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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历史辩证法的疑难，我们将要尝试着去解答个人的不满与历史的前进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实的绝望而把一切都寄希望于未来，无论是改良的还是激进的，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要在哲学上学习辩证法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学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自然界中“找”辩证法没有意义，把辩证法作为一种绝对规律这实际上就和黑格尔《小逻辑》中的路径一致了。但我们不能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贬低恩格斯，因为没有恩格斯和列宁，马克思主义可能就已经被摆在图书馆里，成为一小群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玩物了。并且我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大一部分灵感来源是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在历史之中发现了辩证法——历史是各个社会形态的依次交替，而每个社会“形态”实际上就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双方互为前提、相互依赖，一方产生另一方。因此社会形态体现为“整体”，矛盾的各方都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通过自己与对方发生关系才能够存在。所以黑格尔讲“本质就是关系”，任何东西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够发挥某种作用，而正因为如此它便是脆弱的、必然毁灭的，因为离开了这种关系，它便不能够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为异化的、枯燥的、奴隶般的工作。而一旦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便不再具有如此的性质。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劳动，而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就是在什么社会关系中劳动。所以辩证法的精神就是“真理即整体”，没有什么“人本性自私”一说，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成为利己主义者的。只要比较一下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吕斯布鲁克《精神的婚恋》中人对上帝的“爱”，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存在的时间是相当短暂的。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点往往被归结于“是否是头足倒立着的辩证法”，也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差别，而马克思主义根据后者而成为”科学“的。但在我看来，单论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态度，我认为两个人并没有绝对的高下。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历史是很好的，但用来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却是蹩脚的——不管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庄子都要“曳尾于涂”；这个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希腊社会时也有论述。而黑格尔和马克思我认为他们二人最大的对立是体现在在《法哲学原理》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就是如何对待现在所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上。就像恩格斯评价黑格尔，说他用从带有革命性的辩证法出发，最终却回到了形而上学。因为黑格尔在评价过往时代时，辩证法可以说发挥了非凡的革命性——每一个时代的矛盾最终都导致了社会的解体，并且是从根基上的改变。但在面对普鲁士王国时，黑格尔陷入了庸俗的调和论和折衷主义，他认为历史已经结束了，普鲁士王国就是最好的，社会中的矛盾是相互融洽的。但马克思却在这个社会中发现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因素。 到这里还没有产生疑难，疑难在于历史的“主体”。我把它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样的人推动的，是盲目的还是有计划地被推动的，历史的结局是不是推动它的人想要的那个结局。总共是三个问题。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必须有“推动者”，它为什么不是随意，毫无方向的。历史有“主体”，这个实际上我认为是“辩证的”历史观所必需的。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赞黑格尔第一次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结构”，实际上马克思也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结构。辩证法的历史观之所以能够区别于过往的历史观，就恰恰在于一方面它认为历史不依赖人的主观随意性，同时也不是抽象的人性。所以黑格尔讲一个时代的人逃脱不了那一对矛盾，而马克思讲“至今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黑格尔和马克思实际上都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后两个问题。并且他们对后两个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是基本上一致的。而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我认为只有形式上的区别，也就是辩证法的“地基”的区别——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的，还是以绝对精神及其在自身中设定的矛盾为基础的“唯心主义”的。 那么我们先“求同存异”，看后两个问题。 首先，历史不应该被视为拥有绝对的”铁律“的，他依赖于人们自己的探索。就算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我们也不能从明天开始就睡大觉，然后等着它到来。我们每个人的活动对历史的前进和发展都有自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是可以严格计划的。这个被黑格尔归结为”理性的狡黠“，而在马克思处则被表述为各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神圣家族》）。其次，历史的结局是它的“主体”所期望的那个结局，但绝不是它的所有参与者，或者说“现实的个人”所期望的结局。举例来说，农民阶级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最后的结局实际上没有给农民多少好处，而那个新生的社会也不是属于农民阶级的社会。那么从此处，我们过渡向“主体”问题。因为要先分析“谁想要”，再分析“他得到了吗？” 这个主体在黑格尔处被认为是“自我意识”，或者说“思维着的人”。而在马克思处是“阶级”，或许简单来说就是“生产着的人”。这个“主体”不应该被理解为实存着的。现实中没有“纯之又纯的阶级”、“纯之又纯的自我意识”。一个工人可以有抽烟的习惯、可以留杀马特、可以看肥皂剧，而这并不包含在关于“无产阶级”的规定之中。而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我们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个阶级队伍是成分非常复杂的，不是一句“我信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建成的。 这个“主体”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它指向着它的“客体”——社会形态。这个“主体”是一个“类”，而不是任何个人，也不是个人的简单凑合，也不是一个随便的利益群体。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个人”，或者说“真实的个人”对“历史”并不重要。这个可以参考《精神现象学》上卷的“心的规律与自大狂”一章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施蒂纳的一章。马克思直接了当地说，只有小资产阶级才会把个人的不满与愿望作为历史的动力，而不顾客观的物质发展的需要。当历史发展到自己的关口，变革的愿望会成为一种共识，但这本身包含着必然性在其中，而必然性已经变得不再考虑个人愿望了。 虽然“个人”对“历史”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个人最终是能够解放的，历史最终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样说，阶级（也就是那个“主体”）并不是什么“普遍利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最终只是人实现彻底解放的中介。未来的社会并不是人人必须服从一种强制劳动的社会，而是人人得以自由发展的社会。 那么最终的疑难又回到了我在《酒神节的不和》中提出的那个问题——难道我们就看着干着急？就像加缪所说的，时间支配我们，尤其在暗淡无光的岁月里，尤其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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