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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是言不同病因、不同病位、不同病性证象，都可同用一方治疗。此种辨证模式，源于东汉医圣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此书为其方书之祖，晋、唐医书多以方书形式出现。宋代林亿将其一分为二，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以六经病机为纲，不同证象可以同用一方治疗，体现异病同治辨证模式。《金匮》以其病名（多以证象命名）为纲，同一病名可由不同病机呈现同一证象，须用不同之方治疗，体现同病异治辨证模式；两种辨证模式纵横交织，成为一经一纬辨证体系，历代医家无不遵为准绳，沿用至今。 唐初《备急千金要方》依据仲景六经病证分类于前，病名分类于后；宋代医家根据内、外、妇、儿各科病种分类模式逐渐萌芽，严用和之《济生方》、陈自明之《妇人良方》、钱仲阳之《小儿药证直诀》相继问世，犹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成为各科分化先河。金、元以降，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均以病名为纲，病下分证，从此《金匮要略》所创同病异治辨证模式，日趋成熟，得到传承。然以方证病机为纲进行辨证，仍然受到重视，明代《景岳全书·古方八阵》成为首开以法统方先河。因以大法统方，所列之方并未根据脏腑病机进行分类，学者只能以其方证病机为纲，不如仲景《伤寒论》以其病机为纲隶属六经，可使学者知道每方所治证候病机源于何经，定位比较明确。 有鉴于此，余撰《中医治法与方剂》以其脏腑解剖、生理为据，以其发病机制为纲，进行辨证，成为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以法组方，随证选药，环环相扣，希望仲景所创异病同治辨证模式，得以发扬。由于《伤寒论》仅以风寒病因为主，涉及范围有限，此书包含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不内外因在内，范围非常广泛。仅凭一孔之见，一人之力，想要一蹴而就，谈何容易。在此衷心希望学者去其书中谬误，补其不足，使其逐渐完善，能与各科同病异治辨证方法并驾齐驱，优势互补，余无憾矣！ 前言异病同治，是言不同病因、病位、病性证象，均可使用同一病机之方治疗。今据上述三个方面举例说明，意在举一反三而已。 病因不同，可用一方治疗 古人所制之方，不同病因出现相同证象，只要病机相同即可同用一方施治。《伤寒论》所列白虎汤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组合而成，体现清热生津之法。是为寒邪束表，津气不能外泄，阻于阳明肌腠，气郁化热，热盛伤津，成为气分热盛，发热、汗出、口渴、脉洪有力而设。然其暑热、暑温随其大气侵入肺脏，妨碍肺卫宣发津气出表，阻于阳明肌腠，气郁化热，热盛伤津，成为气分热盛，发热、汗出、口渴、脉洪有力，亦可同用此方清其气分之热，而使热去津回。盖因同属气分热炽，热盛伤津机制故也。 《伤寒论》所列调胃承气汤由大黄、芒硝、甘草组成，体现泻热通腑之法。是为寒邪束表，津气郁于阳明肌腠之间，气郁化热，胃肠所输之津为其肌腠所化之热耗损，胃肠津枯，传导失常，成为大便秘结而设。然其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气郁化热，热盛耗损胃肠输来之津，肠道津竭，成为大便秘结。虽然病因有所不同，热盛伤津机制则一，因此可用一方治疗。以上所举两方，体现病因不同，机制相同，异病同治辨证模式。 病位不同，可用一方治疗 五脏经隧均由肝系筋膜构成，是其气血津液升降出入之路。任何一脏经隧弛张异常，均会影响气血津液流通异常，从而呈现不同证象。《伤寒论》所列四逆散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组成。体现柔肝缓急，调气行津之法。是为经脉挛急，津气阻滞而设。由于经隧挛急部位不同，证象亦就随之而异。肺系气道挛急而呈喘咳；心系血隧挛急而呈肢冷、心悸；肝系胆道挛急牵涉胃腑而呈腹中疼痛；脾系肠道挛急而呈下利后重；肾系尿路挛急而呈小便不利，均可使用本方。 原著所谓“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四逆散主之”即据经脉挛急，气血津液流通不利设也。此方与前“中医学理体现五个特点”一文所列桂枝汤，均为仲景示人经脉挛急，营卫不和是其众多证象共同机制，所以证象所见病位虽然不同，可以使用一方加减治疗。 以上两方，体现病位不同，机制相同，可以同用一方治疗，成为异病同治辨证模式。 证象不同，可用一方治疗 《伤寒论》所列小柴胡汤，由柴胡、黄芩、半夏、生姜、甘草、大枣、人参七药组成，是为少阳三焦卫气虚损，腠理空虚，寒邪从表入里，客于少阳三焦半表半里，筋膜紧张，气郁化热，津凝为湿而设。由于少阳三焦是由肝系筋膜与其膜外腠理组成。外通肌表，内连脏腑，上连心主，下连肾系，上下内外，无处不有，是其津气升降出入之路。一旦发生病变，证象涉及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各系。 《伤寒论》谓：“伤寒、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即为邪踞少阳，证象见于三焦而设。以此和解少阳，众多证象即可消失。《伤寒》、《金匮》用此方多达十九条，足以证明异病同治之理，可以应付无穷病变，实有其理在焉。 《金匮要略》泻心汤由大黄、黄芩、黄连三药组成。是为心肝热炽，由气入血，迫血外溢，吐血、衄血而设。方用芩连清心肝气分之热，大黄清泻气血之热，下行而从肠道外出，使其热清血宁而吐衄止矣！吐、衄均为上中两焦血络破损，血溢脉外。方中大黄泻下荡热，釜底抽薪，能呈事半功倍之效。 后人借此治疗中风猝倒，癫狂诸疾而效者，盖诸疾皆因气郁化热，血随气逆，升多于降，以致心神不宁。此方根据上病治下，釜底抽薪之功，使其气血升降正常，其疾可愈。外科用此治疗疮痈疔疖，跌打损伤，则因所用药品均具清热解毒作用，大黄又可活血行瘀，与其热毒浸体，血瘀血结机制相符故尔。 由此可见，不同证象可用一方治疗，又与一方是由数药组成一药具有多种效用有关。以上两方证明不同证象只要病机、病性相同，可用一方治疗，体现异病同治辨证模式。只需掌握每方机制及其药物功效，即可应用自如。 不仅如此，如果一证是由多种病机所致，亦可综合各种病机组合成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由此可见一斑。古人流传一方多用之方，浩如烟海，不胜枚举。若欲成为上工，为国争光，走出国门，不妨以此为其源泉。 综合上述，一切病变，都与脏腑经脉弛张异常，气血津液盈虚通滞有关，惟有掌握异病同治之理，才能应付无穷病变。近来片面强调内外妇儿各科同病异治辨证方法，误矣！在此喋喋不休，意在证明两种辨证模式，一经一纬，缺一不可，知我罪我，让人评说去罢。 ——本文摘自《陈潮祖医案精解》 ——编辑整理：李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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