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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骑行在乡村的小道上，这时的我，是县驻村工作组的借调人员，为查清一桩经济案件，已经在邻县各村庄奔走了两三个月了。突然，村子的高音喇叭里广播了一则消息，今年将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这消息像一粒石子，投进了我的心，激起了层层涟漪。晚上，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思绪像脱缰的野马。 高考，考什么？考文化，考知识，我有吗？从上小学六年级，那场运动就开始了，今天写大字报，明天斗地主，上了本村两年的带帽初中，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本想到了高中就该学点玩艺了吧？谁知刚刚上了两三个月的正规高中，不知何方神圣，把我们这个班当成教育革命的试验品，几台拖拉机轰轰隆隆把我们六十几个学生和两位老师，拉到了大作坊式的公社修配厂，开始了新的办学模式，每周一文一理两天课，剩下的四天要进车间，同工人阶级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年半之后，几乎没翻过课本的我们毕业了，成了新型的高中毕业生。徒有其名，白纸一张，还要考大学？笑话！ 其实，上大学的激情也曾澎湃过，希望的烈焰也曾升腾过。姐姐们以榜样的力量曾激励着我。大姐以全县最优异的成绩考上全专区最好的高中；文革命前一年，二姐和三姐同时高、初中毕业，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师。姐姐们学习上的成功，让贫困的家庭从让人看不起到令人刮目相看，父母在村里也挺起了腰板。当看望在大学工作的二姐时，看到美丽的校园，气派的大楼，漂亮的图书馆和在树荫下读书的天之骄子，我羡慕极了，心想，倘若有一天，我能在某一大学里，坐在属于我的位置上，那该多好啊。因为高中阶段表现优秀，毕业后，留厂工作，摇身一变，成了社办工人，每月挣着一百五十毛钱，队上记着工分，说到底还是一个穿着一身油渍的工作服，每天被机器声吵得耳朵快要变聋的农民，我讨厌这样的生活。一年半后，被调到公社广播站，一些人羡慕地说，人家这回行了，整天和当官的打交道，弄好了招个工啊，上个大学呀，还不是手拿把攥的事吗？ 随着进入广播站，上大学的野心越来越膨胀，我努力地工作，企图以优秀的表现打动领导的心，在推荐上大学时为我说上一句好话。我下乡，采访，撰稿，广播，分机值班，十分'高兴'地为大官小吏们写发言稿，写总结材料，赢得交口称赞，这个主任说我有才，那个书记说我能干，有前途。到了关键时刻，我才知道他们的褒奖有多么的廉价，我才知道在这个讲究关糸和人脉的年代我是多么的无助和可怜。眼看着我的同班同学一个一个被推荐进了大学和中专，我年复一年地当着被人呼来唤去的奴仆，没有任何关系能为我上大学助上一臂之力，躁动的心无奈地安分下来，罢了罢了，别痴心妄想了，当一辈子挣工分的吧，命里没有别强求！ 付出还是有回报的。一九七六年的深秋，公社领导委我以'重任″，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公社砖厂去当会计，由公社大院内的一个小砍草的'晋升'为社直部门的一个小干部。对领导的提拔，我并不高兴，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至今想起来还很反感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来自四面八方的窑工们，闲暇时凑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开着下流的玩笑，津津乐道他们自创或听来的黄段子，毫无顾及地谈论性，高声大气地说着生殖器。他们的宿舍，汗味脚臭味尿臊味混合在一起，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不愿与这些人打交道，但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他们像一群侯鸟，随着季节的变化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讨厌他们，却又因雨季和冬季他们的离开感到寂寞和孤独。七六年的春节，大雪纷飞，我一人在空旷的砖厂值班，不由想起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情景，唉，林冲最终落草为寇，投奔了梁山，我这一辈子就交代到这个漫洼地里了吗？ 想上大学，却无门路，现在高考恢复了，自已却腹内空空，唉，奴家生来命不济，天生就是个种地的，死了上大学的心吧，老老实实干好你的小会计，俯俯贴贴地做一个好社员，反正亲也定了，房子也盖好了，转个年来把媳妇娶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辈一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正当我对高考无动于衷，心如止水的时侯，在部队的大姐一连来了好几封信，要我一定要报考，她在信中说，不怕考不上，就怕没志气，连报考的勇气都没有，还能成什么事？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一念之中。 说我心己死，实际上有点言过其实，那颗心没有死，只是像冬天的小树一样被寒风吹落了枯叶，在春回大地之时，它又抽出新芽；它像运河的泥沙，在死水一潭时沉入河底，一旦水急浪高，它便又上下翻腾。大姐的话像春风，把我冬眠的心唤醒，像指路的明灯，指给我人生的方向。我，决定报名参加高考！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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