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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左宗棠率领清军经过详细的准备后，迅速收复了被阿古柏匪帮祸乱的新疆大部分地区，仅剩下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因此，伊犁地区的收复行动被提上了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 当初，沙俄曾借口乌鲁木齐尚未被清军收复，伊犁与北京交通不畅而拒绝交还伊犁，声称“代为管理”。如今，新疆大部已被清军收复，他的这些借口都已破产，清政府遂决定趁热打铁，迅速派人与沙俄谈判，以收回伊犁。
不幸的是，清政府派错了人，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被选中，他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而清廷也未对如何收回伊犁，如何应付沙俄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给崇厚做出明确的指令，只是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大权，清廷只是指望人去了早早了结此事。 1878年11月8日，崇厚从上海搭乘外国商船前往俄国。崇厚在到达俄国后，面对沙俄虚伪的礼仪，甜美的话语，坠入沙俄精心设计的圈套，充当了沙俄的代言人。清政府在与崇厚的通电中，也感觉其过于让步，损失太多，数次电令拒绝，尤其是分界问题，指令“断不可许”。 谁料，1879年9月下旬，崇厚在黑海里瓦机亚行宫里，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交还伊犁条约》（又称《里瓦机亚条约》）。 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虽然交还了伊犁九城，但却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地区以及南北疆的两处山口，伊犁屏障全失，三面被围，其势完全是沙俄的囊中之物。此外，清政府还要支付500万卢布（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立领事馆，并给予俄商在新疆、蒙古免税特权等。
崇厚签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全国上下同声谴责崇厚丧权卖国的条约，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以儆将来”。清政府也认为条约损失太大，“断不可行”。不久，将回国后即行革职拿问的崇厚定了“斩监候”的死罪。 当时，左宗棠提出了“先折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即用外交和军事两手对付沙俄，但立足点要放在拼力一战上。 1880年2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表示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难以通行，另特派驻英法公使、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与俄国商谈伊犁事宜。 沙俄看到已经写在条约上的权益为清政府所否决，恼羞成怒，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在中国东北、西北边境，俄军大力增兵，光伊犁俄军兵力就达到了12万人。
此时，左宗棠也准备着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行动方案，并且，在他的马后，一队威武的士兵抬棺而行，以表示他为收复新疆，抱着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 然而，就在左宗棠调兵遣将，准备出征的时候，他忽然接到清廷的谕旨，调他回京。原来，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于西方列强始终怀有恐惧，再加上李鸿章的反对和一些外国的恐吓，清廷还是决定依靠谈判来解决伊犁问题。 左宗棠以七十高龄，白发率军出征，而不得一战，他痛心地离开了新疆。但他为收复新疆所做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军，成为曾纪泽与沙俄谈判的强大后盾。
曾纪泽，乃是曾国藩的长子，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一到俄国彼得堡，就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他深谙外交技巧，把伊犁的问题始末和沙俄的卑鄙行为在记者面前讲了一清二楚，从而一下就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曾纪泽谈判的主导思想是：以收回领土，取消沙俄在华特权为主要目标，绝不轻易松口，而在赔款数额上可以作一定的让步。在今天看了，他当时的决策是较正确的，毕竟赔款数额是一定的，而割地和丧权却是贻害无穷。 沙俄当然不接受曾纪泽的提议，并以发动战争相威胁。曾纪泽临危不惧，他正面警告俄国：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国一战，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同时，他利用沙俄急于腾出力量解决西线土耳其问题和担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的顾虑，采取以拖代战、扩大国际影响的战术。
最终，沙俄不得不同意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交还特克斯河谷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并把原增设的领事减为二处，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运进内陆的要求。但仍割占了霍尔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赔款由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 这一改签的条约，虽然仍属于不平等条约，但能改约，保主一大片领土，同时取消了俄国在华的诸多特权，实属不易。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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