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缅战争始末

贡榜王朝前期，中缅关系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的发展过程。两国之间交战时间不长，在大部分时间中和平相处。孟云即位后，中缅关系进入了稳定的和平发展阶段。

从1740年到1760年，缅甸陷于动乱之中，各地反对东吁王朝统治的斗争、孟族军队的北上和贡榜统一缅甸的战争，成为这20年间缅甸历史的主要内容。长期的战乱，使缅甸人口锐减，财富大量消耗，国库空虚。因此，雍籍牙统一缅甸后，急于增加人口和财富。对周边国家发动掠夺性的战争，就成了新王朝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雍籍牙在位时，就两次征伐曼尼坡，亲率大军入侵暹罗。其后，缅王莽纪觉和孟驳继续对外进行掠夺性的战争。1767年，缅军攻占暹罗首都阿瑜陀耶。

雍籍牙缅甸贡榜王朝的建立者

贡榜王朝在向东侵略扩张的同时，发兵缅甸北部地区，先攻打以宫里雁为首的桂家，然后侵扰中国云南边境。宫里雁是随永历皇帝入缅的南明遗部的首领，在波龙（今缅甸包得温）经营银厂。18世纪50年代，波龙银厂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矿工不下数万，商贾云集，成为缅甸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银厂自己有厂丁组成的军队。贡榜的势力向北推进时，宫里雁曾联合木邦土司，举兵反抗。1762年，宫里雁反抗失败，遭到缅军追杀，他经猛畏、耿马、孟定，进入孟连，要求内附。云贵总督吴达善认为，宫里雁“在缅构衅多年，今复流毒孟连，该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他在报清王朝的军机处后，将宫里雁杀于昆明，并把斩杀宫里雁的布告传送到缅甸。吴达善此举，实际上扫除了缅军北上侵扰云南的一个障碍。此后，“缅酋益无所忌”。1763年，贡榜王朝向孟连土司“征索货币”，并以兵威胁，使得边民“一日数迁”。同时，缅军进入云南耿马，向土司勒索“花马礼”。1763年，缅军入侵西双版纳，杀死孟笼土司乃占等。滇缅边境一线的土司，纷纷请求云南当局予以保护。

1765年4月，缅军分兵两路，进入孟捧、猛腊、猛乌、乌得等地，勒索银米，掳掠居民。同年年底，缅军深入橄榄坝、大孟仑，称西双版纳属于缅甸，并进入易武，逼近思茅。缅军深入云南，使清廷大为震惊。乾隆帝下令云贵总督刘藻，称缅兵“野性难驯，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但是，刘藻本属书生，军行机宜，非所娴习，与缅军作战未能获胜。乾隆帝降之为云南巡抚。刘藻自感“臣罪万死”，于1766年3月服毒自杀。

就在刘藻自尽的同月，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到达昆明，缅清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这次是清军大规模反击。杨应琚调集官兵总计22000多人，在中缅边境西线的木邦、新街、铜壁关、陇川、孟卯（瑞丽）等地，反击入侵缅军。清政府为此役共拨银300万两。清军远道而来，重装入缅，士兵每人携带枪一杆、刀一把、铅子一百、火药一斤、火绳三盘、钉板一块、口袋一个，还有些衣服口粮，合计“每兵负担军装口粮，不下数十斤，爬山涉水，不胜其苦累”。“及值进剿，则兵力已瘁，而领兵将领又不知体恤……是以兵心涣散”。而缅军的行装，本来就比较轻简，他们所携的武器中，有18世纪欧洲的枪炮，也优于清军。缅军早已在中缅边境一线，也不必长途跋涉。因此，缅军实际上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清军一开始还算顺利，攻克孟艮、整欠，占领新街，迫使木邦土司内附、蛮莫土司投降，但毕竟是疲惫之师，难以持久，不得不转攻势为守势。1767年3月，缅军攻入耿马、孟定，重占孟艮。乾隆闻讯，大为震怒，革去杨应琚的职务，遣送入京赐自尽。缅清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又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1767年3月，乾隆帝又以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从京师、内蒙、四川、贵州等地挑选劲旅3万余入云南，又从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广西调拨马一万余匹，以保证运输供给，并拨出600万两之多的白银，为军需之用，决心大举反击。

乾隆帝

明瑞挥师南下，他到永昌（保山）后，分兵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指挥，拟由畹町经木邦，攻入阿瓦。另一路由参赞额尔景额、提督谭五格领兵9000，出虎踞关，攻孟密（今缅甸蒙米特）、新街（今缅甸八莫附近），最后与主力会攻阿瓦。明瑞亲自率主力17000余人，在1767年12月攻占缅军重兵把守的蛮结，绕过天生桥渡口，孤军深入。大军到象孔迷失路径，不得不退往畹町，但到小孟育就受到缅军包围，苦战失利，能作战的只剩下5000人，未能突破缅军的包围。

富察·明瑞

偏师额尔景额一路，在1767年10月进抵老官屯，久攻不下，额尔景额病亡，由额勒登额继任参赞，于12月初退回旱塔。

乾隆帝得知明瑞孤军深入，额勒登额却退兵，非常震怒，令火速增援明瑞。云南巡抚鄂宁接到命令，前后14次飞檄额勒登额和谭五格前往接应，额、谭两人却延迟不进。1768年2月，明瑞在与缅军的作战中右额臂受枪伤，胸前中弹，交出总督印信由侍卫带回，自缢于树下。余部陆续逃回畹町。乾隆闻讯极为震悼，下令将额勒登额凌迟处死，谭五格也被处决。

钮祜禄-阿里衮

1768年2月，乾隆帝决定再次发兵征缅。他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征调健锐营、火营营、福建水师、索伦、厄鲁特、荆州、四川、贵州等地官兵31000多名，拨银200万两，再次出击。这次出兵的准备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近一年。

富察·傅恒

1769年，傅恒等到达永昌，决定水陆两路并进。主力由傅恒亲自率领，渡过戛鸠江，取道猛拱、孟养，直捣木疏（瑞冒）；阿桂率偏师，沿太平江而下，进攻孟密。10月初，水陆两路清军会师于蛮莫（今八莫），与缅军交战。缅军步兵“大溃，我兵追杀无算”，缅军水兵也被杀退，“船舟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水者千人，江水为之赤”。缅军败退，固守老官屯，与清军对峙。清军多次进攻，始终未能拿下老官屯。由于“瘴疠过甚”，清军染疾病死的不少。30000官兵只剩下13000多人。主师傅恒染疾，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人相继病亡。傅恒只得将实情奏报。乾隆权衡得失，认为“与其旷日持久，多伤勇士，不如相机徐图。……况此次大兵已将戛鸠、孟拱、孟养等处收复，军威大振，撤兵不为无名”。

此时缅军也陷入了困境。缅军主帅摩诃梯都罗认为，缅甸的力量与中国相差很大，长期作战，缅军很难取得胜利。与中国交好，对缅甸有利。因此，他决定与清军议和。1769年11月，双方代表在老官屯谈判，清方向缅方提出缅甸“永不侵犯中国边境，放还所有战俘和按例进表进贡”这三项要求。双方议定画押，正式罢兵。至此，历时4年之久的大规模的缅清战争宣告结束。

但是，老官屯和约签订后，缅清关系并没有立即实现正常化。这同和谈进行得比较仓促有关。双方代表对和约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据中国方面的记载，缅方已同意停止扰边，遣返俘虏，按例进贡。但是，缅甸方面的记载却是：1.从缅甸逃往中国云南境内的土司，中方必须全部遣还。2.战争期间被俘官兵，双方一律予以释放。3.重开滇缅商道，允许两国商贩自由贸易。4.每隔10年两国君主互相交换使节，两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清军撤退后，缅甸方面并没有向清王朝进贡，清高宗乾隆帝则坚持要缅甸先进表进贡，“表叶一日不至，内陆贸易一日不能通”。双方在贸易进贡问题上纠缠不休，生出许多枝节。在此后的10多年中，缅清关系一直没有正常化。

1782年，孟云即位为缅甸国王后，为应付周边暹罗等国的压力，决定主动采取行动，与中国改善关系。1788年，孟云派出一个100多人的使团，由正使业渺瑞洞和细哈觉控率领，带着金叶表文、金塔座、驯象8头、宝石、象牙、檀香、漆盒，向清王朝进贡。9月，缅甸使团到达北京，清高宗令内府演奏缅乐。缅甸使团回国时，高宗赐给缅甸国王及王妃佛像、文绮珍玩器皿等。1790年，乾隆帝80大寿，孟云又派出使团到北京祝寿，并请赐封、开关禁，得到同意。同年6月，清高宗正式赐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定10年一贡。至此，缅甸与清王朝完全恢复了友好关系。清王朝在1790年、1795年和1796年，分别遣使到缅甸聘问。孟既王时期，中缅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1822年，两国遣使互访。中国使团向缅甸国王赠送了人参、丝绒、帛、锦缎、地毯、瓷器等。缅甸使团则向中国皇帝呈献了玉佛、象牙、牙雕、金箔、银箔、檀香、英国花布、红呢、绿呢、黄呢、孔雀翎、幼象、母象等。贡榜王朝的“入贡”和清廷使臣的“聘问”，实际上是当时中缅两国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

随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两国商人和边民之间的贸易也趋于活跃，在19世纪初进入高潮时期。当时中缅贸易以陆路贸易为主，从云南输出到缅甸的有铜、铜器、铁器、丝绸、纸、扇、伞、针绣、水银、朱砂、水果等。从缅甸输入中国云南的有棉花、宝石、食盐、象牙、鹿等，以棉花为最重要。英国人西姆施在1800年写的《1795年出使阿瓦记》中说，“在缅甸首都与中国云南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从阿瓦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中国商人交换商品，后者沿水陆两路把棉花运入中国”。同一时期到过缅甸的英国人科克斯说，“实阶是（棉花输出）的主要市场，载着棉花的船只从那儿驶往中国。每船装载100捆（每捆约重150公斤）棉花。航运时间为30-40天”。据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19世纪20年代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达228000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

与此同时，中缅海上贸易也有所发展。仰光是缅甸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中国商船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把铁器、长刀、棉布、丝绸、瓷器等运到缅甸，返回时把棉花、香料、硼砂、盐、虫漆、儿茶、鱼胶等运回中国。

在中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大批中国人往来于中缅之间，有不少流落、定居于缅甸。18世纪末在缅甸的华侨已不下60000人。缅甸南部的华侨，大多来自福建、广东。曼德勒以北地区的华侨，主要来自云南。缅清战争时期，失散、流落在缅甸的中国士兵也不少。战争结束后，仅在缅甸首都阿瓦的中国战俘就有2500人。在缅甸南部的华侨人数不多，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在缅甸北部人数众多的华侨，除了从事商业，还从事宝石矿、银矿的开采。在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都形成了华侨聚居的街区，有的称为“德由谬”（即中国城）。旅缅华侨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与缅甸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大约在这一时期，缅甸人民开始称旅缅华人为“胞波”（意即“同胞兄弟”），而他们称印度人和西方人为“卡拉”（外国人），这充分体现了缅甸人民对华侨、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