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咱们算是简单聊了聊，禄东赞的进身之路。
这条步步登高地进身上看，至少在松赞干布去世之前，禄东赞最多也就是个能臣，但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禄东赞摇身一变成了权臣。
这个从能臣到权臣的转变，除了禄东赞自己能力强，还需要很多契机。
首先就是吐蕃王室控制力下降。
松赞干布在世的时候就不用说了，包括禄东赞在内，没人敢跟在他面前嘚瑟。但松赞干布去世得太早了，没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也许松赞干布曾经着力培养过他的儿子，只可惜这个独子，被松赞干布去世得还早。
等到松赞干布去世之后，没有其他选择的吐蕃王室，只能让还在吃奶的芒松芒赞上台。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王室内部，可能没有一个能震得住场子的王妃。如果当时王室内部有一位类似没庐·赤马伦之类的人物，可能禄东赞的上位之路也会受点阻碍。
另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松赞干布有个弟弟跟他关系很不好，哥俩之间闹得很不愉快。这种兄弟阋墙的情况，在吐蕃的政治史上并不罕见。每遇到赞普交替的时候，吐蕃政坛经常要乱上一阵子。
估计是因为有过历史经验的积累，松赞干布才会在高宗继位的时候，给长孙无忌写信说：“天子刚上台不久，要是有敢嘚瑟的，我帮你踢他。”
不过从目前的资料上看，松赞干布身后的权利交接比较顺利，只有“洛沃”（今阿里地区）和“藏尔夏”（今后藏地区）两个地方闹腾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禄东赞带兵按住。
禄东赞控制力越大，也就意味着吐蕃王室越被边缘化。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时候的吐蕃赞普已经形同傀儡，成了政治花瓶。”
这点在唐史里有相应的记载，《旧唐书·吐蕃传》里说:“弄赞子早死，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
另外，咱们上期也讲过了，从松赞干布开始连续三代赞普都是英年早逝，三个继任赞普都是少年登位。
这导致吐蕃王室，不得不继续仰仗禄东赞父子的控场能力，直接导致父子三人连续弄权。
除了王室连遭重创的大背景，吐蕃的宰相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林冠群老师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林先生在分析了吐蕃宰相制度的变化后认为，虽然吐蕃当时也有一个分权制衡的体系，但大相作为百官之首的权重依旧过于强大。
从当时吐蕃大相的权利划分上看，大相的职权包括“制定法律制度，代表赞普主持盟会，代表吐蕃政府行使管辖权，负责制定国家发展方针，统辖军事并带兵征战，代表国家出使签署条约。”[1]
也就是说吐蕃大相的影响力，涉及政策、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所以，《册府元龟》在描述吐蕃大相时，才会写道：“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
我们之前在讲吐蕃制度设计的时候曾说过，松赞干布设计的官僚结构是由三个系统组成的，分别是贡论、囊论、喻寒波，每个部分又分为大、中、小三等，这九位金字塔尖上的大臣，就是所谓“政务九大臣”。[2]
这其中，贡论负责立法，囊论负责行政，喻寒波负责司法，有点像一个三权分立的体系。
这个系统可能在松赞干布期望的，因为分权结构有利于王权的稳定，估计在他生前也算运行正常。
但等他去世以后，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可贡论得首领大相，就不是以前那个大相了。
禄东赞父子弄权期间，吐蕃王室说话都不管用了，那还有不开眼的大臣，敢出来制衡一下？
就算有个别愣的，也都被送去见乔帮主了！
所以，噶尔家族弄权的这段时间，吐蕃是在用一个多相制的制衡体系，运行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独相制。
我们公允地说，禄东赞确实是制度的破坏者，但是这种破坏，也成就了他和吐蕃王朝。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松赞干布在位的时间不算短，执政二十一年已经超过了吐蕃赞普的平均执政时间，但问题是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很多事情根本来不及完成。
从制度建设上来说，松赞干布只来得及搭建了一个大框架，很多细化的工作都是禄东赞完成的。
我截取了一些敦煌文献的记载：
唐永徽四年（653），大论东赞于“枯”地，定牛腿税”。
永徽五年（654），大论东赞于蒙布赛召集盟会，区分“桂”（军户）、“庸”（民户），为大料集而始作户口清查。
永徽六年（655），大论东赞于“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
显庆元年(656年)，大论东赞于“仄[zè]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
目前来说，敦煌文献的记载只有这几条，似乎看起来也没啥得不了的。
但我来说一下，这几条记载的非凡意义。
首先，禄东赞的定立的“牛腿税”，很有可能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牧业税收体系。
应该这么说，吐蕃的牧业税肯定是早就有了。但当时的牧业税应该是针对山南地区的畜牧业制定的，可吐蕃疆域扩张了以后，羌塘、那曲等地属于游牧地区，禄东赞制定的“牛腿税”，应该是一个调整以后的2.0版。
所以说，这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牧业税收体系。
另外，虽然很多资料上都说，禄东赞制定的牧业税，是“每头牛要按全牛的四分之一来交税。四分之一，也就是一条牛腿，故而称为牛腿税。”[4]
但“四税一”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养一头牛，四年就归国家了。考虑到中原地区的农税，高的时候“十税一”，低的时候“三十税一”，我感觉是不是会有相应的免税条款， 比如说当兵的“甲户”可以免税，或者只收成年牲畜的税，幼畜免税。
其次是召集盟会、区分“桂”和“庸”，以及为大料集而始作户口清查。
盟誓是西藏一种特别古老的仪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但自从有了吐蕃，就有了盟誓仪式，这种推测是很有可能的。有人认为聂赤赞普被人扛在肩上，可能就是盟誓仪式的一部分。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盟誓并没有成为一种定制，大家都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凑在一起商量，然后举行一个盟誓仪式，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从目前保存的资料上看，吐蕃王国时期的盟誓词相对比较平等，主要用于笼络各方势力，实现联盟的双边性。
但到了吐蕃王朝时期，盟誓词变得越来越森严，表现出强烈的君臣等级差异。这时候的盟誓，就已经从联盟制度下的民主会盟，变成了集权制度下的君臣会盟了。[5]
在松赞干布的时期，吐蕃会盟似乎形成了定制。我们经常能在史料里看到他游历四方，这可能就是松赞干布在各地召集贵族举行会盟。也就是《旧唐书·吐蕃传》里记的“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
等松赞干布去世以后，召集会盟的人变成了禄东赞。
在这次“盟会”对于禄东赞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在盟会两年前，他带兵平定了叛乱，确立了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另一方面，禄东赞在盟会之后，展开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比如次年在“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第三年在“仄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等。
这些措施说明，禄东赞通过这次盟会，再次确立了自己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
另外，这次意味深长的盟会由大相召集，而之前的盟会主持人都是吐蕃王室。这种会议主持人身份的变化，意味着相权已经强大到，威胁王权的地步。
但是吐蕃王室也是真没什么办法，在之后的记载中，会盟的召集人一直都被禄东赞父子把持，而王权对相权的抗争，也恰恰是从争夺盟誓主持人开始的。我们以后会讲到，双方在会盟召集权上的博弈。
同时在这次盟会上，还提出了对属民的重新划分，也就是“桂”和“庸”。
“桂”是指吐蕃臣民中，家里有钱能够自备武器、马匹、粮草参军的民户；
“庸”是指那些只能承担税赋、劳役的普通百姓，这些人即便参加了军事行动，也只能从事杂役和后勤性的工作。
在吐蕃的社会层级里，“桂”和“庸”有明显的地位差异，吐蕃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庸”转成“桂”。
再有一点就是“为大料集而始作户口清查”。
大料集在藏语中有几种解释:
一是“准备”或“预备”;
二是“捡括”和“征集”;
三是“制定或建立制度”。
从这个词出现的历史背景分析，“料集”应该包含“摊派”或“分配”的意思。
吐蕃的大料集经常和“征税”往往一起发生，这说明征税是“料集”的主要内容之一。
考虑到吐蕃当时处于对外扩张的先军模式下，大料集的目的很可能是一种为了应对战争而实施的物资征集，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定期的物资征收，用来支持军队的后勤，补充的兵源。[7]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大料集”是一种战时的物资征收手段。
禄东赞的这次大料集，是文献里的首次出现，不排除存在试运行的可能性。因为当时的吐蕃还没有正式对吐谷浑用兵，所以这次大料集的着眼点，估计放在户口普查上了。
也就是了解自身的战争潜力，为之后对吐谷浑用兵做准备。
再其次，就是于“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
咱们之前曾经说过，当时的吐蕃处在一个快速膨胀的转轨期，之前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需求，囊日伦赞之死就足以说明，这种国家转轨期间的剧烈冲击。
所以，松赞干布在平定叛乱之后，必须要制定一套适应国家发展的游戏规则。
在藏文史料《贤者喜宴》中记载:“往昔(指松赞干布前)，吐蕃并无法律，各邦、诸部割据一方，如果现在仍无法律，罪恶横行，我的臣民将会饱受摧残，因此必须制定法律”。
但还是那句话，松赞干布活的时间太短了，吐蕃的法律体系只完成了一个大框架，很多完善的工作都需要由后来的领袖完成。
禄东赞就是这些后来的领袖之一，虽然说起来他算是国家制度的破坏者，但幸运的是他也是国家制度的建设者。
敦煌文献《大事纪年》里，虽然只记载了“大伦东赞'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这一条，但可以推论的是，禄东赞对于吐蕃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工作。
不过，这种法律条文的细化，也不是全都由禄东赞完成的。至少我们知道，一百年后的赤松德赞又重新调整的吐蕃的法律条文。
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其实才符合逻辑，因为松赞干布就是再伟大，他也不能遇见一百年后的情况。
那种死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人，都是脑袋里面有虫子！
最后一条是“大论东赞于'仄[zè]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
关于这条记载，我们要关注两点，一个是地点、一个是时间。
“仄[zè]木之玛尔地方”，现在推测应该是在阿里。
要知道，这可是象雄故地，吐蕃征服象雄之后，这地方一直就不太平，动不动就起来折腾一通。
松赞干布去世后，起来折腾的“洛沃”就在阿里地区。现在禄东赞已经可以在阿里征收牧业税收，可见他至少是暂时稳定住了这个地方。
其次是时间，敦煌文献里记载的时候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当然了这个时间是推算出来的，吐蕃不可能用唐朝的年号。
这个时间的意义在于，就是在这一年，禄东赞开始了征服吐谷浑的大战略计划。
这再次说明，禄东赞认为象雄故地，暂时不会后院起火了。他可以腾出全部精力来解决，东北战略方向上的问题。
由此开始，唐蕃这两个充满傲气，又野心勃勃的对手，开始带着惯性相向而行。最终在谁都不想改变轨迹后，这两个庞大的国家迎头相撞，一场绵延一百多年厮杀就此展开。
从下一期开始，我们正式开启荡气回肠的唐蕃百年国战！
这期就到这儿了，最后还是感谢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帮们转发、评论、五星好评，谢谢大家啦。
参考书目：
[1]、《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_林冠群；
[2]、《新唐书》_宋祁、欧阳修;
其习俗称强雄者为“赞”，称男子汉为“普”，所以称君长为“赞普”，赞普的妻子称“末蒙”。其官员大相称“论茞”，副相称“论茞扈莽”，各设一人，或叫“大论”、“小论”；设都护一人，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称“曩论掣逋”(亦称“论莽热”)，副相称“曩论觅零逋”，小相称“曩论充”，各一人；还有整事大相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称“喻寒波充”。他们都担任国家政事，总称呼为“尚论掣逋突瞿”。
[3]、《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_王尧、陈践；
[4]、《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吐蕃的内政建设及唐蕃关系》_陈楠；
“牛腿税”是为牧区制定的税收制度，由噶东赞亲自负责制定。
它的具体规定是:每头牛要按全牛的四分之一来交税。四分之一，也就是一条牛腿，故而称为牛腿税。四分之一税，实际上已经是很苛重的税收，而后来在实际征收中，又常常超过之，成为牧民的沉重负担。
“大料集”也是一种赋税形式。是根据战争需要而征发户丁、粮草以及劳役摊派等方面一种综合性赋税制度，严格地说，是一种军赋。在整个吐蕃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因而，“大料集”越来越成为一行之有效的勒索和筹集战争所需资财的措施，甚至取代了其它赋税制度，在农牧区都可以通用。
[5]、《评述噶尔氏家族“辅政”始末》_ 索朗平措；
[6]、《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_恰白·次旦平措；
[7]、《吐蕃经济研究》_格藏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