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解读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历史的空间化

——解读《资本主义的幸存》

作者：吴頔，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节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空间，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因其自身所具备的结构性、非线性的特征，通常被视作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相对立的“后现代”产物。在这个基础上，作为“空间转向”和“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列斐伏尔也被冠之以“后现代”的称号。本文试图以《资本主义的幸存》为解读对象，揭示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如何通过历史的空间化，发展马思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

在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展开探索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历史”之真谛，之后才能在“历史”的基础之上，辨析“空间”的长与短、得与失。实际上，“历史”并非一个新鲜的词汇。在历史编纂学中，历史是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它呈现为事实的罗列，呈现为纯粹经验构建成的时间性“连续”和“断代”。德国古典哲学首先对这种“具体”的历史发出诘难，通过“反思”的引入，历史变成了一种规律性的“抽象”，变成了哲学本身，正如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紧随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另一种“抽象”的方式，将历史还原为经济史，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却错失了“历史”的真正内涵。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历史”既非黑格尔的哲学史，亦非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史，而是对以往一切历史的“颠覆”，这种颠覆始于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思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说道：“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然而，马克思第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还是黑格尔式的，异化史观只不过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翻版。不过，借助于黑格尔的劳动范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并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

直到1845年，经由《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才“彻底放弃抽象的哲学话语，而从哲学意味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直接进入到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构序和塑形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赋型和动态的生产方式筑模”[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将“一门科学”确定为“历史科学”，马克思彻底破除了黑格尔异化逻辑的魅影，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哲学”被正式改写为“历史”。马克思指出，这种新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5]。

第一，从“物质生产”出发观察社会历史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就曾从生产出发论述历史的四大阶段。然而马克思的超越之处便在于，在社会唯物主义们沉迷于“物”或沉沦于“精神”的时候，马克思从《提纲》中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出发，将“实践”落实为“生产”，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看到“物”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人们的现实生产活动。正是这种活动构成了“历史”，因而“历史”具有了生成的含义。第二，“生产方式”构成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源自政治经济学。然而在政治经济学那里，生产方式呈现为技术维度上生产的方式（way/mean of production[6]），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概念与生产工具有一定的重叠。而马克思对“怎样生产”这一问题的探究，则是直接将生产方式指认为一种生产的状态（mode of production），技术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具体的怎样生产和怎样交往，更在于在技术之上建构起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便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建构起的状态（mode）。第三，由生产方式建构起的社会关系结构并非永恒的、不变的，而是建立在特定时空之上的“社会定在”。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mode of social interaction）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7]。正是这三个“一定的”，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核心。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便是“一定的”社会阶段的形式（结构）转换，马克思指出：“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被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8]交往形式与交往形式之间的转化，并非技术的变化，而是在整个社会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转化，正是这种转化构成了历史。

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研究视角的限制，马克思只是在“广义”且“客观”的层面上论述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辩证法更是一种“时间”辩证法，通过赋予历史性的时间以“革命性”，马克思试图以时间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完成生产方式的“结构转换”。因此，虽然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指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但是马克思却欠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和考察。不仅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德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然而仔细考察便会发现，马克思的历史虽然不是德国的哲学史，但却是工业基础之上的“英国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历史本身内部的差异性被忽视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通过对“生产关系”（《哲学的贫困》中正式形成）的考察，马克思曾试图从两个方面补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为“历史”增添新的内涵。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的研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9]这种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不停动荡”，便是对“历史”的狭义补充[10]。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作用，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是一个“一定”的社会存在，但是却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阶段。40年代末期，随着“两大历史性事件”之一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1]，而“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2]。

其二则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从主体出发创立了历史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顾名思义，是对资本主义颠倒的假象的本质揭示。因此，历史现象学的历史不再是论述一般社会生成的历史，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现象的历史。这种历史无非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假象的历史发生与破灭。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另一种论述形式，一步步从抽象劳动、交换价值、价值走向剩余价值，以劳动力成为商品解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与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是《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只是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法性以及它最终的终结，从本质上这还是“生产”的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历史地产生与历史地灭亡之间，资本主义如何存在和发展自身？这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问题，也马克思语焉不详的问题，而这构成了列斐伏尔的理论出发点。

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对马克思的再阐释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一百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言一般走进生命的尾声，帝国主义横空出世，革命运动接连失败，资本主义的持续繁荣与革命情绪的低落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现实的诘难，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面临着合理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列斐伏尔勇敢地扛起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旗帜，试图沿着马克思的路标，构建完整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以弥补《资本论》的不足。

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从本质上来说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借助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两个概念，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作为“前提”和“结果”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资本改造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又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即前提。”[13]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既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同时也是在说明，作为循环的资本积累，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包含了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即生产关系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指出：“循环（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和危机—复苏—萧条的循环）趋向于再生产出其原初条件（original conditions）。否则，就没有任何循环过程可言。”[14]这种“条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过程结束后多余的物质产品或者货币金钱，更是造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剩余价值产生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筑的。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阐明了“特指布尔乔亚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s）的起源——'资本－劳动’关系，剩余价值、剩余劳动以及社会剩余产品，这些都被资本家们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所攫取和控制。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则是'工资—资本’和'工人阶级—资本阶级’矛盾关系的全球（global）结果”[15]。第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资本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在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地主和贵族，利用暴力手段，一方面使得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自由”的雇佣工人得以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殖民剥削与掠夺，积累了大量的金钱与财富。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并非是“平等”的交换，而是天生带有“原罪”。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的利润并非源自资本家个人的“辛勤”，而是来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资本家实际上购买的是工人无穷的生产能力。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革新，资本主义的生产逐渐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者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资本关系已经实现其全球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再也无法找出一个能够逃离资本关系的“外部”，劳动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资本的压榨和剥削。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使其具有一种“开放性”。结构主义者们错误地将资本主义构建为一个封闭的、同一的系统，因而也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和永恒化。而列斐伏尔则指出“完成了的系统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都不会存在，存在的只是生产关系和其矛盾基础之上的系统化（同一和同一性）的尝试”[16]。

再次，这种再生产并非对原有关系的再复制，而是差异性的再生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明显有一定的含混和踌躇。在上文中可以看出，立足于现代性的工业生产，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不断革新。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马克思又不得不预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变。卢森堡曾就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的问题指出，“资本对于世界的最后的绝对统治——马克思把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他的分析的基础——需要预先排除帝国主义的进程”[17]，然而理论的边界在于实践。马克思的时代（竞争资本主义）已经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如果生产关系是一个同一的概念，那么该如何解释福特制度、乃至今天的后福特制度？通过将差异性引入生产关系内部，列斐伏尔以差异性的矛盾的再生产，解释今天资本主义缘何幸存。列斐伏尔指出：“如果没有一些变化，那么再生产就不会发生……各种矛盾也在再生产自身，它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之前的关系退化或解体了——比如城镇、自然的（natural）和自然（nature）、民族国家、日常的贫困、家庭、'文化’、商品和'符号世界’。另一些则通过再生产之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建构出来——比如都市、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差异。”[18]这里的差异性具有辩证的含义：正是通过差异性的生产，资本主义不断调整自身，不断转移矛盾，这是其幸存的手段。此外，“对同一性的追求并没有将它的消亡和转化排除在外；资本主义不断变化，不断分解，即使在它实现自身概念的过程中也是如此。”[19]因此，这种差异性的生产不是原有矛盾的扩大化，而是新矛盾的生产，这种“质”的变化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终结。

福特主义（Fordism）

最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指出：“（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工具的）再生产不仅发生于作为整体的社会中，而且还发生在作为整体的空间中。”[20]正如同马克思的历史不是经验意义上历史学的历史，列斐伏尔语境中的空间也并非自然地理空间形态。如果仅仅将空间理解为装东西的物理空间，那么“空间”便和“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一样，都被庸俗化了。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是从人的生产活动出发论述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那么列斐伏尔的空间则是从国家出发，论述权力是如何利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维系资本主义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物的层面的自然空间扩展，而是在关系维度的抽象空间上不断生成。通过将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化、差异化，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不是对空间的认识与考察，而是一种基于差异性的空间“本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关系再生产不断再生产出特定的空间形式，这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的新的领域、范围，新的增长点。以空间补充历史，列斐伏尔实际上是将时间性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将历史辩证法升级为空间辩证法。

三、空间生产与空间辩证法

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列斐伏尔指出：“辩证法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这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如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21]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关于时间的，是一种线性的辩证法。在这点上，列斐伏尔是切中要害的。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替代“绝对精神”，借助于黑格尔的异化逻辑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突破，历史辩证法便呈现为劳动的异化和复归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得不依赖于工业基础之上的线形时间。与此相对的，则是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指出，空间辩证法“不再系于历史和历史时间，也不系于一种'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时间机制之上”[22]。如果说历史辩证法是在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把握，那么空间辩证法指的是“在当下（present）抓住运动与非运动”[23]，即在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进入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过程中。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空间辩证法的“当下”不能视作对“历史”的全面翻转，而是从空间的角度去补充作为“一定的”时空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辩证法的内部增添的空间的维度。

那么，什么是空间的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4]。那么，在列斐伏尔这里，则被改为，我们身边的空间与城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空箱子，而是资本主义不断空间生产、不断重建的结果。在历史辩证法中，马克思已经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以往社会形态的颠覆与重建，列斐伏尔也同样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吸收、解决和整合了历史移交给它的东西，比如，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农业、城镇、各种子系统和先前存在的知识、正义机构等”[25]。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同化和重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成为历史的“主导”。

不过，这种历史的生产和重建并非空间生产的核心，空间生产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对自身的颠覆和重建。这种颠覆和重建被大卫·哈维概括为“创造性破坏”和“空间修复”，即为了适应资本永恒扩张力量的需要，资本不断破坏已有的空间景观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创造出另外一个景观，通过创造性的破坏，资本积累的矛盾得以暂时解决。不过，尽管同样作为生成性的概念，空间的生产却与历史的生产有完全不同的“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主义虽然并不直接构成异化逻辑，但是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作为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却被视作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自然主义的线索一直延续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将“先在性”的自然纳入历史性的生产，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论述历史的生成。然而在今天，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界已经让位于被生产的空间，而后者已经不再是原初的“第一自然”，而是一种“第二自然”，是人活动的产物。

大卫·哈维 资本流通路径

列斐伏尔将第二自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想说明的无非是，第二自然已经取代了第一自然，成为资本积累的动力。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建立在对第一自然的全面征服上，这不仅是在“全球化”范围上的地理空间位置的扩大，更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列斐伏尔指出：“积累是现代社会掌控自然能力的相对持续增长。工业，显然就是此种控制的方式。”[26]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是19世纪的工业理性主义（industrial rationalism）的表达，然而这种实践图式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破产。就自然本身而言，作为物质存在，自然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存在，这便意味着建立于此之上的积累本身便具有一定的限度，更不用说因“工业”对自然的占有而造成的诸多环境问题。而第二自然，作为一个关系性构成，在某处程度上来说是“无穷无尽”的，这便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如此，通过空间的生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构建获得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不仅改变了生产力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起了挑战。

尽管历史与空间处于不同的维度，分工却将两者连接起来。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列斐伏尔指出，“这种辩证的、矛盾的空间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实现的场所……但是它的物质基础仍是工厂和工厂中劳动的技术分工”[27]。尼尔·史密斯在《不平等的地理》中，同样指出，“地理空间的分化，即劳动的地域分工，源自更为普遍的劳动的社会分工”[2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分工的角度去理解所有制，指出“这些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29]。而对分工与所有制的论述是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展开。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意识到了分工造成的历史的变化，同样也意识到了分工促进了城乡的分离。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30]就历史的角度，这种城乡的分离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又是结果。詹姆逊曾如此评价这种分离：“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空间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间性自身的秘密，即分离。”[31]列斐伏尔更进一步，将这种分离提升至中心和边缘的高度，因而这种分离不仅是历史辩证法在时间维度的展开，同样是空间辩证法在共时维度的延展。

列斐伏尔将都市作为中心，并非因其人口、高楼众多，而是因为都市是社会关系的中心。因此，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中心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实物存在，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样，边缘也不仅仅是远离城市的地方、或者没有被开发的场所，而是“臣服性的、被剥削的、依附性的空间——一种新殖民地”。[32]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并非历史发生的，而是战略地生成的。通过引入国家和权力，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国家策略的结果。不仅如此，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并非固定的，而是根据统治的需要不断变动的，换句话说，空间生产的并非中心和边缘的具体位置，而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统治与剥削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33]来形容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历史的压迫和剥削被转化为空间的压迫和剥削，在本质上它并没有任何改变。实际上，列斐伏尔曾用多组范畴来描述如今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中心与边缘，空间的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空间的同一和分化，等等[34]，这些看似不同的范畴指向了同一个本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诚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凭借着“时间消灭空间”，资本已经完成了“全球布展”。然而在资本的“帝国”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绝非均衡的。正如同历史均衡发展的结果，便是历史的终结，空间生产同样如此。正是通过不平衡的地理景观的打造，资本主义才得实施统治，攫取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通过在空间维度重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将空间性引入历史之中，在弥合历史与空间二分基础之上，解释资本主义缘何幸存。但是在理论的建构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历史辩证法到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几近完美地完成了理论逻辑的转化，在新的维度激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潜能。然而，由于空间辩证法的建立在“第二自然”的基础上，因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且是在批判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那么，这意味着列斐伏尔只能以历史阐释空间，而不能反过来，用空间重构历史，这注定了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由于缺少一般历史的基础，空间辩证法走到最后，便会如同阿尔都塞一般，陷入一种偶然主义。当资本主义拥有近乎“无限”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能力之后，无产阶阶级革命何去何从？在这一问题上，列斐伏尔只能语焉不详，左右摇摆。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3]同上书，第86-87页。

[4]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转换的经济学背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载《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6]英文均来自于卡弗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Terrel Carvel，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les’s German Ide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1页。

[10]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直到晚年才意识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12]同上书。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14]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44．

[15]同上书，pp. 42-43．

[16]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66．

[17]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紫金如、梁丙添、戴永保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8]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pp．90-91．

[19]同上书，p.14．

[20]同上书，p.83．

[21]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14．

[22]同上书，p.14．

[23]同上书，p.14．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25]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p. 37．

[26]同上书，p.45．

[27]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19．

[28]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 143．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

[30]同上书，第57页。

[3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32]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85．

[33]《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1页。

[34]此类概念和范畴是都市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共享”范畴，同时还被尼尔·史密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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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