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知识是工具，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年）或许是实用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单凭他比其他实用主义者多活了那么多年就够了。

杜威实际上受过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教育（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19 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唯心主义对英美哲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黑格尔唯心主义把全部哲学置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之中加以考察，这在杜威的思维方式中留下了永久性的烙印。

然而，在詹姆士和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杜威渐渐远离了黑格尔主义。黑格尔看到，通过解决观念领域的逻辑矛盾，人性会不断地演进。而杜威则看到，这个演进存在于对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根本冲突的解决之中。受达尔文影响，杜威认为，意识、心灵和理智并不是和自然不同的、与之相对立并且超然独立于其上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对自然的适应和延续，这些东西如同植物、昆虫和动物的附属器官，只有在用来解决自然世界对它们造成的问题，才会最好地发挥其作用。

杜威的这一观点无疑很符合皮尔士、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要点。然而，对詹姆士来说，实用主义主要用来调和宗教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也作为治疗手段来处理个人心理学问题。杜威则更关注社会心理学。他的基本哲学兴趣在政治、教育和道德方面。

杜威认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机制，高级有机体通过学习规则而不断发展自身，超越了单纯本能性反应。我们把这些规则叫做“习惯”。随着有机体所处的环境更为复杂，有机体本身也变得更加复杂，其回应也变得更加“具有精神性”。当习惯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理智就发展起来了。当一种疑难的境况被辨识为是疑难时，理智中断、拖延对环境的回应。思维事实上就是“对此类可疑情况的回应”。反思性思维的作用就是把模糊转化为清晰。这样一种转化被称作“知识”。从无知到知识的转化过程其实就是从“起初的困惑、烦扰或是迷惑境况向最后的清晰、统一、断然情况”的转化。观念是行动的计划，它们是“即将付诸实施的操作的指示”，它们只是假设。思维只是“延后的行动”。思想如果没有转化为对经验加以重新整理排列的行动，便毫无用处。（这同样适用于哲学。）

存在着一种最佳检验标准，用来检验我们所知各种哲学的价值：该哲学最后是否能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在重新应用于日常生活经验及其困境时，可以使它们对我们显得更有意义、更加清晰，并且使我们对它们的处理更具成效？或者它是否最终使日常经验中的事物变得比以前更加晦涩难懂，而且甚至使它们实际上丧失了它们原先似乎具有的意义？

传统的知识论者，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都错了。他们认为有待认识的东西是先于认识行为而存在的某种实在。对他们来说，心灵是实在的镜子，或者是杜威所称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这种理论旨在寻求确定性，要么在共相中找（理性主义），要么在感觉材料中找（经验主义）。但共相和感觉材料并不是认识的对象；相反，它们是认识的工具。杜威的修正造成以下结果：哲学必须放弃迄今为止人们认为的关于存在和知识的“终极问题”。知识必须是工具性的，它的作用是解决问题。

严格说来，知识的对象由进行追问的心灵所构造。知识改变了在其被认识之前存在的世界。但这种改变不是康德意义上对实在（本体世界）的扭曲，而是指知识给世界增加了新的特点，比如，通过澄清原先本质上模糊不清的东西。

反思性思维的作用是把在其中经验到某种含糊、怀疑、冲突和失调的境况转变为清楚、融贯、安定并且和谐的境况。

杜威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我们抛弃了世界是实体（事物）总和的定义。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不是“客体”，而是关系。在抛弃这个定义的同时，现代科学还消除了认识与行事的区别。杜威十分赞赏伽利略，因为伽利略所提倡的革命为除了哲学家之外的所有人所接受。科学使得我们可以摆脱过去的暴政，使得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认识世界的不只是科学家，诗人、农民、教师、政治家和剧作家也都以某种方式认识着世界。不过，最终所有人都必指望科学家提供一套方法。事实上，科学不过是一种复杂精致的常识。科学，或其策略方法，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应该与教会在中世纪所起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必须适应价值和社会变革的节奏。

在杜威看来，并不存在科学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分。价值是在经验中找到的特定种类的事实，诸如优美、壮丽和幽默这样的事实。和其他任何对实在的介入所造成的结果一样，它们对自身的揭示也与探究者的兴趣有关。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式的工具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错误在于按照我们是否从对象中获得享受来界定价值；而在杜威看来，仅凭某物被人享受过并不就使该物值得享受。没有思想的介入，享受就不是价值。称某物为有价值的就是说它符合特定的条件，即它很好地指导了行为。在被爱者与可爱者、被憎者与可憎者、被称赞者与值得称赞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价值的积极而有教养的欣赏态度。不管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理智的问题、审美的问题还是道德的问题，发展这种欣赏态度都是最高目标。

事实上，行为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民主和教育具有同样的目标。每个个体都要对社会制度的建设有所贡献，而衡量所有社会体制的价值在于它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所创造的条件。这种发展包括获得某种不再追求其他经验的终极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审美经验。杜威认为，有时候这些经验极其强烈，以至于被称为“宗教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