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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电影
伯格曼曾经这样说过：“对于电影而言，无声片是最完美的形式，因为你自己在创造声音和颜色。”而在我来说，没有胶片的电影，才更为自由。这没有胶片的电影只是存在于纸上。纸上的电影，在我的大脑中拍摄、剪辑、播放，成为只给我一个人观看的电影。 九十年代和零零年代是观看VCD和DVD的时代，而八十年代，我的大学生涯是在翻动纸页的轻微声响中度过的。文学是如此，对电影的认知和了解也是如此，在那个年代里，能够看到外国电影的地方，不是在电影院里，而是在各种文学期刊和电影期刊上。阅读电影剧本，几乎成了了解西方经典电影的唯一方式。如果有人说，他看过伯格曼的全部作品，我是不会不相信的，因为那是剧本，纸上的剧本。 在学院的期刊阅览室里，有不少电影期刊、外国文学期刊，《当代电影》、《电影、电视、文学》、《世界电影》上都有外国电影剧本，《野草莓》、《资产阶级隐秘的魅力》、《红色的沙漠》、《随波逐流的人》、《乱》、《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镜子》、《法国中尉的女人》、《残菊物语》、《发条桔子》、《芬妮和亚历山大》、《再见了，孩子们》、《一条安达鲁的狗》、《花饰边女工》、《奇遇》……。间或在《外国文艺》里会读到一两个剧本，瓦依达的《大理石人》、杜拉的《印度之歌》等等。 在阅览室的书架上，还有装帧简陋的油印剧本，封面上的字样表明，这是北京电影学院自印的参考读物。《红色的沙漠》就是在那上面读到的。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这样的内部油印读物是如何会流落到我所就读的学院的。 这些剧本大都是影片记录本，文字没有一丝感情色彩，只有一个平板客观的声音，在叙述着人物的动作和事件的发展，剔除了形容词，只有动词、名词，干干净净，不动声色。以至于后来我十分迷恋这种叙述方式，常常不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布努艾尔是这样开始他的影片的：“林荫道和花园。外景、夜晚。一辆小轿车在行驶，车上的摄影机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移拍一条林荫大道及街道的夜景。在这些场景上叠印出字幕。小汽车离开了市中心，进入了住宅区阴暗的街道，随后又奔驰在公路上。”（《资产阶级隐秘的魅力》） “一节只有一个车门的老式木制车厢前，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面对面站着，在熙熙攘攘过往的旅客中一动不动。”这是路易·马勒的《再见了，孩子们》） 有的剧本是导演的原稿，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阅读的时候完全是当成文学作品来阅读的。比如帕索里尼：“萨西尔的一条街道，外景，白天。下午较晚时的太阳。外省腹地那种漫长的下午，每天的这个时候，只有沉默、空虚－再加上苍蝇。” 那是饥饿的年代，但却幸福，甜蜜，快乐，纸上的电影让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读解这个剧本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头脑中，拍摄和制作了这部电影。编剧是特吕弗或安东尼奥尼或大卫·里恩或其他的什么人，导演就是我自己，演员就是在杂志上刊登的几幅可怜的黑白剧照。等我看到这些电影时，已经是十多年以后了。 上海音像资料馆阅览室，遥控器上的磨损得最厉害的是快进键。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放大照片》，漫无休止的长镜头，折磨人的台词喋喋不休。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真是这样的吗？我已经在大脑中导演了这部电影，我有我自己选定的演员，我安排的场景，我剪辑的胶片长度，但在银幕上，这一切似乎都变了。安东尼奥尼是那样的稚拙、简单、甚至粗糙。还有《朱尔和吉姆》，还有《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唯一例外的是黑泽明，他的日本武士形象和战争场面与想象中分毫不差。 先读剧本再看电影，是这样；反过来，先看电影，再读剧本，似乎就是两回事，比如彼得·威尔的《悬崖下的野餐》，电影效果可谓精彩至极，再读剧本，却索然无味。 2000年 雌老鼠、比目鱼与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这个名字让我回到疯狂阅读的八十年代。那时候，外国现代文学作品风行一时，德语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海因里希·伯尔〈《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还有就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在长篇小说《铁皮鼓》中创造的侏儒奥斯卡，无疑是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文学形象，在圈子里的交口称赞就是明证。但当1998年的秋天，格拉斯的画展来到上海，偌大的展厅里只有一两个观众的时候，你只能感慨时光的流逝了。 硕大无朋的老鼠毫无顾忌地在城市中招摇过市〈《雌老鼠》〉，同样肥硕的老鼠盘踞在女孩的头上〈《头顶老鼠的女孩》〉，老鼠腾挪在骷髅上〈《记住，人总是要死的》〉……，这就是格拉斯的绘画作品。每一个画家都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格拉斯也不例外，他所钟爱的是动物。老鼠只是其中之一。在此次画展的第一幅作品－－《戴帽自画像和铃蟾》中，和作家一起登场的就是他小说作品中的主角：铃蟾，严肃的作家则在一旁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的创造物。写于1992年的短篇小说《铃蟾的呼叫》表达的是格拉斯对德国统一的保留看法。 “铃蟾”在德语中指的就是悲观主义者。 格拉斯爱画动物，他的绘画作品也是寓言式的，其中颇多比喻、隐射。由于是作家的绘画作品，从中会让人看到更多的文学含义。格拉斯不厌其烦描画的老鼠就是一例，老鼠代表即将来临的灾难和人类的恐惧。作为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进程的反思和抨击，格拉斯作品的色彩基调是阴暗的，画面上的形象同样令人不悦。低调、悲观、向下。看看这些标题吧：《黑色的向日葵》、《乌鸦在这里一无所获》、《达帕·垃圾风景》。一位德国评论家曾对此概而言之：“是对现实的厌倦”。 长篇小说《比目鱼》是格拉斯的又一部“对现实厌倦”的作品，组画《比目鱼》创作于写作小说的同时，画面上是一条条整鱼、受难的鱼、鱼的残肢，只剩下鱼骨和鱼刺的鱼。将象征男性统治的比目鱼肢解，意味着与男性统治相关的战争暴力的结束。组画中最能表现作家意图是名为《持刀的比目鱼》的作品：一把锋利的尖刀正把一条比目鱼一截为二。 唯一体现了作家少有的柔情是手套组画。花丛中的手套。海滩上的手套。无主的手套，孤零零的手套。被比目鱼玩耍的手套。每一幅画上，手套的手指和手掌部分的连接处形成弯曲的折角，在动作中的手套，但又茫无目的，悲哀和无奈展露无遗。《一只手套的悼词》、《面对手套的沉思》－－手套显然被寄予了作者忧伤的诗意。 是作家同时又是画家，这并不多见。但格拉斯最初是美术学院和造型艺术大学的学生，专攻绘画。只是由于《铁皮鼓》的大获成功，才使格拉斯转向了文学。但格拉斯始终没有停止绘画，而且他的许多绘画作品所反映的主题，在他小说作品中也同时出现。在他的笔下诗歌、小说、版画齐头并进，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他的小说的插图和封面都出自他自己之手。也正是由于画家格拉斯的介入，作家格拉斯的文学作品才获得更形象和准确的诠释。 君特·格拉斯的手法是老派的，他的这些主题显然也都属于过去，这是一个出生于1927年的作家，他对冷战时期和后工业社会畸形发展的思考，与其说给予我们的是惊奇，不如说是对已经过去的岁月所作的一次短暂旅行。 1998年 普希金 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普希金面皮黄褐、牙齿洁白。身材矮小，有着一头鬈曲得十分厉害的头发，手指上蓄着长得像爪子的指甲，爱吃酸乳和蜜渍苹果，是寻花问柳的老手和著名的赌徒。正如他借奥涅金之口所说的那样：“我仅仅把放任不羁视为自己的法律。”巴拉廷斯基也曾写道：“……年轻的普希金这个轻薄儿。”普希金的这种生活方式，他的数不胜数的爱情诗篇，他的充满传奇性的决斗，形成了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侧面。 与此同时，这位拜伦的兄弟还是一个不轨的激进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皇帝的囚徒。在他的许多诗的结束部分，紧接着写作日期，往往出现“在爱情中”、“在流放中”的字样。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词语构成了他一生的两个重点。 “在偏僻的乡间，在幽禁的日子，/我无所希求地虚度着光阴。”“在风暴的追逐下，我到处飘零/在严峻命运的罗网下难以脱身”。只有在遍读他的诗歌之后，才会发现他竟然有如此深重的苦难，有如此忧伤和柔弱的情感，诗句中时时闪现出“切肤的痛苦和思考”（陀斯妥耶夫斯基语）。拥有无与伦比天赋的普希金就像莫扎特，从不怀疑自己的天才，从不刻意表现什么，他只写他看见的东西，只是倾诉和歌唱。即使痛苦和忧伤在他那里也是充满歌唱、富于韵律的。他的优美掩盖了很多，甚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悲剧的一生。也许不是巧合，这位写过诗剧《莫扎特与萨利埃里》的诗人，结局也像莫扎特，英年早夭、壮志未酬。 “一想到普希金，我们的心常常禁不住颤栗。”（勃洛克）这无疑是因为他能使我们体会许多东西，他时时刻刻可以为我们的生活作出诠释、解答，犹如最可信赖的朋友。他的生与死，对他之后的诗人莫不是一种象征。他意味着理想、创造力、神秘的天赋，同时也意味着屈辱、叹息、压抑、被仇敌所包围。 就像神秘的预言，普希金的生平和死的形式早已在他的诗行里排定了，同样也没有什么能比诗人的文字更准确地描述我们此时的感受：“凡是诗人羡慕的我们都已体验：/在人世的风暴里忘却生活/和那朋友之间愉快的倾谈。” 生命的利刃 我把手平放在展开的书页上，做着我所能做的一切，这样的日子如此长久，仿佛我只是为诗歌而生。由于相同的原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倾听着诗歌在黑暗中的沉默声音，远离尘嚣也远离生命的本原，在不知不觉之间不复关心诗歌在诉说什么。危险的职业感正在悄悄埋葬我的激情，抑制神经、降低血色素，使四肢变得疲软无力。进入诗歌的初衷已让位于对技术的学习和汲取以及炫技性的读解，埋头在语言的竞技场上和大师暗自切磋成为头等大事。而诗歌激动人心的部分，刀尖刺中要害那辉煌的一瞬却被忽略了。就像沉迷于炼金术的修士，反将灿烂的黄金弃之不顾。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词语迷宫的挑战和征服，我如同一个漂流者，灵巧地驾驭轻舟在险象环生的语义和修辞之间穿行，但却回避抵达核心，只是在语言的中途作无尽的漂浮。 秋天将尽的时节，远方的朋友寄来一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在白色的岸边，平静得好像/感到风息的额头，仪式的宁静/将催你入眠，那是仲夏的顶点/这睡眠把情人分开而不会有仇恨……”我迷惘昏睡的器官缓缓苏醒,就像马修·阿诺德说过的那样，我再一次被诗歌所拯救。这是沃尔科特，这位加勒比海之子成功地赋予我这我穷乡僻壤的诗人以泪水。反复阅读的诗人往往只是一柄连果皮也切割不动的钝刀，一个新的诗人却会像利刃毫不犹豫地划开我的皮肤，让我体会鲜血流淌时幸福甜蜜的感觉，看见重又打开的灵魂通道中流回来的生命的颜色。 当我把手平放在展开的书页上，做着我所能作的一切。年代久远的亡灵们的著作包围着我，与这些隐秘而微弱的回声俱来的是表达的完美和闲暇的灰暗。倾听祈祷无异于我自己在祈祷，当我面对书本时，那些重现圣灵的明镜里充满前辈诗人愁眉苦目的面容，他们的目光像飞舞的箭矢直指我的咽喉： 今天的诗歌意味着什么？诗人又该做些什么？ 此时，我更乐于引用沃尔科特，虽然这不是也不会是唯一的答案，但在目前至少是最好的：“噢，星辰，加倍地富于同情，黄昏/没来就出现，曙光/未至就消失，但愿你苍白的火焰/带着明亮日的激情/穿过混沌/引导我们之中/最坏的人。” 1993年 展览会上的图画 诗人们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当我们提起笔的那一瞬间，我们已自觉地加入其中了。我走进花园，树篱隔开道路，路面清洁平缓。花园的终点是一座凉亭，空空无人，但我知道周围的坡地和树丛里必定有人，他们的身体在适合的角度看去斑斑点点，如同花朵和果实一般耀眼。我捧起一本诗集，吟诵起其中的一首诗，比如加西亚·洛尔加写惠特曼的诗，那些在波浪上跳跃的句子。我感到他们藏匿于某个遥远古老的神秘场所的血正注入我的血液，我正读着他们，我的手臂和他们的手臂交叠在一起，他们的头发在风中作响。 我举目四望，惊奇的是我并没有坐在绿叶青葱的花园里，而是在我原来的位置上，书籍爬满一面的墙壁。我对时间一无所知。流水依然。 诗歌就像展览会上的图画，我的火焰不断地被它们点燃。我从一开始被点燃就一直沿着回廊去照亮其余的图画。它们在夜色中沉重而羞怯。一读再读的诗集仍然会像崭新的书籍那样使我着迷，使我有所发现。深藏于窖中的美酒不会不令人流连忘返，而回过头来重新发现的珍品更让人惊奇不置。我并不惧怕，我需要被点燃，每夜披衣起身，像第一次那样穿越回廊。我需要它们，犹如需要空气、绿树和水。下面这幅画使我如在花园中那样驻足。 在波光中，玻璃和冰块互相混合，发出清脆的声响和同样耀眼的光芒。要分清其中什么是诗歌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当我们过于长久地注视于诗歌时，诗歌会像演奏急板一样流离飞转。事实上，诗歌的变化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在荷马的诗里可以看见埃利蒂斯的影子，在彼得拉克的情诗里依稀可见庞德的手指。特别是将诗的片段放在一起时，人们更难判断其先后。一代代的诗人孜孜以求的同一件事是将诗歌纯粹化，也就是将玻璃和冰块清楚地分离开来。诗人们希冀诗歌像音乐般纯粹，不为题材所限；他们希望自己是全能的，完整而包罗万象。谁都认为诗歌和现实是两条道路，至少是平行的，或是并肩而行的，或是在天上和地上。 但诗只是一种投影，一个影子，这是永存的距离，人面对自然面对时间时诗歌很小很弱。在这种难以平衡和自卑甚强的心境之下，诗或为梦境呓语，或为不安的噪。诗人努力挣脱既帮助他们达到核心又使他们被紧紧束缚住的语言。语言使他们犹如从冰山里向外看世界。当世界在冥冥之中转动不已时，人们无不在探究其原动力。但是人类几千年，这世界和人类无甚变化，诗歌的变化也只能是些微的、局部的。冰山依然坚硬而晶莹。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的大幸。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细部近观我们祖先的诗歌，它们高悬在无菌的空气之中；我们才能使自己血管中的血液世代相传，以至永远。 画廊上的展览如此之多，回廊如此曲折，有时我就将火把插在墙上，和衣睡在地上。我时常被流水声、岩石滚动声和疾风呼啸声惊醒。我重新照亮周围，图画深藏在阴影之中，无言却又像具有灵魂。它们看着我，如同我看着它们。我看着它们，直到它们活动起来。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为时很少。 尽管如此，我对沉思冥想已习以为常。和上几个世纪的诗人们相比，当代的诗人更多地沉浸在孤寂之中，闭上眼睛独处，将暄嚣奔突的街市和风云变幻的世事摒弃于思维和视野之外。当门窗紧闭，窗帘沉沉垂下，枯萎的花香和书籍清凉的气息四处弥漫，委实不亚于浸身飘满菖蒲的浴缸之中。如同有一条河流将我们载向远方，又送回原处。有如此丰富的时间，有些转化为诗，有些则不能，最后不能转化的也还是以曲折的隐蔽方式展现出来。这是单独一人的舞蹈，却有三个以上的影子。诗行在这种平静而又平静的氛围中展开直至结束。我从冥想中进入──诗毕竟是极为明亮的一瞬──又在梦中苏醒。 秋天的天色在画廊里暗得更早，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昏暗之色在我身后悄悄铺开，当我抬起头时，我已辨认不清我不想要辨清之物。在诗和凡界此间已经没有分界线了。我感到秋凉的愉快。此时我衰老，我变得越来越言简意赅、明晰透彻。语言的表达及其方式明白如镜，多余的花枝不复存在，就像老年人的语言一样朴素。这不能说是一种必然。我已不会整日地徘徊于回廊之上，只是有时对某一幅远古时期的作品忽起怀念之心，才会去看一下。相对而言，生命这时将走向死亡，诗歌却正在白纸上存在着，并且无限地延伸。这是困惑之一，如同诗人本身也是一种困惑的现象一样。而在具体的创作中，困惑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与之交替的是发自内心的激情，这时自我批判往往降到了最低点。这种反复交替的现象早已有这样一句精彩之言予以概括：诗以智慧结束。这已不只单单指一首诗的创作过程，而更是指贯穿始终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诗人有用的那一不分焕然发光的过程。技巧和制作千变万化，不变的唯有我的内心，也唯有我的内心才不会被重复。这些至理明言早已出现在展览会的图画上了，只是我们的获知为时已晚。 静默无声又热情洋溢，梦想联翩又清新可触，充满想象又神秘莫测。我拿着一本封皮破损的诗集，开始漫游。书页上的每一个铅字都是一根手指，它们和我的手指交叉在一起。他们的境界令人神往而又可即。我想起我曾走进一个花园，不多的花园中的一个，那里路面整洁平缓，落叶扫在路的两旁。走上这条道路，走向花园尽头的凉亭，我消失在路面上。时间对每一个人都如飞轮。树后的喷泉簌簌作响。众神俯瞰着大地。 1987年 复得的诗歌 纪念品 五月，在扬州僻静的书店里，在一本诗选中看到《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仿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那样，其中的和谐与不足都令我感动。我不由摸了一下额头，已经十年了，这首诗写于十年前！有如失而复得的纪念品。我找到所能找到的自己十年来写的诗，我惊叹的是他怎么能这样写，我现在百思不解的难题和久久萦绕在头脑中的障碍，在那里早已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还能写得像他那样好吗? “世界上存在着我们完全忽略的某一种情况，它突然把一切神秘的东西告诉我们，并且在我们前面挡住去路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着永远也忘不了的时刻。”（席里柯） 遗失的是种子，重逢的是果实。在某个房间遗失的是我们曾想象过、描述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过，刻骨铭心地爱过或恨过的东西，整个过程就是周而复始的遗失、放弃、远离又重新获得，重新遇到自己和诗歌。诗中有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所遇、生命的境况、正在消逝的每一秒钟，都能在诗中找到。就像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在《圣经》中为生活方向找到解答，我们的一生也是由这些美丽而忧愁的玻璃所缀成。与此相反的生活，只是一无所知的生活。不论放弃也罢，死死抓住也罢，我都是诗人，都已无可避免地生活于诗歌之中。 打开旧衣箱复活些什么 阅读旧作，如同重新走进我描写过的场景之中，现在我是一个旁观者、倾听者，一如我总是在梦中，看见自己徘徊在梦的风景中。这风景如此熟悉，相邻不远的声音如此亲切，它们使我陷入一种与其说是被唤醒，不如说是更深地沉入梦境的状态。 我沉浸在怀念不置的回忆之中。“我们一梦接一梦地做梦之际，也就是我们即将醒来之时。”（诺瓦利斯） 尽管我和过去的我已经脱离，并且无时无刻不体会到时间的巨大作用，但它们从未散逸而去，只是贮藏在顶楼的旧箱子里——头脑，我身体中与之相似的部位，一经触动，就如一匹烈马奔腾而出。 过去的原则或禁忌 回避理念及其词语，对生平讳莫如初；情感上的控制和抑止作为时尚的本能的反对。我阻止我的表达，从这一意义上，天然地拒绝类似瓦雷里、佩斯、帕兹这样让人消化不良的食品；就重要性而言，思想远甚于氛围，但说破就是失败； 写作永远不应是苦役犯的劳作，而是灵感的舒适倾泻，是意外的馈赠。 “在宁静的宇宙/俯下身时/我十分温顺”（翁加雷蒂） 偶像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是神殿中最为优雅、最为神秘的部分；弗朗兹·卡夫卡代表着坚韧的意志和痛苦的迷惘。他们是至高无上的理想尺度。他们的精神深入并且温暖我的思想。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明灯。 事与愿违的角色 单纯的幸福所具有的优越之处是无穷的，因而我一直不愿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和思考问题，专注于诗艺的细节是索然无味的，职业性的挑剔和分析又时时会影响阅读的好胃口。契诃夫的那种职业淡漠和谨慎的言谈是最得体的方式，因为自然永远在我们之上，我们可以谈论它、凝视它，但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不幸的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不影响诗歌的产生，更为不幸的是无论写诗与否，别人都视你为诗人。结果，并不是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样，而是成为我可能成为的那样。 有益的孤独 “有一种真正的孤独者，但他们很少见。生来就孤独的人能够在一个完全由他们自己造就的世界里独居。”（让·雷诺阿） 中断 埃利蒂斯、罗伯特·洛威尔，他们和大部分热血冲动的年轻诗人一样最大限度地发光发亮。但他们并没有因热量的耗尽而倒地死亡，或以死亡寻求解脱。他们沉寂下来，十四年、八年，作为诗人完全消失了。终于有一天，光芒又照亮了他们的前额。 “诗就好像上帝，独一无二，取之不尽。”（雨果） 诗歌是什么 我曾无数次轻而易举地将其解答，现在我仍在解答，但我是在用诗，而不是定义。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可以有答案一样，也可以永无答案，后者似乎更接近完美的可能。 我们努力探寻的结果或许只是越来越深地进入洞穴，从黑暗深处走向光明，是在恐惧中努力睁大我们的双眼（内心的光明只能使周围的黑暗更暗），而毕生陶醉于眩目的白昼之中。 生命翻到这一页，诗歌闪现了光芒。我终于打开了内心，解除了禁忌，在文字上、在脸上、在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上。 “尽管痛苦不让人开口，但上帝却给了我讲话的天赋。”（歌德） 诗歌是对时代礼遇的理智反应； 诗歌是我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诗歌是最后的但不是唯一的慰籍； “诗歌存在于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勒韦尔迪） 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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