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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Trends Cardiovasc Med. 2021 Jul 28;S1050-1738(21)00083-9. 以下内容为个人翻译】 Introduction 导管消融（catheter ablation，CA）是选择节律控制的房颤患者公认的治疗选择【1】。和药物治疗相比，导管消融也被认为在减少房颤再住院以及改善生活质量方面更有效【2】。鉴于房颤的高发病率，以及房颤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医疗花费，还有抗心律失常药物带来的相关不良反应，导管消融依然是房颤的基石治疗【3】。 肺静脉隔离（pulmonary vein isolation，PVI）是主流的消融策略，目前的技术使用热能在肺静脉（PV）窦部产生持久性损伤。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已经使用了30多年，是导管消融最常用的能源，其次是冷冻消融（cryoablation）和激光（laser），而替代能源（包括聚焦超声和微波能源）主要用于研究而临床适用性有限。为实现PVI，RFA会伴发严重并发症，包括：肺静脉狭窄、环状消融不彻底、邻近结构热损伤（如右侧膈神经、食管）。尽管冷冻消融被认为是一种更快、潜在安全性更高的替代方法，可以实现完全的肺静脉隔离，其也可能造成膈神经和食管的显著损伤，且在预防心律失常复发方面没有真正的优势【4】。通过诊断导管输送直流电（direct current，DC）引发细胞破坏可以追溯到导管消融的早期阶段。然而“电灼术”产生组织破坏所需要的高能量（达300 J）对病人而言是痛苦的（需要全身麻醉），并且从表面积很小的诊断电极传送巨大的单相单极除颤波形会造成相当危险的后果【5-7】。具体包括气体蒸汽球的形成和电极尖端的电弧，这会产生气压伤相关的并发症，包括心肌破裂、填塞和具有促心律失常作用的不均质迅速的形成【8，9】。直流电消融的损伤形成机制后来被证实是不可逆的电穿孔（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IRE）【10，11】。之后的研究使用较低的能量实现了成功的消融，并降低了不良事件的风险【12-14】。然而，在直流电消融的这些改进被采用之前，RFA就已经面世，并迅速获得广泛接受，因为它能够提供受控的能量，与直流电消融相比，RFA的有效性更高，致命性并发症发生率更低。这些特征也允许RFA治疗更多类型的心律失常【15，16】。 然而，RFA会产生非选择性的热损伤，因此会对细胞外基质和周围结构造成严重损害，带来肺静脉狭窄、食管病变(包括溃疡或心房食管瘘)以及邻近神经(如膈神经或迷走神经)或动脉结构(如冠状动脉)受损的风险。此外，在RFA术中，经过靶区域的高血流量会导致热能损失，这通常需要增加能量来克服【17】。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机械并发症(主要是蒸汽爆裂和心脏穿孔)的风险。考虑到RFA的这些限制，使用非热能(如电穿孔)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电穿孔的机理（图1） 当向细胞施加足够强的电场并增加其膜通透性时，就会发生电穿孔，导致离子传输和膜的整体不稳定性增加【18】。多个电场传输因素会影响膜的高渗透性(如脉冲幅度、脉冲宽度、脉冲数量、双相或单相波形以及脉冲周期长度)【19】。依赖于电场暴露参数和组织到输送电极的距离，这种膜渗透性的增加可能是可逆的，也可能是不可逆的【20】。在距离电极指定的位置，将有一块已经达到IRE阈值的组织，以形成正在创建的损伤边缘。需要记住的是，随着电压增高或增加其他电场暴露参数(包括脉冲持续时间和脉冲数量)，损伤体积将会增大。暴露于超过IRE阈值的电场和永久性高渗透性导致的细胞死亡源于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耗竭、离子通道衰竭、钙超载和细胞内稳态的全面丧失【21-23】。 虽然电极和组织的接触对实现最佳消融效果很重要，然而在电极-组织接触不够理想的表面不规则的组织中，如已经在猪心耳的消融实验中，观察到PFA较RFA所产生的损伤更均匀和均质【24】（图2A和图2B）。  需要注意的是，暴露于PFA输送的超过IRE阈值能量的心肌细胞可在手术后立即失去收缩能力（图2C）。尽管PFA向组织输送了大量能量，但其热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手术总时间很短且脉冲<100μs【25】。电场矢量化改变了系统输送的局部电流，并决定了等位IRE电场强度边界的形状，而等位电场强度边界又决定了损伤的边缘。减少热损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避免血液蛋白质变性和细胞外基质损伤（图2D）。   波形和手术方案 虽然第一例IRE是用单相能量波形实现的【8，26】，但这些波形与会引起骨骼肌显著收缩，因而需要使用麻痹剂来实现神经肌肉阻滞【27】。脉冲双相双极波形的使用不仅能实现围绕导管电极阵列的有限能量输送从而有明确的消融损伤边缘，还能减少不必要的肌肉收缩和神经刺激【28】。因此，消融是在清醒镇静状态下通过双相波形进行操作的【29】。 为了实现成功的IRE，必须考虑以下参数的重大影响：波形、脉冲长度、电场强度、脉冲频率和脉冲数【30】。因此，增加脉冲持续时间、脉冲数量和脉冲幅度能降低IRE阈值，增加对组织的作用效果。van Es等人证实，利用一种非对称波形，该波形负相的持续时间较长，但振幅较短，而正相的振幅较高，但持续时间较短（比例为2.6:1），可形成更深的损伤【31】。而通过增加电压、脉冲宽度或电极间距离等方式，则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温度升高【32】。不同PFA参数观察到的差异要求仔细调整消融治疗方案。另外，这对临床医生和研发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每种消融方案和导管都必须单独测试以达到安全性和有效性。虽然PFA释放能量期间诱发心律失常的风险较低，但为了进一步降低诱发心律失常的风险，脉冲需要与R波或心房和心室起搏同步进行【33】。 PFA治疗AF：临床前和临床研究 PFA治疗阵发性AF Lavee等人于2007年发表了第一份关于PFA作为房颤潜在治疗方法的临床前评估【34】。在猪模型中，借助为外科心外膜心房消融术设计的手持式夹钳输送PFA，以每秒5个脉冲的频率施加1500至2000 V的8、16或32个直流脉冲序列，该技术实现了透壁损伤和左心耳的电隔离，但不造成外周组织热损伤并能保护细胞外结构。其他使用不同的外科PFA装置进行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一初步结果【35】。使用圆形十极导管，Wittkampf等人证明了使用电穿孔进行心内膜肺静脉口消融的可行性【36】。尽管导管的电极间距为2 mm，但使用更高的能量(200 J)就可实现完全的环形消融【37】。上述这些初始研究，使用体外除颤器作为能量来源，这也是提供个性化治疗能力有限的原因。 临床前研究证实，随着PFA技术的发展，与RFA相比，使用专用脉冲电场发生器可以有效实现猪肺静脉(pulmonary veins，PV)和上腔静脉(superior vena cava，SVC)电隔离【38】。在RFA组，为避免膈神经的损伤，2/3的猪没有尝试环型消融SVC，虽然术后观察到了即刻电隔离，但2个月后却只有1/3的SVC保持电隔离。而经PFA处理的猪均未见明显的膈神经损伤。临床上评估了两种不同的波形(单相，800V；双相，1800V)，与单相波形相比，双相波形在2个月时保持静脉电隔离的比例更高(6/6 vs.1/7 in SVC；12/12 vs. 9/11 in PV)。此外，在单相波形应用期间，出现明显的膈肌和骨骼肌收缩，需要使用麻痹剂。 Reddy等人描述了他们在阵发性房颤患者中使用单相PFA的初步临床经验，包括使用心内膜消融导管，以及使用一种用束带工具缠绕肺静脉和后壁的线性心外膜导管，（用于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27】。心内膜消融导管（Farawave，Farapulse Inc，Menlo Park，CA；formerly Iowa Approach) 是一种绕线12F导管，其远端由5个样条组成，每个样条有4个电极（第3个电极能够记录电描记图）。导管通过可操控的13F护套前进，可以以闭篮状展开(适用于左心房内导管的无创性操作)，然后以花状展开(直径可达31毫米)。心内膜消融导管在每位患者平均消融12.4±1.0个处病灶（3.26±0.5个病灶/PV）后，100%的PVs实现了即刻电隔离。术中电压范围为900-2500 V，每次消融的平均能量为78 J，总导管时间（即导管进入左心房至取出时间）为26±4.3分钟。因此，既获得了较高的即刻手术成功率，手术时间也大大缩短。 Reddy等人发表的IMPULSE研究（A Safety and Feasibility Study of the IOWA Approach Endocardial Ablation System to Treat Atrial Fibrillation; NCT03700385）和PEFCAT研究（A Safety and Feasibility Study of the FARAPULSE Endocardial Ablation System to Treat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NCT03714178），纳入了有症状的阵发性房颤计划使用Farapulse系统进行PVI的患者【29】。在IMPULSE研究（n=40）中，在全身麻醉和麻痹药物辅助下使用900-1000 V的单相波形。在PEFCAT研究（n=41）中，使用了1800-2000 V的双相波形，除一名患者外，其余均在清醒状态下进行了手术，患者耐受性良好（一些患者在PFA应用期间出现咳嗽）。术后观察20min或进行腺苷测试后，未发现房颤电位恢复。有1例患者出现心包填塞。有趣的是，尽管在右上PV应用PFA时碰到膈神经很常见，但没有患者出现膈神经麻痹。在PEFCAT研究中，在首次消融术后中位数为84天的重复电解剖标测期间，对双相波形的连续修改将持续电隔离比例从63%提高到了100%。在这两个试验中，在平均6.4±2.3次应用和78 J/PV能量释放后，100%的患者实现了PVI（患者总数：81）。 一项分析纳入了来自IMPULSE和PEFCAT研究中37例在首次消融术后3个月时接受左心房CT重建的患者【39】，结果发现PFA队列中，133处PV中只有1个出现轻度狭窄（定义为：长轴或短轴减少30-49%）（0.8%），而RFA队列的PV中有11.4%（19/166）、1.8%（3/166）和1.2%（2/166）分别出现轻度、中度（定义为：减少50-69%）或重度（定义为：减少70-100%）PV狭窄（P<0.001）。Stewart等人报道了一种用于实验猪模型的圆形PVI导管（PVAC GOLDTM，Medtronic，Minneapolis，MN）（图3），该导管具有九个能量传递和EGM记录电极，导管连接到能提供双相脉冲序列的定制 PFA发生器或射频发生器【24】。与 RFA 相比，PFA 在大约 10 秒内实施 5 轮500 V的脉冲序列（每个序列 60 个脉冲）后，在不影响食管或膈神经的情况下，局部电描记图振幅降低、以及捕获丢失和透壁损伤的减少幅度更多。 每个脉冲序列的持续时间为36毫秒。重要的是，鉴于病损的形成依赖于电场的形成，而不是均匀的组织接触，故与RFA相比，PFA中，组织接触对实现跨壁损伤可能不那么重要，而在RFA中，保持足够多的组织是基本的。多个研究检查了PFA在PV周围施加电场造成PV狭窄的可能性，所有研究都发现PFA能量释放导致PV狭窄的风险微乎其微【31,33,34,36】。近期的研究评估了临床版本的PFA发生器和9-电极圆形PVI导管应用于8支犬后12周随访期间PV狭窄【40】。对PV进行RFA或PFA手术，并在消融后第2周、4周、8周和12周进行CT扫描，以提供PV狭窄的详细时间演变进程。利用三维模型测量消融部位的横截面积。RFA可导致严重的PV狭窄和邻近组织损伤，表现为肺损伤、食管损伤和迷走神经损伤，而PFA并未见到。目前，该系统已被用于临床试验(NCT04198701)，以研究PFA(图3)完成PVI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近期，Yavin et al等人介绍了他们使用点阵电极(Sphere-9TM，Affera Inc，Watertown, MA)（图3）在猪模型中逐点进行PFA的初步经验【41】。该导管是一种7.5F双向、可偏转、可冲洗的导管，带有直径为9 mm的球形导电晶格状电极。在球表面，9个电极均匀分布，另外一个电极位于晶格中心，其功能是作为RF传递的中性电极。该导管可以输送RFA（带中央冲洗）和PFA（输送24A电流的双相波形，持续3-5秒，产生400 V/cm的均匀电场）。结果发现，所有消融线均实现了急性阻断，且所有检查的组织切片均获得了透壁损伤。在平均35天的随访中，7只猪中仅有1只猪出现了消融线再连接。而且，对标本的组织学分析显示，消融区域内的血管和神经结构得以保存，也未观察到食管损伤。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高能量的PFA（24–28A电流），因为较低的能量（21–24A电流）消融后即刻手术成功率和透壁效应更低【42】。上述这些阳性结果在一项多中心单臂研究中得到证实，该研究纳入了阵发性和持续性房颤患者，这些患者使用了晶格电极进行了PVI【43】。有趣的是，PFA与心房或心室去极化均不同步。使用PFA仅实现后壁隔离；手术人员可自行决定是否保留前壁（最初的病例大多在前壁进行RFA，后来的病例大多进行PFA）。在操作者决定后，进行了额外的线路（心腔三尖峡部、二尖瓣、左心房顶线）操作。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消融是使用RFA进行的，但导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证实。 最后，Loh等人最近报告了他们使用可变环(16-27 mm)14极导管的经验。PFA通过体外除颤器传递2000J的单相脉冲。10例患者接受了PFA-PVI，40条PV均获得成功。重要的是，10例患者中有9例下壁导联出现一过性ST段抬高。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来解释这种高发生率的暂时性ST段抬高，但作者推测缺血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变是在能量传递之后立即出现的，而不是缺血相关的ST段改变，后者不是即时的)，而且这种改变很可能是能量场引起的电去极化的继发性改变。虽然目前对于这种高发生率的暂时性ST段抬高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作者推测缺血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变是在能量传递之后立即出现的，而不是缺血相关的ST段改变，因为后者不是即时的)，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是继发于能量场改变引起的电去极化【44】。 PFA治疗持续性AF Reddy等人最近研究了PFA在持续性房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45】，在一项纳入25例患者的单臂研究中，他们进行了PVI、后壁隔离(posterior wall isolation，PWI)和三尖瓣峡部(Cavo tricuspid isthmus，CTI)隔离。在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成功隔离PV之后，使用多样条PFA导管输液器配置或者标准多电极标测导管创建LA的电压图。然后，在24名患者中，以重叠的方式在PW上放置12F导线五条线导管，每条样条中有4个电极(Farawave，Farapulse Inc.，Menlo Park，CA)。所有电极的PFA均采用双相波形，每次施加电压在1600~2000V之间，平均PFA时间为22min。随后，使用专用标测导管进行电压标测和最终病变确认。平均后壁消融时间为10分钟，平均每个患者消融7个部位。 13例患者使用局灶性PFA导管建立三尖瓣峡部线。总而言之，长方形和球形导管的组合能最大限度地使导管和心脏组织靠近。能量输出范围为1600~1800V，平均每个三尖瓣峡部线靶点为6个，消融时间平均为9min，所有患者均实现即刻双向阻滞。两个半月后，所有患者都接受了重新标测以评估消融效果的耐久性。PVI、PWI和CTI病灶的隔离率分别为96%、100%和100%。此外，尽管有3名患者观察到了局部瘢痕消退(即PW面积减少，没有激活电压)，但所有PW仍然是孤立的。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在短期内，PFA是治疗持续性房颤的PVI、PWI和CTI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消融策略，效果良好。 对邻近组织的损伤（图4） 迄今为止，IRE的临床前研究已经评估了膈神经、冠状动脉、食道和主动脉的损伤。进一步的临床前研究评估了浦肯野纤维和节状神经丛等邻近结构【46,47】。此外，肺动脉狭窄在临床和临床前都有详细的研究【39,40】。 膈神经：Li等人[40]发现，在大鼠坐骨神经上直接施加超强磁场(10个3800V/cm的方波脉冲)后，这些神经可在7-10周后再生。然而，这并不表明这类神经的IRE阈值为3800V/cm。作者指出，当施加100μs脉冲序列时，这类神经的阈值预计接近600V/cm。相反，所有的神经，甚至重要数量的髓鞘都会被这样的高场强电度所消融。同时，一个猪模型在右膈神经区域应用200J的电穿孔消融后没有发现变化【48】。另一项研究(在每段1500V/cm的恒定电压下使用90个脉冲)显示，消融后14天，消融部位远端的神经发生沃勒变性【49】。因此，在膈神经区域应用PFA时，仔细选择能量似乎是很重要的。考虑到产生心肌细胞损伤(400V/cm)和神经损伤(600V/cm)所需的能量之间的差异，使用专用的PFA发生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一点【27】。在动物模型中，在右侧膈神经区域高能量输出(高达34A)的PFA可导致短暂的膈肌收缩丧失，且持续时间不到5分钟【41】。虽然RFA会导致明显的胶原变性和对神经外部结构的破坏，但电穿孔可以保持神经的完整性，这提示PFA术后轴突有再生的潜能【50】。 冠状动脉：只有当高能量 (10个3500V/cm2的脉冲或>45个1750V/cm的脉冲)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时，才能观察到显著的细胞破坏和中膜厚度的减少【51】。一般来说，位于动脉壁外侧的细胞受到的影响更大，而即使在高电压下内皮细胞通常也不会受到损害。然而，即使用90次875V/cm2的脉冲也不会对VSMC造成永久性损害【52，53】。这些结果也得到了几项研究的证实，在这些研究中，心外膜电穿孔后没有观察到冠状动脉的永久性损害，尽管在施加电流后可能会发生冠状动脉痉挛【54-56】。一项对外科电穿孔设备的早期研究发现，心肌病变内的静脉和动脉偶尔出现内皮剥落，但这些血管仍然通畅【28】。一项RFA与PFA的差异研究还观察到，RFA后损伤区内动脉重塑，而PFA损伤区内动脉健康且数量大多在正常范围内。该研究还显示，在RFA区可以观察到病灶内动脉周围的心肌不受血液对流冷却的影响，而在使用PFA的病变中则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19】。因此，尽管IRE在冠状动脉和静脉附近似乎是安全和更有效的。Christopoulos等人在冠状动脉内PFA后发现一些患者的冠状动脉造影或组织病理学狭窄【57】。就红细胞而言，细胞于1100V/cm才开始裂解。根据这一原理，预计在PFA期间不会发生明显的溶血【58】。 食管：在猪模型中，PFA应用于覆盖食管的下腔静脉(模拟PVI过程中左心房和食道的紧密接触)时，在组织学评估中没有观察到导致食管粘膜或外膜的改变，而所有在同一区域进行RFA的猪，4只中有1只发生了食道瘘【5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峰值电场强度为700-900V/cm，超过了心肌组织的PFA治疗剂量(即400V/cm)。其他在食管中直接应用PFA的研究没有发现肉眼观察到的食管损伤的证据，仅在组织学检查中观察到很小的变化【41，60】。这些结果与在癌症模型中的研究是相符的，这些研究表明食道可以耐受高达3000V/cm的能量【61,62】。RFA和PFA手术器械的比较表明，双极钳射频消融压迫了食管壁，破坏了上皮、肌层和外膜。相反，即使极高的电场被送到食道(狭窄的钳形电极钳口之间高达900V)，损伤仅限于肌层，而管腔上皮层、脆弱的黏膜肌层等并无损伤【28】。在IMULSE和PEFCAT研究中，29名接受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的患者中没有一人有食管病变【29】。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因为既往研究发现68.89%接受RFA-PVI的患者在内镜检查中发现食管损伤【63】。 主动脉：一些研究表明，和RFA术后一样，在PFA后，在降主动脉的急性CMR和晚期钆增强CMR图像上发现了一些主动脉病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所研究的患者中，没有任何一位患者的主动脉形成动脉瘤征象【64】。 IRE阈值：临床前研究检查用于心脏消融的脉冲电场发现，与类似的射频能量相比，PFA带来的损伤明显减少或消除【24,40,53,58,65】。这表明邻近组织不可逆损伤的阈值可能高于心肌，但需要对其他因素进行更仔细的检查。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对于以双极或单极配置传递高电压的心内电极，在靠近与心内膜接触的电极处场强最大。根据电极配置，电场强度与到电极距离的平方反比。这意味着靠近电极的心肌组织将暴露在最高的场强下，而磁场随着与电极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减弱。在较薄的心肌部位，邻近组织可能会经历较高的场强。无论如何，临床前评估报告中PFA能量传递后很少或没有邻近组织损伤。 目前关于心脏消融感兴趣的组织类型的研究文章较少。包括大型哺乳动物的心房和心室组织、食管组织、膈神经和迷走神经(有髓)、神经节丛、动脉和胶原大血管在内的组织中，关于IRI阈值的可靠报告很少，可以很容易得进行比较。需要记住的是，可以为组织规定IRE阈值，但它必须包括所有关键因素才能具有可比性，而电场强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外在阈值确定中，脉冲宽度、脉冲数量和目标组织到电极的距离也是同样重要的主要因素。然而，早期关于非热不可逆电穿孔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使用单相脉冲完成的，通常是在实验室的试管中完成的。Rubinsky在2015年认识到这一点，发表的文章列出了为检测各种组织类型的IRE阈值所做的大量早期工作，不过其中一些研究混淆了电解和IRE的联合细胞毒性效应[66]。 Kaminska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已被普遍证明心肌组织表现出诱导IRE的最低阈值之一（375–400 V/cm），这有助于靶向心房肌【67】。然而，对这项工作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许多实验因素可能会使这些发现无法与人类心房肌进行比较。这些细胞是从胚胎大鼠心脏培养的未分化的H9c2心室肌母细胞。这些细胞不易兴奋，其形状大致为圆形，不同于健康收缩心肌细胞的长宽。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例如实验条件狭窄靶向的组织是悬浮的分离细胞、处理方法和在每个电压水平下发送的五个脉冲（50μs脉冲宽度）的能量传递方法等因素都与人类心脏病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以更好地理解IRE用于心脏消融。    急性脑血管事件 在接受CA治疗的房颤患者中，高达67%的患者出现了无症状性脑血栓(Asymptomatic cerebral emboli，ACE)，其定义为通过影像学(即MR)检查发现的无症状脑部病变【68】。由于PFA可能造成微泡的形成(可能是由于电解)，推测ACE可能与这些微泡有关。此外，在IMULSE/PEFCAT试验中，Reddy等人在13/81名接受PFA的患者中，进行了脑MRI检查并未发现ACE【29】。然而，使用晶格导管，分别有9.8%和5.9%的患者观察到无症状脑事件(即弥散加权成像(DWI)阳性/FLAIR阴性)和无症状脑损害(DWI阳性/FLAIR阳性)【43】。尽管这些初步的数据鼓舞人心，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明确。 未确定的领域 鉴于近期导管和专用PFA发生器的发展，PFA-PVI术后缺乏长期随访。这对于PVI效果的持久性尤其重要，因为PV电信号再通是房颤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目前，几种具有不同能量传递方式的导管和脉冲发生器正在开发中。因此，某一项研究的结果并不适用于其他设备，每个设备都必须在特定的临床场景中进行测试，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样，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确定热凝块形成、微栓子形成、电弧和心律失常的理论风险是否对未来PFA的广泛使用构成真正的威胁。虽然在PFA释放过程中观察到微泡，但没有检测到脑缺血。 此外，已经证实金属支架可以导电，造成周围组织温度升高【68】。因此，金属支架对手术安全性的影响还有待确定(例如，旋转植入支架需要左心耳电隔离的患者)。最后，应该在RCTs中确定PFA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将其与其他能源的CA（如RFA，高功率/短持续时间RFA，冷冻球囊）进行比较。 结论 PFA代表了心律失常CA领域的一个重大进展，作为一种新的能量来源，与RFA相比预期安全性更好。虽然初步的动物和人体研究已经显示出令人惊喜的结果，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种新的消融方式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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