妻子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张开往台湾的船票，后来听到了自己被俘后发表的一篇演讲，就决定在海南等待丈夫的归来。1954年，妻子回到了北京，因为是战犯的妻子，所以不能安排工作，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无奈之下，她向自己提出了离婚。  西花厅 周恩来听完故事之后，就对张治中说：“你应该动员他俩复婚嘛，现在郑庭笈的身份已经解决了，生活的问题也会解决的。”张治中和周恩来一起把郑庭笈的想法，传达给了冯莉娟，她听到之后，流下了幸福的眼泪：“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也不想和他离婚，这些年，我一都在等他特赦……”郑庭笈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对周恩来说：“我本以为自己这辈子会像浮萍一样无依无靠，感谢共产党给我一个家。”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将他的妻子调到了他身边做打字员。复婚后，郑庭笈夫妇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总理就是我们的红娘。” 像郑庭笈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共把他们特赦之后，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并给予一定的照顾，看到第一批特赦的效果这么好，中央决定继续落实这个方针，分批次特赦战犯。他们都获得了新生，有的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参政议政。 1975年，中央迎来了最后一批战犯，华国锋拿着最后的名单递给了毛主席，并告诉主席，这个名单中有13个人应该继续被关押，不能被特赦，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毛主席看到报告之后，说道：“都放了吧！让这13个人自己去社会上接受改造吧！”毛主席的话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大家都为毛主席的态度而感动。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开宣布：特赦后每个人都有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之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毛主席 剧照 事实证明共产党说话还是算数的，在最后的一批战犯中，10名国民党将领申请去台湾和家人团聚，申请很快得到了大陆的批准，中央的申请部门还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并再次向他们重申党的政策，到了香港之后自行办理回台，发给了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他们新衣服还有费用，指定中国的旅行社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一切被台湾当局认为是中共“统战阴谋”认为这10个人是“共谍”、“统战分子”，绝不接纳这10个人回到台湾，在台湾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这10个人没有和台湾的亲人团聚，最后4个人去了美国，2个人留在了香港、3个人回到了大陆、还有一人自杀身亡。 从1975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国民党战犯，中共对待国民党战犯的措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同时也为早日实现台湾统一作出了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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