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市”不是什么新词汇，但是“深圳书市”四个字一起出现在深圳媒体上，却要等到1983年3月28日了。这一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一则预告消息，说由深圳博雅画廊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联合举办的“深圳书市”，将于4月下旬在深圳展览馆揭幕，展出时间一个月。
那时候各地纷纷办书市，以解救“文革”期间正常出版停顿造成的严重书荒。所谓书市，主体是各家书店都集中到一个地方摆摊卖书，还有各家出版社发行部门也加入零售行列直销新书或库存。免却平日一家一家逛书店的奔波之苦外，读者在书市常有意外收获：其一，所售书籍均打折，高低不一；其二，往往有名家现场签售，买其书又能得见其人、得签其名。
改革开放后的书市格局是由1980年那届全国书市开创的。这年的10月7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迎来1949年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书市。17个展销点，分布在12000平方米内；古柏丛中，14个书棚纵横排列，吞吐着12000种新书。让读者觉得新鲜的，除了新书，还有新的服务，比如可以帮你办理图书托运、邮寄，也可以送货上门。书市邀请著名作家、科学家与读者见面，现场出售作者签名钤印的新书。
北京有了书市，长沙、广州等地纷纷效仿，1981、1982年，几乎到处可闻书市声了，但是深圳迟迟没有。当时各地书市的主办单位均为当地新华书店系统，而1980年代之处，深圳虽然也有新华书店，但其管理体制有些特殊：设点在解放路、沙头角的深圳新华书店，直属广东省新华书店管辖，刚刚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虽然“买书难”的呼声此起彼伏，可是并无增加门店、扩充营业面积的自主权。更有不可思议者，书店负责全面工作的经理位子都空缺了两三年。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外人”不太理解的现象：首届深圳书市的主办单位竟然不是深圳新华书店，而是一个名叫“博雅”的画廊。
这还不是“深圳书市”的最大特点。之所以我们今天还常常说起首届深圳书市，是因为书市上订购、销售的全是境外图书。按上面那则预告消息所说：
届时将展出香港七十多家出版社出版和发行的中外文书刊十五大类一万余种。其中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医药卫生、工商贸易管理、大专教材、外语丛书等部类书籍六千多种；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字典辞书、少年儿童读物、文娱体育等部类书籍三千多种。所展图书是香港近年最新出版的。另有近三千种英、美、日原版外文书籍，大多数是近年新兴科学图书……
我当时正在《衡水日报》当记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1983年那会儿，我，我的常在一起读书的朋友，乃至衡水市区的几万人，不太可能有一个人知道，在遥远的南方深圳特区，竟然有这样一个书市，销售的书没有一本是简体字版，全是境外出版物；繁体竖排之外，还有英文日文。这不仅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甚至也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那时北方书摊上盗印的金庸武侠小说，品种还不多；偶尔碰到谁有一种，几个人必东争西抢，到手后又东躲西藏。谁能想到，深圳竟然有香港原版可买？当然，知道也买不起：10块人民币一册。我那时每月工资才够买一套四册的《射雕英雄传》。不过，买不起是一回事，不知道深圳有这般景象的书市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在小城自以为思想解放，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看看深圳书市开幕时的盛况，就知道我们参加过的书市仅仅是书市而已，而深圳书市，堪称盛事。
书市是1983年4月23日开幕的，据《深圳特区报》报道：“三中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总管理处总经理蓝真、深圳市长梁湘、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边春光为书市剪彩。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杨奇等，以及来自香港和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出版界、图书馆的来宾共五百多人出席了开幕仪式。
开幕消息比预告消息多了一个内容：“……同时还选了逾千种台湾省的出版物在书市展销。”
多少年后的深圳人，曾称赞当时深圳市真是超前，1983年就开始庆祝“世界读书日”了。其实，尽管举办境外出版物书市确属超前，但选4月23日开幕则与世界读书日没有半点儿关系。要知道，得等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
尽管是巧合，但是巧得真好。
还有一桩说巧不巧的事：主办深圳书市的机构虽然不是新华书店，雷子源，这位深圳书市的“操盘手”，却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系统出身，且1953年至1976年，在深圳新华书店工作了23年。他怎么又成了“博雅画廊”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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