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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墓砖反书现象出现于两汉之际，流行于六朝时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工匠疏忽所致，它的出现和流行与当时生死异路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墓砖反书文字与反向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运用逆向思维来强调生死有别的朴素表达方式，与同时期流行的镇墓文等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它的流行展露了时人生死观的一次重大转折，体现了丧葬思想在墓葬营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墓砖反书；生死异路；生死观 一、墓砖“反书”的发现与研究 反书是指不同于常规文字书写的一种书写形式，它所呈现的效果与常规文字互为镜像。文字反书的现象在先秦时期比较常见，裘锡圭先生指出：“商代文字字形的方向相当不固定。一般的字写作向左或向右都可以，这种现象在周代金文里仍然可以看到，不过已经比较少见，但秦汉时代就基本绝迹了。”有学者曾对春秋时期的反书金文做过整理认为“春秋金文中的反书无区别意义的功能，是甲骨文系统'正反无别’构形特点的延续。春秋金文反书的数量与功能表明春秋金文文字系统尚有较强的象形性。”战国时期之后文字反书现象基本销声匿迹，而从西汉晚期开始，特别到了东汉晚期以后，部分中小型墓葬又开始出现并流行铭文墓砖反书的现象。目前考古发现的较早的反书铭文砖有陕西紫阳白马石新莽墓反书铭文砖（图一）和“建平五年”铭文砖等。从分布地域上讲，反书铭文砖在两汉时期发现的较少但分布范围比较广泛，北到辽宁南到两广地区都有发现，东汉晚期以后反书铭文砖的使用进入繁荣时期。  由于反书铭文砖主要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发掘者多将其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制作者的大意，并未做过多讨论。但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陆锡兴先生较早关注了墓砖反书的情况，他认为墓葬中的反书是一种民俗现象，推测这是一种被道教加以利用的文字，但对具体的成因未作出解释。巫鸿先生重点关注了萧梁时期的帝陵神道石刻反书现象，他认为墓道两侧的正反书文字是一种“镜像”，分别为虚拟的参观者和死者而设，这是一种死者的视角审视世界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透明之石”，是彼时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杨频先生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南朝陵墓石刻的反书现象源自于久远的汉字书写传统，是当时社会时尚流行与炫技书写的表现。显然将眼光单纯聚焦于南朝帝陵这几个特殊的例子并不能对反书现象进行彻底认识。李梅田先生与李雪先生《六朝墓葬反书砖铭刍议》一文首次将研究视野聚焦到庞杂的六朝反书铭文砖上，通过对目前已经发现的六朝时期反书铭文墓砖进行整理，他们认为反书铭文砖的出现和使用应该与丧葬行为有关。进而推测这种模印的反书铭文墓砖可能是为了呈现一种印章般的效果亦或是对印章的模拟。而印章则是道教活动中的重要法器，因而反书铭文砖则可能是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留下的象征性用印的结果。 二、墓砖“反书”出现的原因 反书铭文砖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六朝时期，它从西汉晚期以后逐渐流行，东汉晚期以后进入高潮。反书现象出现早期数量较少，地域范围较小，并不能排除是由于制作者疏忽或随意所致。但是随着墓砖反书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个原因就很难讲得通了。因为工匠偶有疏忽尚可理解，但不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况。此外，与先秦时期不同，此时隶书文字形体已经确定，文字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而反书的文字以简单字体居多，且多是部分文字反书，显然并不能为工匠达到最省时省力的效果。因而，西汉晚期以后出现的文字反书现象不是制作者的疏忽，而应该是有意为之。道教因素或有其作用，但应该不是反书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类似形式也不仅表现在墓砖文字中，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其他墓葬材料中也有表现。其中汉代墓葬图像中的反向图像就与反书现象在制作思想上类似。关于反向图像，郭萍先生曾经进行过整理和研究，她主要沿用了巫鸿先生丧葬空间“翻转”的思想，认为这是用“镜像”的手段构建亡者的世界，并认为反向图像是“谓死如生”思想的一种体现。 目前学界对墓砖反书现象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要想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将其放入它所依存的情境（context）中观察；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反向”制作的材料进行统一观察。对于它们的使用情境，李梅田先生与李雪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提到，反书铭文这一现象的解释还得集中到丧葬这一特定的环境。无论是反书文字或者是反向图像都发现于墓内或墓上建筑的丧葬大环境中，因而可以基本确定，反书在汉魏六朝时期的使用基本限于特定的丧葬环境中。使用反书铭文砖的主要都是中小型墓葬，这说明墓砖反书流行于中下层社会，直到南朝时期才进入到皇家视野，因而这是一种民俗现象而非礼制行为。此外，从反书的铭文砖来看，很多墓内发现的反书铭文砖只是其中几块或是一块砖中的几个字被反书，因而这种反书具有象征性的意味。 综合反书铭文砖以及反向图像来看，制作者想强调的应是一种与常规不同的逆向表达形式。这种逆向表达，巫鸿先生认为似乎暗示死亡之域所使用的是一种与现实世界相反的认知模式。《太平御览》引《晋书》曰：“死者书与生者异…像胡书也。”所谓“胡书”是一种模糊的说法，意在强调“死者书”是一种不同于常规书写方式的表达。回归到丧葬环境中，这种逆向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一种原始朴素的逻辑思维，这种逆向的逻辑表达在丧葬礼仪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先秦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就强调“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在丧礼中敛衣左衽，与现实生活中穿衣右衽的做法相反，由此来明确生死之间的差别。在民族学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很多类似现象，丧礼的过程中很多事物被翻转，例如用“是”来表达“否”，尸体的衣服反穿等等。“通过在丧葬仪式中的一些逆转来强调日常生活行为的常态性和自然性，并由此来把死亡从生者的空间中划分开来。”由此可以推知，汉魏六朝时期的墓葬反书与反向图像的使用应该就这样一种生死有别的朴素表达。它的作用是强调生死有别，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俗信条。  三、汉魏六朝时期的“生死异路”观念 生死有别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很早就已经意识到的，因而产生了独属于亡者的丧礼与丧葬器物。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意识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和侧重。从生者与死者的空间关系上看，从商周时期一直到东汉，墓地的选择逐渐从城内挪向城外，生人与亡者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远。霍宏伟先生指出，洛阳古代城市城墓分离的转折点是西汉中期，东汉洛阳成为都城后这种城墓分离、墓置城外的制度得到遵从与强化。这说明两汉之际生死有别的意识越来越强，反映的是时人的生死观念有了变化。也有学者通过对长时段的丧葬思想变化的观察，指出从商周到秦汉生死观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张闻捷先生将这种转折称之为从“敬神”到“事鬼”。在这次转折中，祖先神逐步走下神坛进入鬼怪系统，汉代的泛神崇拜使先秦时期的祖先神信仰彻底崩塌。由此可知，两汉之际正是古代生死观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生死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多的被强调，此时也正是墓葬反书铭文和反向图像开始出现并逐步流行的时期，因而墓葬反书现象的出现与此时生死观的变化密切相连。 从西汉中晚期开始，特别是到了东汉中晚期以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时人的生死观中逐渐膨胀，那就是“生死异路”。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生死有别的意识，而是有一种对亡者的畏惧和排斥。这种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提到的反书铭文与逆向图像中，更多的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其他丧葬物品上。其中一个就是大量镇墓物品的流行，镇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亡者的尸身和灵魂不被“鬼魅魍魉”所侵扰，另一方面更是防止亡者作崇伤害生人。从现有的镇墓文等材料来看，越到后期对亡者的震慑功能越显著。如密县后士郭东汉墓出土镇墓文“黄帝填冢,中闭藏户；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不得复交通……”。辽宁盖县出土东汉永和五年反书铭文砖（图二）镇墓文：“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这些文字都强调生死的差异，央求死者要固守墓中不可扰乱生人。陕西潼关杨氏墓群M5中，更是将朱书镇墓瓶放于封门砖内，以确保亡魂安于此处，以免迫害生人。而“生死异路”的表达方式基本成为这一时期镇墓文的固定格套。河北望都二号汉墓出土的东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买地券就有：“生死异路，不得相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镇墓文的最终着眼点不在死者，也不是亡魂，而是阳间生者，所以对死者以及其亡魂一切可能危害生者的行为都要加以禁止。”  很多镇墓文的生死异路表达方式亦是采用一种逆向的思维，这与反书铭文和反向图像的思想逻辑内涵是一致的。例如陕西西安出土的东汉熹平元年镇墓文：“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自异路，急急如律令。”“上”与“下”，“阳”与“阴”，“上高台”与“身自藏”，“南”与“北”，这些都是用逆向表达来强调生死异路，与反书的表达方式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知，汉魏六朝时期的反书铭文出现和使用是在当时社会强调生死异路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而且这仅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这一时期生死异路的观念为何如此兴盛呢？ 首先，对亡者魂魄的畏惧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崇敬大于畏惧。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就有“甲乙有疾，父母为崇”、“丙丁有疾，父王为祟”等亡人魂魄为崇迫害生人的记载，因而两汉时期时人更有“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认识。但是在东汉中期以前，这种“生死异路”的观念在汉代墓葬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这与当时社会崇尚孝道，“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有关。由于统治者的鼓吹与制度上的一些迎合，整个两汉丧葬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丧葬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仿生明器的制作和使用，以及仿照生人宅地营建墓穴。从西汉晚期开始，伴随着强调“生死异路”观念的镇墓文与反书铭文等现象的出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而随着东汉晚期社会动荡以及传染病的流行，时人对待亡者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亡者的现实恐慌逐渐超过了对祖先的敬畏，因而大量体现“生死异路”观念的随葬品开始在墓内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从墓砖反书出现的时间节点和发展脉络来看，墓砖反书行为难以直接与道教挂钩，它的使用更多的带有的是原始巫术的色彩。正如吴荣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道教的早期阶段吸收了很多民间鬼巫的活动方式，而非道教直接控制下的产物。 四、结语 汉魏六朝时期的墓砖反书与反向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运用逆向思维，表达生死有别，体现“生死异路”的方式。它们的出现与发展体现了时人对死亡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又体现在墓葬随葬镇墓器物与文书等其他方面。“生死异路”的观念是从先秦时期以来一直就存在的，伴随着世人生死观的变化，它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总体看来，从先秦到两汉生人与亡者的距离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是越来越疏远了。东汉中晚期开始，随着疾疫的流行和社会的动乱，“生死异路”观念被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朝时期。与此同时“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开始下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宅地化”的多室墓的消失和墓内仿生明器的大量消减。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这种转变归结为从“汉制”到“晋制”的转变。但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墓葬形制的变革本质上应该是一场丧葬思想和生死观的变革。它并不是突发性的，在实质性变革发生之前，新的丧葬思想萌芽可能早已经产生，伴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丧葬活动的内容也逐渐产生改变。萧梁时期的帝陵神道石刻反书行为应该是受到了社会中下层的影响，本质上也是一种“生死异路”的表达方式，也就在此时，墓葬反书传统走到顶峰，走向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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