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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1849—1908），安徽黟县人。字牧甫，亦作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为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金石学家。他在篆刻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尤高，是“黟山派”创始者，其篆刻作品用刀爽利，不务雕饰，线条光洁挺健，金石气韵充盈，风格面貌非常明显，在清末印坛独树一帜，对当时乃至后世的篆刻创作都影响巨大。黄氏除篆刻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之外，于金石学研究、书画创作方面亦成就斐然。 笔者认为黄士陵篆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 “嗅到”浓郁的古器物气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古意”，而这种“古意”又极具个性特点，是风格化的，这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书法审美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篆书创作风格取向有关。自清中期开始，金石学大兴，很多学者把精力投入到古文字训诂、青铜彝器、金石碑版甚至砖瓦镜盘文字的整理、摹写之中，黄士陵当然也不例外。他凭借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对那些古器物铭文深入研究，使得他对于古代文字的感悟和表达，不限于体势和笔法，而是能深入到文字的内在意蕴，直奔本源，与古相通。所以，他的篆书创作既存古意又具新面，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字得以在他的笔下复苏，同时也让他的书法有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黄士陵早年的篆书创作踵武前贤，深受邓石如、吴让之影响，未能脱出前人风格的桎梏。他的篆书个性化之路是从他广交名流，并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开始的。他的书法曾得到时为江西学政的汪鸣銮的赏识，通过汪鸣銮的推介和宣传，又结识了一批名家，有机会欣赏和研究各家庋藏之宝，眼界也随之大开，这为其以后的发展和风格转变奠定了基础。他在33岁时从南昌移居广州，在广州的三四年里与志锐、沈泽棠、梁鼎芬、梁肇煜等人交往密切。其中志锐是瑾妃、珍妃的从兄，其伯父广州将军长善，亦雅爱文流。长善、志锐对黄牧甫的印艺尤为推崇，在生活中对黄牧甫照顾有加，同时举荐他（时年36岁）到京师国子监学习，专攻金石学。国子监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黄牧甫在那里得到了当时顶尖级的金石家王懿荣、吴大澂、盛昱等人的指导，与缪荃孙、蔡赓年、王崇烈等大学者订交，见到了大量珍稀的金石文字和秦汉印章，并且参与了摹刻《石鼓文》的工作。黄牧甫在国子监学习近3年，在这种环境下，他的篆书创作理念逐渐从单纯师法清代先贤，转而向更古老的经典取法，文字气息直追三代：将《石鼓文》的结体方式、商周金文的精神气息以及秦汉金石的古穆气质融入到自己的篆书创作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中有朴厚、生拙之古意的重要原因。 此件篆书作品（如图）创作于“丁酉冬”，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黄士陵49岁时写给其学生李尹桑的，应该说是黄士陵的代表作之一。此时他已经进入到艺术风格成熟阶段，这为我们深入认识其篆书特色提供了“样本”。仔细品读黄氏此联不难发现，在端庄、平和的大气象下，篆字结体自由生动，字形丰富多变，大小随机生发，已经具有了黄士陵自家的创作路数。字形上展现了其个性化的追求；结构上也大大地突破了秦小篆的范式；用笔上，为配合字形、字趣上的变化，不再刻意追求线条的粗细一致、藏头护尾，充分且大胆地展示篆书创作过程中的书写意趣，进入到信步闲庭的状态之中。此时黄牧甫的篆书，与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风格拉开了距离。所以，他的书写是从容的、自信的，起、落笔处有更丰富的笔情墨韵，强化了“书写性”，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明显的抒情意味。  黄士陵 篆书对联 拳石画临黄子久 胆瓶花插紫丁香 可能是篆刻创作的需要，也可能是他曾深究古代金石文字的缘故，他的书法创作尤专注于篆书，且几十年不改初心，持之以恒。虽然他的“书名”被“印名”所掩，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篆书艺术性的发现、发掘和利用，像李尹桑等一批后学，都是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并最终形成了自家面貌的。 此件篆书联作右下方，钤有一方“合以古籀”白文正方形闲章，印文内容很好地诠释了他篆书创作的审美追求以及他篆书创作的基本特色，当然，这也是对他学书途径、风格特色的一个完美总结。 版权声明：以上图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权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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