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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审定： 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 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 全都不问 这些材料 是否可靠 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 所作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 孟子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何等 崇拜孔子 但他对于 孔子手定之书 还持怀疑态度 何况我们 生在今日，去古已远 岂可一味，迷信古书 甘受古代 作伪之人 故意欺骗 哲学史最重 学说的真相、 先后的次序、 沿革的线索 如果把那一些 不可靠的材料 信为真书 必致： （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 （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 （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 我且举《管子》一部书为例 《管子》这书 定非管仲所作 乃是 后人把战国末年 一些法家的议论 一些儒家的议论 （如《内业》、《弟子职》） 一些道家的议论 （如《白心》、《心术》） 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 并作一书 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 又杂凑了一些，记管仲功业的几篇 遂附会为 管仲所作 今定此书，为假造的 证据甚多，单举三条： （一） 《小称》篇 既记管仲将死之言 又记桓公之死 管仲死于西历前六四三年 《小称》篇 又称毛嫱、西施 西施当吴亡之时还在 吴亡在西历前四七二年 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 此外如《形势解》说“五伯” 《七臣七主》说： “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 皆可见此书，为后人伪作 （二）《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立政九败》 解说“兼爱”道： 视天下之民如其民 视人国如吾国 如是则无并 兼攘夺之心 明指墨子的学说 远在管仲以后了 （《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三） 《左传》记子产铸刑书 （西历前五三六年） 叔向极力反对 过了二十几年 晋国也作刑鼎、铸刑书 孔子也极不赞成 （西历前五一三年） 这都在管仲死后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时 已有了那样 完备的法治学说 何以百余年之后 贤如叔向、孔子 竟无一毫 法治观念 （或言孔子 论晋铸刑鼎一段 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产书 决不是后人 能假造的） 何以子产 答叔向书 也只能说 “吾以救世而已” 为什么不能够 利用百余年前 已发挥尽致 的法治学说 这可见 《管子》的法治学说 乃战国末年的出产物 决不是管仲时代 所能突然发生的 全书的文法笔势也都不是 老子、孔子以前能产生的 即以论法治诸篇看来 如《法法》篇两次说： 《春秋》之记 臣有弑其君 子有弑其父 可见是后人伪作 《管子》一书既然不是真书 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 便会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 （一） 管仲本无 这些学说 今说他有 当然便是 张冠李戴 无中生有 （二） 老子之前忽然有 《心术》、《白心》 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 孟子、荀子 之前数百年 忽然有《内业》 那样深密的 儒家心理学 法家之前数百年 忽然有《法法》、 《明法》、《禁藏》 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 若果然如此，哲学史 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 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 （三） 管仲生当 老子、孔子 之前一百多年，已有 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 这与老子以后 一步一步 循序渐进 的思想发达史 完全不合 故认《管子》为真书 便把诸子学 直接间接的 渊源系统 一齐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 表示史料的 不可不审定 读古书须知 古书有种种 作伪的理由 第一 有一种人 实有一种主张 却恐怕自己的 人微言轻，不见信用 往往借用，古人名字 《庄子》 所说的“重言” 即系是这一种 借重古人主张 康有为 称这一种为 “托古改制” 极有道理 古人言必称尧舜 因尧舜年代久远 可以由我们任意 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 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 即如 《黄帝内经》假托黄帝 《周髀算经》假托周公 都是这个道理 韩非说得好： 孔子、墨子 俱道尧舜 取舍不同 皆自谓 真尧舜 尧舜不复生 将谁使定 儒墨之诚 正为古人死无对证 多可随意托古改制 即作伪书的第一类 第二 有一种人 为了钱财 伪作古书 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 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 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 这类造假书的 与造假古董的 同一样的心理 为的是钱 东拉西扯 篇幅越多 越可多卖 故《管子》、 《晏子春秋》 诸书篇幅都极长 有时得了 真本古书 但是因为 篇幅太短 自然不能 多得钱财 故又东拉西扯 增加许多卷数 如 《庄子》、 《韩非子》 都属于此类 但他们的买主 大半多是一些 假充内行的收藏家 没有真正的赏鉴本领 故这一类的假书 于书中年代事实 往往不考校正确 因此 庄子可以见，鲁哀公 管子可以说，西施 这是第二类伪书 大概这两类之中 第一类“托古改制”的书 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 第二类“托古发财”的书 全是下流人才 思想既不高尚 心思又不精密 故最容易 露出马脚 如《周礼》一书 是一种托古改制 的国家组织法 我们虽可断定他不是 “周公致太平”之书 却不容易定他是 什么时代的人假造的 至于《管子》一类的书 说了作者死后 的许多的史事 便容易断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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