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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5期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9卷 第5期 2010年10月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文章编号：1672-0997（2010）05-0055-04 《文心雕龙》的生态美学智慧解析 顿德华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里面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智慧。学界对其中的文体论、创作论等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文章将从生态美学的视角，以《原道》、《明诗》、《物色》三篇为例，从“自然会妙”、“顺美匡正”、“情以物迁”三个层面对其生态美学智慧进行探索研究，并力图作一初步论述。 关键词：生态智慧；自然会妙；顺美匡正；情以物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自然美成为其关注的重要内容。《文心雕龙》中关于人对自然美的追求，反映了生态美学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美学理想。它虽然是一部讨论写作的著作，不是专门探讨生态的，但书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了生态美学智慧。刘勰看到了写作与自然、生态的密切关系。 一、《原道》中“文”的自然之美——“自然会妙” 刘勰所倡导的“自然会妙”，目的是主张文的自然之美。自然，就《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百科大词典》、《辞海》和《大词典》等辞书的解释，基本容纳两中涵义：一种指“自然界”，即可由感官直接或间接加以感知的事物或其集合，如“大自然”的概念；一种是指自由发展，不受人力干预，不勉强，按其本性发展，指的是一种内在秩序；一种本然的状态。如老子所说的“常自然”。刘勰所认为的自然涵义，既不同于前一种，亦不同于后一种，而是二者的一个综合。他认为“文”的产生同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刘勰认为有三种，“一叫形文，如颜色的玄黄，形体的方圆；二叫声文，象风吹树林，泉水激石；三叫情文，象抒情达意的文章。”他认为前两种文，在没有人类以前就产生了，“文”是同天地一同产生的，同时他也认为人文和天文、地文一样，都是“道”之文。天文、地文、人文，在他看来都是美的事物，都是合乎自然的。 其一，“文之道”与自然的内在关联。刘勰在《原道》篇中讲到“文源于道”，他认为“文”的本质是“道”的体现，而他所说的“文”又涵盖了一切美的事物。《原道》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2]刘勰在这里说的是文章的属性，是及其普遍的，它同天地一起产生。“自有天地以来就有文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鸟兽的文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为万物之灵，有了言语，就有文章，因而自然也就有了文采。”[3]《原道》篇中“文之为德也大矣”，意为文作为“道的表现”，文，原指文采或纹饰，这里是包括文章在内的人文范畴。文不仅与天地并生，而且与天地万象融为一体，有天地万物之行，就同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文，所以他把“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称为“道之文”。 刘勰所说的“道之文”是为了论“文”、弘扬“文”的，同时也为了弘扬天地自然的形式文采，要给予天地自然之美以独特的地位。这里，“文之道”有尊重自然的一面，承认日月山川的自然之美，这无疑是生态美学智慧新活力的一种的体现。 其二，“文”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刘勰认为天地表现形态的“自然”本身就具有美感。刘勰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自然界都普遍存在着美，而且这些美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认为形文、声文、情文也是自然形成的。他在《原道》中用天地、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来说明自然界的一切都有自然形成的文采。“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2]他在这里是说有了龙凤，自然有鳞羽的文采；有了泉石，自然相激成韵；有了心意，自然有了语言文字。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在借用自然界的事物来说明文采的道理。在他看来，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这种以天道来诠释文的生成原则正是生态美学所关注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是在先秦两汉逐渐形成的，其本意是以天道来说明人事。它把社会样态纳入到统一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之中，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礼记·中庸》中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都是表明人与自然相通的天人合一思想。刘勰将“文”的样态与天地自然规律联系起来，其目的就在于强调文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 《原道》篇中提出了“文”源于“自然之道”的观点，自然之道就是客观事物的原则和规律，有了天地万物之形的存在，就有了天地万物之文，而“道”就存在于这天地万物的物文当中，“道之文”就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原则或规律之文。“文以明道”和自然界的“声发则文生”一样，都是自然的道理。而在论述“道之文”、“天地表现形态——自然”、“天地之心表现形态——人文”时承认日月山川的自然之美以及认为文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具有统一性，这正是此篇蕴含的生态美学智慧。 二、《明诗》中的无邪顺乎自然本性——“顺美匡恶” 《文心雕龙·明诗》篇的内容，按照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主要是辨明诗的古典意义，叙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从远古到齐宋时期），同时对中国古代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的文体特点作了描述和评价。”[]这里主要从《明诗》中对“诗”的阐释来展示其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其一，情志与自然的关系。《明诗》中首先说“志”是受外物的感触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2]意思是说诗的意义在于运用文辞来表达情志。又说：“人票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意是说人具有喜、怒、惧、爱、恶、欲七种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发生感应，有了感应唱出情志来，没有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刘勰所谓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与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致的。 他还说言志和“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应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由自然之物引发自然之情，进而转化为优美的诗句。在刘勰那里，人为自然之人，物为自然之物，自然之物也影响作为自然之人的作家，因为作家的情感由外物引起，即情志因感物而产生。作家在接触外物之后才会产生情志，产生创作激情。诗的创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也要求作家对自然要有真情实感的积蓄，只有这样才写出五彩的乐章。若掩饰自然之情，为文造情，只会“远弃风雅”。 其二，情志与“无邪”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要用诗陶冶人的情性，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要“无邪”，要“持人性情”。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2]他的意思是说，诗要能够扶持端正，有端正人们的性情的意思；《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归结到“没有邪念”上。扶持端正的解释，是符合这个意义的。因此刘勰认为诗歌思想要纯正，即诗歌要“顺美匡恶”，这样的诗歌才具有自然美。 刘勰接着例举了远古时候的“乐辞”，皇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大唐之歌”，舜时候的“南风之诗”，禹之“九序惟歌”，太康时的“五子之歌”，这些都具有“理不空绮”的自然美，都具有“顺美匡恶”的功能。又说诗经时代的诗歌是“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汉初韦孟的《讽谏诗》是“匡谏之义，继轨周人”，魏时应璩的《百一诗》是“辞谲义贞”，又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对西晋太康年间张、陆、潘、左等人的作品，刘勰又以“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奸”，即缺乏深挚的情感内容和打动人的力量。刘勰认为有的诗歌虽然适合了世俗的需要，但却有亏于道德教化，所以这种诗总的倾向是淡乎寡味的，这种诗也丧失了真淳的自然美。 刘勰在《明诗》中既讲了情志与自然的关系，又讲了情志与“无邪”的关系。他说的情志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强调了自然之人与自然之物应该处在同一台阶上，二者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因为自然对作家有影响，自然节气、万物的兴衰等都是触发情感的因素，这时的自然不是被动被认识的，而是在人与自然双向交流中被认识的。情志与“无邪”的关系实际说明了要用诗陶冶人的情性，诗所抒的情应该是“无邪”的，即美和善的统一。这种要求无疑有其正确之处。在当代，“无邪”主要在于调节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历史就赋予“无邪”以新的使命，即把“无邪”所蕴涵的法则从社会领域扩展到自然领域，指导人们科学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他的这些论述是全面的，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生态美学智慧的体现。 三、《物色》中的自然物与心之交流——“情以物迁” 何谓“物色”？古籍上的解释各有不同。物，《说文》云：“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色，《说文》云：“颜气也。”据此，“物色”指自然万物的色彩。刘勰在《物色》中讲述了文学创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问题，指出人对自然的观照不是单一静态的过程，而是人中有自然、自然中有人，自然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其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是说客观的自然物会对主体产生影响。中国古代用“感物而动”来解释文艺创作的主客关系为数不少，如《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大序》则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刘勰在《物色》中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2]他说的大意是大自然季节不断变化，万物生生不息，景物的变化也使人的心动荡起来。这里他论述了自然景物对情感的感发作用，情感和自然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文学创作正是受自然的感发而引起的。 其二，“人心感物，与心徘徊”。传统的物感说强调物对心的感应，还只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如西晋陆机的《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幼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的《诗品》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注意到物与心的动态关系，认为自然物经过心的改造，使得自然物一方面不丧失物的自然性，另一方面也使物符合主体表达的需要，这样才能情以物兴，辞以情发。《物色》最后“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2]这是全篇思想的诗性总结与升华，是说作者反复观察自然，内心自然有所感受而要倾吐，强调了二者的互动关系。 在物对心的感发过程中，人心的涌动不安是因为在自然物象的感召之下，在这个过程中人关注的是自然景物的外在样态，此时，自然已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而是那种可亲可爱的对象；在“与心徘徊”过程中，自然与诗人互相观照，诗人也用自己的心灵“吐纳”着大自然的元气。此时，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符合生态美学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存理想的。 总之，自然之“物色”，以其千变万幻的姿态、蓬勃涌动的生机，兴发着诗人的情感。刘勰强调在描景状物时，一定要做到心物交流，作家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合到自然景物之中，借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抒发感情。诗人与自然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所以，文学和艺术的命运与大自然也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就像刘勰所说的山林原野，实在是启发文思的宝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应该有美好情感。如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精神生态遭到了破坏，我们便失去了对自然美好的感觉。 结语 自然作为审美客体，它本身能给人类很多美的享受，具有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审美价值。它不仅激发了人的的审美趣味，而且教会了人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创造。所谓美的规律，就是从观察自然中来的。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勰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文心雕龙》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对自然之人和自然之物的思考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些思考也与当代生态美学思想相契合。 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在追求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就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自然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它对人类活动有着重要作用。人类的活动不外有三种活动，即马克思所认为的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和艺术活动。就实践活动来说，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资源并接纳人类社会排放的污染物；就理论活动来说，自然为人类的理论活动提供科学研究的对象；就艺术活动来说，自然给人类的艺术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可以说，自然的确是人类无法与之剥离的生存环境。 自然对人类活动有重要的价值，人类就应该尊重自然，但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然一直经历着不断“人化”的过程，今天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证明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不自然。从这方面来看，刘勰所强调的以人与自然双向互动来促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的确是生态美学智慧的一种表征。所以，重新认识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可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18.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65.693.695. [3]袁济喜，陈建龙.文心雕龙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18. [4]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J].文艺研究，1998,（5）. [6]周振甫.刘勰的美学思想[J].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3）. [7]周振甫.刘勰论物色[J].文艺理论研究，1982,（4）. [8]袁鼎生.生态艺术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袁鼎生.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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