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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岭南学报》第十四辑（2021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倪博洋授权发布！ 《詞韻選雋》與乾隆時代詞韻編纂思想* 倪博洋 【摘 要】乾隆朝是詞韻編纂的轉捩期，對於沈謙開創的詞韻編纂範式多有揚棄。應澧所作《詞韻選雋》是體現該時期詞韻韻書編纂思想的重要成果，但尚未爲人關注。今南京圖書館藏《詞韻選雋》抄本或爲應澧原稿本，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在詞韻分部上該書將入聲分爲四部，與今人利用統計學得到的結果只在一個《廣韻》韻部上有出入，體現出作者高超的審音功力。在創作觀念上該書强調詞韻要獨立於詩韻之外；韻目以《廣韻》爲主；不能將詞韻與古詩韻相混淆；審音應以宋人的雅音爲依據，不能兼采鄉音。這些觀念一方面糾正了沈謙的偏失，一方面開戈載之先聲，能够與《學宋齋詞韻》《榕園詞韻》一起代表乾隆時代詞韻家的編纂思想。 【關鍵詞】《詞韻選雋》 “尊體” 《學宋齋詞韻》 《榕園詞韻》 詞韻 當代學者於清代詞韻之學，主要做了兩方面的梳理工作，一是從資料角度對詞韻韻書文獻做了整理與介紹；二是對於仲恒、戈載等學者及其著作從詞學角度進行專人專書的開拓性梳理。但因爲現代學術意義上的詞韻學剛剛興起，一些工作還有未備之處：從語音史看，一方面詞韻韻書屬於韻書之一種，這就決定其體例、特點要從屬韻書，而學者從音韻學角度對清代詞韻韻書的探討尚爲少見；另一方面，詞韻韻書注重對於現實填詞的指導性，目的在於規範清人詞韻之用，而非如當代音韻學家排比統計，量化標準，以俾指明宋代詞韻之真，兩者道既不同，自然也有“不相為謀”之處。就文獻來說，當代學者由於人力有限，對於詞韻的搜求與研究難免有遺珠之憾，而這些未被人寓目或較少論及的詞韻往往自有價值。回到詞學而言，學者目光之焦點多只集中於沈謙、戈載兩人，二者之間這二百年，詞韻發展有何特點尚缺整體觀照。比如鮑恒先生將清代詞韻分成三個階段：清初至康熙時期、乾隆時期、道光時期，洵爲有見。[1]但在具體論述時只就詞韻的編纂方式將詞韻分爲三派，與詞韻的歷時發展無涉。實際上這三個階段自有內在的發展邏輯與傳承理路，不可偏於一端。詞韻文獻的搜求、考索與詞學史研究的豐滿、立體，其間存在一種交互關係：需要豐富的文獻來支撑起理論的抽象建構；需要多元的理論來釋讀出文獻的本體價值。這樣一些爲人冷落的詞韻單書還有搜求研討的必要。 一、《詞韻選雋》概說 《詞韻選雋》（下隨文簡稱爲“選雋”）凡一卷，清人應澧編，南京圖書館藏抄本一部（索書號GJ/95037），目題“飛鴻館詞韻選雋”。書前序言末題“乾隆庚戌上巳日錢塘應澧叔雅甫書”[2]，知其爲乾隆庚戌年（公元1790年）或略早的産物，早於《詞林正韻》。當代一些具有叙錄性質的著作多未提及，只有一些簡要的書目如《宋詞書目》[3]《唐宋詞書目》[4]《唐宋詞書錄》作了簡明著錄，僅說明“《詞韻選雋》一卷，清道光二十年刊《闇然室遺稿》本”，《唐宋詞書錄》另在“備考”欄中著明“《清吟閣書目》：《詞韻選雋》，應叔雅手稿。《八千卷樓書目》：《詞韻選雋》一卷，抄本”[5]。按清吟閣藏書經戰火後多歸丁氏八千卷樓，而八千卷樓的藏書今又多存於南京圖書館內，故今天可見的這一抄本或爲《清吟閣書目》著錄的應氏原稿本，洵爲珍貴。 應澧身世不彰，文獻記載亦有參差。《國朝書人輯略》卷六謂“字仔傳，號藕莊，浙江海寧人，官訓導”[6]，爲今人《中國書學史》[7]所采。《揚州畫舫錄》云“澧字叔雅。仁和人。工詩善畫。杭堇浦之婿也”[8]，與《國朝書人輯略》記載的表字、籍貫均不同。《兩浙輶軒續錄》於作者名下小字注作“字仔傳，號叔雅，一號藕泉，仁和歲貢，官安吉教諭，著《闇然室詩存》十二卷”[9]，驛騎於二說之間。《皇清經解》則作：“應澧，字好傳，號叔雅，一號藕泉一作莊，仁和一作海寧歲貢，官新昌訓導一作安吉教諭。”[10]兼採諸說，看似客觀，實乏確見。另文中“好”當爲“仔”訛，袁枚《隨園詩話》有“杭州應仔傳秀才《過弋陽》云：'沙清魚上晚，春冷燕來稀’”[11]諸語可證。至於籍貫與仕宦，錢仲聯《清詩紀事》即采“仁和”“安吉教諭”說。[12]而民國十一年《杭州府志》却記載“應澧，字叔雅，仁和人，乾隆四十五年歲貢生，官安吉教諭，杭世駿婿也”，指出叔雅是字不是號。以上諸說之是非可從《選雋》序中定奪。按“澧”可通“醴”，爲美酒之義，與“叔雅”意義相關。根據題名“應澧叔雅甫書”的文氣，可推斷“叔雅”是字的可能性更大。而其序在後面又言“近海寧徐氏有《榕園詞韻》[13]”，若其真爲海寧人，當會徑稱“吾鄉”，可見應澧當以仁和人爲是。《武林坊巷志》錄有應澧所作《應氏先世墓碣》，其叙祖、父輩身世甚詳，中有“應氏先世慈溪，自吾高祖太室公諱朝玉始籍仁和”[14]諸語，可證實我們對《選雋》的分析。 應澧自稱“架有菉斐軒、學宋齋、沈韻、徐韻四種書，因討究之，別訂一編，將以質之宗匠，義旨載系例言，述昔聞，溫古文，學於是乎在”，可見其目的是對諸家詞韻進行總結。可喜的是，一方面在分韻上並非如當時大多數詞韻“韻部分合還是編纂方法，都與《詞韻略》如出一轍”[15]，顯示出作者獨具之匠心；另一方面应澧在“載系例言”的“義旨”中對詞韻編纂也多有討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要言之，《詞韻選雋》的價值應引起重視。
二、《詞釋選雋》所分韻部及其得失 從《選雋》的分韻看，其與今存分韻具自家特色的幾本詞韻均不同。該書的編纂體例是：一是以《菉斐軒詞韻》《學宋齋詞韻》《詞韻略》《榕園詞韻》四部著作爲參考資料，已見前引。二是選字以平易爲主，標準是“人所共見也”。三是在序言中稱“《學宋齋》分部依廣韻次第，不用平水韻，今從之”。四是在韻部中，凡《廣韻》不同韻間以“〇”標識，如第一部下始以《廣韻》一東韻，韻下諸字與《廣韻》二冬韻之間以“〇”分隔，而東韻內部諸小韻不作區分，這種體例也與《學宋齋》相同，只不過《學宋齋》的分隔標識是首字識以“[ ]”。 趙誠列出了沈謙《詞韻略》、戈載《詞林正韻》、吳烺等《學宋齋詞韻》、李漁《笠翁詞韻》四部韻書的對比表。[16]我們仿其體例增列《榕園詞韻》《菉斐軒詞韻》（《詞林韻釋》）於下：
由於《菉斐軒詞韻》（《詞林韻釋》）實際是明人創作的曲韻[17]，所以其入聲不獨立。《榕園詞韻》則因爲上去二聲繼平聲之後單獨成韻部（類似《切韻》體例），所以平入之間諸部序號不連貫。 節省篇幅起見，表中省去了每部下轄的各個《廣韻》韻目，所以《選雋》第二十部的物、迄兩韻在《詞林正韻》中屬第十八部，上表未能顯示。除此之外，《選雋》分部與其他詞韻的異同已經體現於表中。從分部數量來看，李漁《笠翁詞韻》似乎最嚴，但實際上李漁以今律古，部分韻部依據了清代口語音。比如無論是宋詞還是元曲，都未如《笠翁詞韻》將支紙寘、圍委未、奇起氣三韻分立。[18]此數部宋詞通押者多見，不必備舉。故由於與實際用韻情况不符，李漁自己也不得不妥協，承認此三韻“原屬一韻，分合由人”[19]。類似的還有“魚雨御”“夫甫父”兩部，這種游移就使其缺乏正音规范價值。去掉該書與《菉斐軒詞韻》來看，《榕園詞韻》與《詞韻選雋》最晚出，[20]而分部最嚴，都是二十一部。《選雋》的特點是如著者所言，綜合各家，自出機杼。其陽聲韻分部最嚴，第七、第八、第九韻三分，其他詞韻書均合爲一韻。應書分部依據是《菉斐軒詞韻》，見下文。同樣第十六、第十七部也是如此。《笠翁詞韻》只分出“甘感紺”“兼檢劍”而沒有離析“寒罕旱”，前兩部是咸攝洪（一、二等[21]）細（三、四等）之別，“寒罕旱”則兼賅山攝洪音及細音an、ian、iεn，在音系格局上很不平衡，審音不及《選雋》。而《學宋齋詞韻》被戈載詬病“乃所學者皆宋人誤處”[22]，就是因爲陽聲韻-m、-n、-ŋ失去邊界任意通轉。此數部韻書各有不足，《選雋》則有糾正之意，應澧在“例言”中明言：“學宋齋本併真文元庚青蒸侵爲一部，元寒删先覃鹽咸爲一部，因襲前人，實失泛濫，今分上平真、文爲第六部，即菉斐軒之真文部；元、寒、删、山爲第七部，即菉斐軒之寒間部；桓爲第八部，即菉斐軒之鸞端部；元、仙、先爲第九部，即菉斐軒之先元部。”可見應澧早在戈載之前就已經看出《學宋齋詞韻》問題之所在，並且專門對之作矯正。 與陽聲韻之嚴形成鮮明對比，《選雋》入聲韻是諸家分部最寬的。表面上看要遜色於《榕園詞韻》之嚴格，然而值得重視的是，當代學者如魯國堯、魏慧斌等人對宋詞押韻作了窮盡的分析，其結果恰好也是四部，而且每部所轄韻字幾與《選雋》全同，唯在一部有異。《選雋》所分韻部具體如下：（用《廣韻》韻目） 第十八部：屋、沃、燭 第十九部：覺、藥、鐸 第二十部：質、術、櫛、物、迄、陌、麥、昔、錫、職、德、緝 第二十一部：月、沒、曷、末、黠、鎋、屑、薛、合、盍、葉、怗、洽、狎、業、乏 魯國堯先生所分四部與之相比，則除了將《廣韻》的沒韻歸入《選雋》第二十部，其他完全一致。[23]應澧活動於乾隆時代，文獻條件要遠遠落後於《全宋詞》編迄的今天。而應澧對詞韻入聲部的研究結論竟與今人窮盡式的統計成果只在一個沒韻上有出入，這是應該肯定的一項重要成就，甚至堪稱清人詞韻之學的最高成就。作者雖然明言“從《學宋齋》分入聲爲四部”，但是在最後兩部並不相同，應是其親自調查了宋人用韻而進行的改動，不徒是因襲前人。這一點能體現出應氏超過一般詞韻學家的審音功力，而這種功力則有家學淵源。應澧《應氏先世墓碣》稱其父應際升“於經書、音釋、訓詁尤所確審”，並“享年八十有六”[24]，有足够的時間對應澧耳提面命。 綜上所述，應澧在陽聲韻上吸收了《菉斐軒詞韻》的分部來糾正《學宋齋詞韻》的偏失；在入聲韻上精湛審音使之基本契合宋人的用韻實際，故而使其書成爲一部與《詞韻略》《學宋齋詞韻》都不同的體現自家面目的詞韻專書。如果他的陽聲韻以《詞韻略》爲准，就會得到一個與魯國堯先生大致相同的，能够反映宋詞實際用韻狀况的十八部系統。這一失誤也是事出有因，由於應澧不承認《菉斐軒詞韻》是曲韻韻書，甚至爲之辯護：“或曰此曲韻也，其言非是。”吸收了只見於曲韻的山攝三分、咸攝兩分的格局，這就使其不能如實地反映宋代詞韻的真正面貌了。這裏有必要對《詞林韻釋》的曲韻性質稍作簡介。該書原藏小玲瓏山館，自厲鶚始爲扇揚而顯名於詞學界。實際上該書既無原序言，自然也未明言是詞韻。清初學界雖信之不疑，但後來隨著詞韵研究的展開，詞家逐漸認識到《詞林韻釋》的分部與《中原音韻》一致，實爲曲韵。如秦恩復在《詞林韻釋》“跋”中稱：“十九韵與周德清《中原音韵》略同……此書出于元明之際，謬托南宋……專爲北曲而設”[25]，戈載在《詞林正韻》序中則下定論云：“觀其所分十九韵，且無入聲，則斷爲曲韵無疑”[26]，都是從《詞林韻釋》韻部與《中原音韻》一致這一要害入手，發現其與宋詞實際用韻不符，故基本窺破該書真面目。至於當代學界進一步發現《詞林韻釋》小字註來自《洪武正韻》，與《中州音韻》取徑一致，在明代甚至曾被視爲周德清的《中原音韻》[27]，則更進一步坐實了其曲韻面貌。 然而應澧作爲“詞韻說”的支持派，自然會注意到這一所謂“宋代詞韻”在分部上採取山攝三分這一極特殊的處理方式。一方面出於對宋代“詞韻”之祖的尊重，一方面符合應澧自身從嚴從雅的分韻方針，故其完全採取了這一曲家韻式。應澧此舉自稱是爲了使“音之開口、閉口，不致淆混”，雖有審音的理據，但犯了以今律古的錯誤。他的心目中，分清“開口、閉口”的權威標準還是元明以來成爲曲韻規範的《中原音韻》，“使無戾於《中原音韻》，庶幾完整”。 三、《詞韻選雋》與乾隆時期詞韻理論的發展 前文以今人對宋詞的統計研究與應澧詞韻並觀，似乎使人認為，只有完全符合統計學結果的詞韻才是詞家的論。實則不然，前文已指出，清人詞韻之用與宋人詞韻之真本自不同，從清人對於詞韻的評論來看，其對宋人用韻態度亦非盲從。故而問題焦點就回到清人詞韻諸學說之上。 除了在詞韻分部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應澧在詞韻理論上也有一定建樹。詞韻自清初以來，其發展就多有授受關係。有學者指出：“在詞韻製作史上，清初沈謙開創了依附於詩韻，結合對唐宋名家詞作韻脚的抽樣調查，而折衷取用的詞韻編纂方法。其《詞韻略》經順康詞壇詞學名家肯定之後，深入人心，後世詞韻編纂者在韻部編排和製作方法上均難以脫離其影響。”[28]實際上不僅是詞韻分部如此，就編韻思想而言，諸家也在沈韻之上發展。應澧《詞韻選雋》的編韻思想也體現了這種特徵，它既受了前人的影響，也有自出心裁之處，綜言之，《詞韻選雋》是乾隆時期詞韻編纂思想的典型代表，而要深入理解《選雋》的編韻思想，還得將其置於清代詞韻思想發展的大背景下。 詞之尊體是清代詞學發展的一條主綫。要而言之，爲了使詞擺脫“詩餘”的附庸地位，清代詞學家在創作與研究兩方面做了努力。創作上作者避免了香艶儇薄的內容書寫，而樹立了以雅爲尚、援詩入詞等創作追求，其写作的對象与描摹的意境甚至比宋詞還要宏富多元。而在學理上清人則將詞追溯至樂府甚至《詩經》等文學經典，指出其淵源有自，非鄭衛新聲。以上業爲學界言及，然而詞還有另一條尊體綫索，就是規範詞體。鮑恒指出清初詞人“雖然大量創作詞，但對詞體這一特殊藝術形式的基本特徵却無從把握，運用起來，自然是十分混亂，問題很多”[29]。這種亂象顯然不利於詞體的推尊，故而對於詞樂、詞律、詞韻的研究自清初以來就不斷興盛。詞韻編纂最明顯的傾向是越來越嚴格。這種嚴格不僅反映於詞韻分部的越來越多，也反映在對於詞韻性質的認識、編韻時所采取的體例等多個角度。即如《笠翁詞韻》分韻最多，也可據此了解明末清初語音特徵[30]，然而在詞韻史上基本沒有起到什麽影響，其原因正是以時音入韻，甚至出現“分合由人”的遊移之說，淆亂古今之分野。出於尊體的需要，詞韻如何編纂在乾隆時期的詞韻學家中有了一些共識。 宋人是否有詞韻專書，是一個首先需要討論的問題。清代前中期有一些學者認爲宋詞本無韻書。如毛奇齡《西河詞話》“沈去矜詞韻失古意”條稱：“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31]《四庫全書總目》在仲恒《詞韻》提要中則云：“考填詞莫勝於宋，而二百餘載，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撰韻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詩韻，或各雜方言，亦絕無一定之律。”[32]今天來看，這些說法雖然略有不嚴謹，但大體符合宋詞實際情况。[33]然而對於詞韻學家來說，詞無定韻之說無疑動搖了詞韻學這一學科能够存在的學理基礎：既然宋詞無韻，又何必强生製韻之學？故而詞韻學家幾乎都坐實宋詞有專門韻書。應澧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一是批評“展轉雜通，無有定紀”之弊，先是質疑“開口閉口，詩韻猶嚴，詞以音律爲主，乞得無辨”，然後又言“宋人填詞，韻漸疏而放，斯言有理，然兩毛似未見菉斐軒本”。應澧從兩個角度爲詞韻之學進行辯護，一是音理上-n尾與-m尾音節不能不嚴格分辨；二是文獻上確實存在一部宋代詞韻專書《菉斐軒詞韻》。儘管這兩點理由並不充分：“開口閉口”是否需“辨”還可以討論，本文文末將以個案形式略一爲“辨”，而應氏對《菉斐軒詞韻》性質也認識有誤。但是應氏的這一觀點深刻地影響了其韻部的劃分。上節指出其陽聲韻的分部問題就基於對《菉斐軒詞韻》的盲從，而這種盲從的更深層的心理原因是對於權威范式——宋代詞韻韻書的追隨。比較來看，後來戈載《詞林正韻》也繼承了這一編韻傳統。《詞林正韻》收所謂“入聲作三聲之字”，即曲韻書中入聲歸入陰聲韻者，周德清《中原音韻》首創其例，而戈氏仍之，使《詞林正韻》成爲兼顧曲韻入聲分部之書。然而戈載又明確指出其書爲填詞而作，和曲並沒有關係，詞韻的入聲一定要獨立：“詞韻與曲韻亦不同製，曲用韻可以平上去通叶，且無入聲。……而詞則明明有必須用入之調，斷不能缺。故曲韻不可爲詞韻也。”[34]這種詞曲兩收之體例也來自對宋代韻書之追隨。《詞林正韻》“發凡”云：“實則宋時已有中州韻之書，載《嘯餘譜》中，不著撰人姓氏，而凡例謂爲宋太祖時所編，毛馳黃亦從其說，是高安已有所本。”[35]所謂“宋時已有中州韻之書”是程明善的誤讀，實際上此書乃是明吳興人王文璧的《中州音韻》。戈載既誤信程書，故亦參考爲宋代韻書之一種，納入其“入聲作三聲”的體例，且該部分之切語基本來自對《中州音韻》的照錄或稍爲改竄，亦可見戈氏對“宋”書之遵從。[36] 至於對詞韻性質的認識，詞韻學家也在討論中逐漸得到共識。最早的詞韻專書《文會堂詞韻》作者胡文煥認爲“樂府與詞同其韻也”[37]，這種觀點爲清人所不取。清人遵循的還是李漁提出的“務使嚴不似詩，而寬不類曲”[38]的編韻方針。《學宋齋詞韻》開頭便說“詞韻非詩韻也”[39]，體現出極强的獨立意識。詞韻與詩韻有兩處不同：一是詩韻所遵循的平水韻系統不能直接施用於詞，對於詩韻要“復分其所併，併其所分，亂其部，改其音，以爲詞韻，離則雙美，合則兩傷”[40]。二是就詞韻的收字上，應澧引《學宋齋》序言認爲“古詩所押韻脚，生澀怪僻，愈出愈奇，詞則不然，凡不經見之字，嵌入其中，便覺刺目，正以好處不在怪僻”。詩韻是否要追求生澀怪僻固然可以商討，但對於詞韻，則要韻字平易。强調詩詞曲韻脚之別，是對於詞韻的一種身份體認。清代詞韻學家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將詞韻獨立於詩、曲之外，詞韻不能是詩韻的附庸，“合則兩傷”。清代詞韻學家在這一點的認識上是一致的。而這種詞韻的身份體認，背後反映的當然也是詞的尊體意識。“詞別是一家”，不僅體現在內容，也體現在詞韻上。要與詩並峙，韻脚就不能依附於詩韻。 然而有趣的是，儘管從文體上刻意强調詞韻分部要獨立於詩韻，但在具體的編纂體例上，乾隆時代的詞韻家們却又呈現出一種向詩韻回歸的傾向。這種回歸並非是回歸到平水韻，而是直承《廣韻》。應澧說明“學宋齋本分部依《廣韻》次第，不用平水韻，今從之”。檢《學宋齋詞韻》原文，編者認爲：“今人習見時夫（指反映平水韻系統的陰時夫《韻府群玉》，引者注）之次第，且不知《廣韻》之次第矣。事貴從朔，本書所用之次第，仍照《廣韻》不依平水也。”[41]所謂“次第”，並非是韻部的順序，而是指《廣韻》二百零六韻的韻部單位。平水韻在《廣韻》二百零六韻的基礎上歸納爲一百零六韻，但依《廣韻》韻目下“同用”“獨用”之例，而絕不做跨韻合併，故韻序不改。[42]乾隆時期的詞韻學家要重新啓用二百零六韻作爲其分合依據。《榕園詞韻》也指出“（平水韻）一百有六部，今時詩韻因之，去矜假之編詞韻，非也。二百六部之韻，韻之祖禰，後人編詩韻、曲韻皆從此出，詞韻何獨不然”[43]。可見用《廣韻》韻目就是因爲《廣韻》最早，被視爲“韻之祖禰”。所謂“照《廣韻》不依平水”，意思就是在每一部下屬諸韻，依《廣韻》韻目爲單位，如《選雋》第一部下轄“東第一冬第二鍾第三”，東冬鍾就是《廣韻》韻目。而之前的沈謙、仲恒及約略同時的許昂霄等人用的是平水韻，如沈謙《詞韻略》“東董韻”是平水韻的“一東二冬通用”，“江講韻”則是“三江七陽通用”[44]，至於李漁的《笠翁詞韻》則根本放弃詩韻單位而徑用口語。可見乾隆時期，以《廣韻》取代平水韻成爲大多數詞學家的共識。吳衡照《蓮子居詞話》稱：“錢塘沈謙取劉淵、陰時夫，而參之周德清韻，併其所分，分其所併，甚至割裂數字，幷失《廣韻》二百六部所屬，誠多可議。……近日海鹽吳應和榕園韻，遵廣韻部目，斟酌分併，平聲從沈氏，上、去以平爲准，入以平、上、去爲准，最確。”[45]能見出乾隆時詞韻家重啟《廣韻》韻目的工作得到了其他詞學家的認可。這種取向的一致，其深層原因還要追溯到《廣韻》的經典地位。正如有些詞學家將詞追溯到樂府一樣，將詞韻與《廣韻》聯繫起來，更能凸顯其“從古（從宋）”與正統。後來戈載在乾隆朝詞韻家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遵從《廣韻》更改爲遵從《集韻》，主要理由就是詞之正宗在宋，而《集韻》又“纂輯較後”，更能代表宋代官韻面貌，進而達到戈載“不過求合於古（宋）”[46]的編纂宗旨。要之，乾隆時期的詞韻學家一方面堅持詞韻獨立地位，一方面又關注詩韻與詞韻的聯繫，這種依違被戈載總結爲“詞韻與詩韻有別，然其源即出於詩韻，乃以詩韻分合之耳”[47]。其情狀與創作上詩詞之關係恰相關聯，詞手既要以詩家手段祛除詞天生的香奩氣，又要避免沾上以詞爲詩粗豪過甚的叫囂氣。“詩”既然是詞“尊體”歷程中的一個參照系，那麽如何處理二者關係，就成爲清代詞學家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對於這一問題的不同解答也促成不同詞派之形成。 以上所言只就詞韻編纂體例而言，而在詞韻編纂方法上，乾隆時期的詞韻學家對康熙詞家的理論也有發展。 有學者指出，“沈謙分析詞韻通叶往往以古詩押韻爲參照，如古韻通叶而詞中絕無例證，即指正之；若古韻通叶且可與詞韻相互印證，則依從之並立爲程序”[48]。乾隆時代的詞韻學家雖都對古韻作了探討，但却沒有遵守，或者說拋弃了這一編纂程序。如應澧即謂： 古韻六麻一韻，讀入魚虞歌三韻。皮儀爲猗，讀入歌韻。一先中如年、天、田、顛之類讀入真。蕭、肴、豪中如蕭、膠、漕、袍之類讀入尤。八庚中如明、京、衡、英之類讀入陽。十一尤中如尤、謀、裘、丘之類讀入支。上聲如好、飽讀入有，野、寫讀入語，有、久讀入紙。去聲如皓、道讀入宥，夜、柘讀入御。詞韻無遵之者。惟天與元寒删通，不與真通，如東坡《醉翁操》、呂渭老《滿路花》等詞是也。 應澧討論了《廣韻》的麻、先、蕭肴豪、庚、尤在上古的歸部情况，所言大體無誤，舉出的例字與古音學家的歸部也幾皆一致。可見應氏確曾留意過古音之學，故能截然指出諸韻字的上古韻部關係不能直接施用於詞韻——“詞韻無遵之者”，一破前人之說。對清人來說，將詞韻與古韻比附是有理論基礎的。“詩三百皆可被之管弦，漢京之樂府，唐人之絕句，下逮宋詞，併風雅流裔，雖世殊事異，體製攸分，其協律則一也。”[49]既然將詞視爲歌詩的一種，那麽其在“被諸管弦”——合律上與古代歌詩是一樣的，其韻脚自然也與古詩聯繫緊密。許昂霄認爲“詞韻通轉，當仿古韻之例”[50]，能代表清初一部分人的觀點。而一方面由於乾嘉韻學大明，古音尤其是古韻面貌逐漸清晰，人們以詞與古韻相對比會發現兩者並不契合。簡單來說，上古漢語音節類型分爲三類，收元音尾或無韻尾的陰聲韻、收塞音尾的入聲韻、收鼻音尾的陽聲韻，在語音演變中，陽聲韻與入聲韻由于有韻尾保護，主元音從上古到中古變化較小，而陰聲韻變化更快。故而像“魚鐸陽”在上古陰陽入三聲相承，到了中古鐸陽兩韻還能相配，魚部（除了麻韻）則早已從a高化爲o/u了。而從中古到近代，入聲丟失了塞音尾，而陽聲依然保持鼻音尾，故而入聲變化比陽聲更快，鐸主元音隨歌韻後高化爲o，陽依然是a。所以單看鼻音尾的陽聲韻，詞韻與古詩韻出入不大，但兼及陰聲韻，則可看出二者分界。江合友比較了《詞韻略》與《古韻通略》的分部，認爲兩書“相近之處甚多，其中真軫、元阮、蕭篠、侵寢、覃感五個韻部幾乎一致”[51]，繼而認爲《詞韻略》或許對《古韻通略》有所借鑒。綜觀其舉出的五個韻部有四個都是陽聲韻，蕭篠雖爲陰聲韻，也有u韻尾，實不足爲憑。如果看陰聲韻，兩書差距是極大的，正如應澧所謂“無遵之者”。另一方面詞脫胎於三百篇或者漢魏樂府的觀點也有不少爭議，並不符合詞發展之史實。這樣無論是在實踐還是理論上，詞與古韻就應需劃清界限。應澧即舉了部分韻例以作說明。同時期的其他詞韻專書如《學宋齋詞韻》《榕園詞韻》等基本也不在詞與古韻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可見其取向較之清初發生了轉變。後來戈載斷言“若謂詞韻之合用，即本古韻之通轉，則非也”，其書鋪敘吳棫、鄭庠等人的古韻分部，特意聲明“所論皆古韻，與詞韻之分合絕不相蒙，勿謂吳鄭皆宋人可據爲則”[52]，大力破除當時唯“古韻”、唯“宋人”的迷思。這種縱論古韻與詞韻不合之處的論證方式也與應澧徑合。 有學者批評“沈謙對宋詞韻脚字的調查具有很大局限”，並且看出其“調查對象限於'名手’，已淪爲抽樣調查；又限於'雅篇’，則其範圍進一步縮小”[53]。從今天的語音史視角來看，這種批評是中肯的，因爲抽樣調查無法反映宋詞詞韻全貌。但是詞韻研究不完全等於音韻研究。現代採用“大數據”手段得到的宋人韻部，一來有可能忽視更微觀的方言、個體、風格之別；二來與清人的詞韻觀也不契合。如果重新在清人的詞韻觀下考量宋詞用韻問題，則會發現清人在以宋詞爲歸納對象時，有意求嚴求雅，他們所謂的“學宋”是有條件的“學宋”。對於承認宋詞有韻的清代詞韻家來說，有兩種觀點要極力批判。一是如毛奇齡所言“詞本無韻，故宋人不置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54]的詞韻任意通轉的觀點。這種觀點取消了詞韻編訂的學理基礎，使詞人可以以隨意的態度進行押韻，而既然合律押韻允許隨意，那麽抒情狀物就也不一定要端莊，這明顯不利於詞之尊體。應澧尚且委婉地點出詞韻“豈得無辨”，到了後來的戈載則更激烈地批評道：“毛奇齡之言曰：詞韻可任意取押，支可通魚，魚可通尤，真文元庚青蒸侵無不可通。其他歌之與麻，寒之與鹽，無不可轉，入聲則一十七韻，輾轉雜通，無有定紀。毛氏論韻，穿鑿附會，本多自我作古，不料喪心病狂，敗壞詞學至於此極。”[55]這種上升到人身攻擊的態度正與乾隆以來詞韻求嚴的傾向有關。而另一要批評的觀點則是宋詞之用韻。前文說過沈謙對於詞韻的取材範圍是大家名篇。而到了乾隆時期，應澧對於大家名篇也有不滿之處，其引《學宋齋》序云： 吳音不能辨支魚，白石詞“不會得、青青如此”，誤押“此”字入“語”韻，由夫“但暗憶、江南江北”誤押“北”字入“屋”韻。又如“打”字押入“馬”韻，“母”“牡”“畝”“否”等字押入“語”韻，“婦”“負”“富”等字押入“御”韻，皆非正規，《廣韻》所不收者，不致承僞襲謬也。 姜夔是清初浙西派“家白石而戶玉田”[56]的追摹偶像，而且其詞以清雅著稱，符合沈謙要求，但是却被應澧（吳烺）批評。沈謙之所以要以名家雅製爲依歸，是因爲其注重這一對象帶來的經典效應：取材於周吳姜張經典之作的詞韻，對後人來說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吳烺、應澧等人則在沈謙的基礎上進一步注意到，詞人、詞作與詞韻是三個層面的概念：大詞人難免庸作，而名篇也未必盡和音韻。這樣吳烺、應澧心中的取韻範圍就是以《廣韻》所載爲依據，摒弃了以“吳音”[57]爲代表的各地方言成分的讀書音或者“雅音”。即便是熟諳音律者如姜夔亦難免受譏，其所取徑就更狹窄了。然而這一觀點却深爲後人所贊同。即使是宋詞，如果押韻摻入方音，亦不可爲法。張德瀛《詞徵》曰：“張芸窗水龍吟詞，……陳君衡長相思詞，……米友仁訴衷情詞，……用韻不免錯亂，蓋前所舉者爲諸家所通用，此乃方音之誤也。”[58]又李佳《左庵詞話》云：“宋人詞有以方音爲叶者，如黃魯直惜餘歡，閣合通押。……皆以土音叶韻，不可爲法。”[59]其理論觀點與乾隆時詞韻學家一脉相承。戈載不僅點明“以土音叶韻，究屬不可爲法”[60]，還進一步指出“《學宋齋詞韻》以學宋爲名，宜其是矣，乃所學者皆宋人誤處”[61]。戈載標出“宋人誤處”這一概念，指明宋人方音入韻是不可學習的範圍，就明確地將詞韻的路徑從“學宋”改爲“學雅”。這種對宋詞的超越，其本質還是摒弃俗作以尊詞體的要求。由此可見，乾隆以來的詞韻學家的編韻原則一是崇正、一是合古、一是求嚴。其實質反映的是詞韻學家更重視“雅音”的經典性，而非宋詞實際用韻的口語性。至於杜文瀾在《憩園詞話》中說：“宋詞用韻有三病：一則通轉太寬；二則雜用方音；三則率意借協。故今之作詞者，不可以宋詞爲定。”[62]甚至將“宋詞”否定，獨尊清代詞韻。其用意依然是推尊“正韻”以摒弃方言俗語，以詞韻之嚴達成詞體之尊。故而清代詞韻家不對宋詞進行窮盡式梳理，既有“文獻不足征”之客觀條件限制，也是尊體目的要求之使然。 舉個案來說，若依音韻學的統計結果而論，宋詞實際用韻中-m尾與-n尾字聯繫密切，多可通押，也有學者根據統計結果將咸山兩攝合併爲一部。[63]甚至具體到個人如“知音見說無雙”的周邦彥，其用韻仍不辨am、an（山咸合用）。[64]清代詞人對於這一情況，採取的態度並不相同。《學宋齋詞韻》謂鼻音無界限，自可通押，應澧則嚴守二者之別，並援《菉斐軒詞韻》以做規範。戈載在處理起這一矛盾時較爲巧妙，一方面他批評“寒之與鹽，無不可轉”的觀點，一方面則將宋人用韻的實例歸納爲：“夫古人所作，豈無偶誤？然名家雅製，正復不少，誤者居其一，不誤者居其九。不解學古之人，何以不學其多者，而必學其少者；且不學其是者，而學其非者乎？”[65]通過設立“宋人誤處”的概念，就將詞韻的解釋權由宋詞實例重新掌控到清代詞學家的手中。從這一個案不難看出宋人實操的“詞韻”、統計學得到的“詞韻”與清代詞家眼中的“詞韻”實際是不同層面的概念，其間依違之情狀恰可見出彼此的學術理念、闡釋話語、施用目的之不同。 四、傳播失敗的個案 依上節所述，似乎後來的《詞林正韻》完全從《詞韻選雋》而來，《詞韻選雋》是在詞韻史上具有承前啟後意義的重要著作。但事實上，該書不僅未如《詞林正韻》般廣爲士林扇揚，成為與《詞綜》《詞律》並稱的一代之作；反而今天未見鋟版，恐怕只有抄本（稿本）存世。應澧自然也聲名不顯，甚至籍貫、表字也多有異說。如此一來，《選雋》的遭遇似與其內容之成就遠遠不符，而如何在學術史上對其做定位也成了重要問題。 實際上，這種由於傳播失敗導致著作不顯、理論不彰的例子並不少見。即以詞體學而言，秦巘《詞繫》直至當代才公行於世，而其在詞律學上甚或超越《詞律》《詞譜》的成就也才爲學界所知。至於《樂府補題》風尚一時，《山中白雲》成爲浙西不祧之祖，也都依賴於文獻的重新發現。這些已爲學界熟知的文學傳播與經典化的個案都說明，文本自身價值與傳播成功與否的關係格外複雜，大體來說，學術/文學文本本身代表著當時的學術/文學理論水平與治學/審美風尚，傳播狀況則更多依賴於政治氣候、出版狀況、學人交際等外部因素，後代的重新發掘自然也代表著後代的士林趨尚。回到《詞韻選雋》，《選雋》誕生於乾隆時代，自有其學脈發展之理路，該書代表著乾隆時代詞韻之學的成就高峰，體現了詞學發展的新變，儘管《詞林正韻》沒有直接參考該書，但乾隆以來的詞韻學家的學理思考與治學成就卻成為《詞林正韻》的重要思想淵源，從而兩書產生了間接的理論聯繫。這也再次證明詞韻之學仍宜注意不同階段之轉捩。《詞韻選雋》生當其時，卻未逢其會，不曾進入傳播領域便已蒙塵一隅，是因應澧家匱赀財、文名不顯還是別有所慮，仍需進一步研究；至於是否還有其他詞韻如《選雋》一般未得到充分挖掘，也值得繼續尋求。 五、結語 從詞學史縱向視角來看，乾隆時期是詞韻學承上啓下的一個重要時期。以《學宋齋詞韻》《榕園詞韻》《詞韻選雋》爲代表的乾隆時期的韻書，主要在體例與方法兩個環節抒發己見，從而鞏固了“詞韻別是一家”的獨立地位；確立了以《廣韻》分部爲准，摒弃平水韻目的編纂體例；使詞韻擺脫與古詩用韻的糾纏；並進一步從理論上將沈謙的名家雅篇的取材範圍改造爲通語雅音。這些具體措施與觀點都是爲詞韻“雅化”而服務，而又使詞韻學理論更爲細密，並爲後來的戈載等人所吸收。從清初至道光這二百年間的詞韻發展尚不至於原地蹭蹬蹉跎，其所蘊涵的理論光彩仍需後來人予以總結，《詞韻選雋》就恰好成爲窺其一斑的窗口。 【作者简介】 倪博洋，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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