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元明 沈曾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章草。章草完全可以以沈曾植为分水岭，之前称为“古代章草”，其后为“现代章草”。章草作为书法史中的一个小品类，在沈氏之前虽然有宋克尝试和大草结合，而大多是陈陈相因，处于“复制”状态，从皇象、索靖，到赵孟頫、邓文原、宋克，无论字形还是风格，基本无差别。但沈曾植改变了这一切，章草成为其个人变法的根基和催化剂，究其缘由，与时代环境变化相关，取法的资源更多了，当然也离不开个人的才情和胆色。沈氏的身后，一下子涌现出众多的章草大家，功不可没。 沈氏的成功在于把握了时代脉搏，其成为涉猎汉简的第一人，以及他在碑帖融合思路上的包容和宽广，无疑走在了时代前列。今人总是想超越古人，对于“超越”要有恰如其分的理解。如果比作品尺幅大小、比广场巨书，古人是比不上今人的，因为资源有限；再比如全景展示，比多元组合、比跨界融合，古人也是不具备条件的。但所有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超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往后，创新的空间越为前人所踏遍，必须走书体多元融合的道路，而且要非常深入，不能放弃，但更不能轻言超越古人。 沈曾植的取法思路，在于没有将碑帖对立起来，注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个成功的书家，都会有个人审美价值取向，有自己努力的方向，有创作的侧重点。沈以章草成名，但他的章草已不是纯粹的章草，包含多种书体的成分。有鉴于此，对于创作实践者来说，一种书体的钥匙可能在另一种书体上打开，五体相通，篆书作为“五体之祖”，必须要重视。沈氏篆书不常见，推测原因在于，对沈氏而言，篆书不是其主创方向，但又必不可少，故而极少示人。像郑孝胥也写碑、写隶、写篆，但只有行楷书才能代表他的艺术水准。 沈氏不同风格的篆书，我见过多件，他对于金文、石鼓文、小篆和清篆都有过关注。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沈氏19件作品中，就有临《鲁大司徒匜》《周宒（zhūn）匜》《齐侯中罍》等金文作品。《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周宣”指的是《石鼓文》，说明沈氏关注过《石鼓文》，且有临《石鼓文》传世，用的主要是碑派笔法。《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张照）、石庵（刘墉）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沈曾植看出邓石如求变的法门所在。关于邓篆，只是文字表述。就作品而言，主要是受到何绍基和赵之谦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大家，观点和实践却存在根本对立，何绍基讲究艰涩，主张“师笔”，赵之谦讲究清丽，主张“师刀”。赵之谦的行书学过何绍基，有服膺之处。不过，大家想要有一席之地，最终分道扬镳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沈曾植在篆书上也尝试融合，与他的碑帖融合主张是一致的。需要注意，观念的融合和创作实践的融合是两码事，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就像一个印人，既喜欢齐白石的单刀，又喜欢陈巨来的元朱文，但只能是“二选一”。沈曾植的很多篆书最终还是从清人移步到远古，从金文出，从秦汉出，不恪守一家。需要留心一点，沈曾植对于《夏承碑》和《北海相景君铭》等有过关注，这些隶书范本都带有篆书因子，把这些用笔巧妙融入到篆书创作中，就可以增加一定的趣味性。这正是沈曾植的巧思之处。 沈曾植篆书的面目多样，喜欢多元尝试，不固守一家。此件篆书《道德经》选句（如图）学邓石如、吴让之而有变化。沈氏在笔法上受包世臣、吴让之影响时间较长。总的来讲，沈氏篆书还是相对写得较少，所以比较生疏。沈氏笔法非常杂，喜用长笔，从第3行连着3个“忄”旁的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沈曾植的运笔功夫和变化技能。 沈曾植 篆书《道德经》选句条幅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风格恣肆、个性极强，用笔极其放纵、放浪，追求动态变化的大家，他为什么要写篆书？本质是“反向求取”，沈曾植写字快，讲究奇，注重动，这是基本风格，但一定要懂得“节制”，体验慢、正、静，注意反其道而行，才可以避免创作中可能的“失控”。这些特质很大程度上只能从篆书中获取，以期最大程度丰富个人的用笔意蕴。这样的临习带有一种强迫性规范的意味，使得个人创作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这也是很多大家始终坚持临摹，直至暮年也不放弃的原因所在。不管实临还是意临，一定要让自己有所依托。临摹是跟着感觉走，但也不能完全跟着感觉走。风格的营造犹如放风筝，飞得越高当然越好，但绳索一定要牵在自己手中才不会飞脱。 沈曾植篆书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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