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梳理｜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的生产

花间挹香 2023-06-11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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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贝西塞纳河

一、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概略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延续。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并不局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工人阶级）被占有生产手段的个人或阶级所剥夺。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指的是社会全方面的异化，“异化是全面的，它笼罩了全部生活”（列斐伏尔）。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列斐伏尔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是否正确，因为列斐伏尔并不想停留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异化理论，而是要用新的异化理论来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就是消费对生产的替代。所以，列斐伏尔把异化理论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异化（生产的异化）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政治异化。针对后者，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概念，认为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生产的第一性地位被消费的首要性地位取代了，而且消费也逐渐由“物的消费”转向了“符号的消费”。就此而言，人类社会的异化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所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梦魇，它始终与人的本质保持联系，并广泛地弥漫于人的全部生活之中。因此，他并不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消除异化，“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当做异化的绝对和直接的终结”（列斐伏尔），人们在摆脱原有的异化的同时，异化又会以新的形式产生。由此可见，列斐伏尔似乎抱持着与阿多诺一样的悲观情调，但实际上并非如是。

（一）瞬间与循环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1947年）中，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与乐观化的立场。在他看来，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既包括着被压迫的因素，同时也包括着解放的因素；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年）一书中，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与社会学化一些，也相对悲观了一些。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日常生活被全面地组织到或纳入到了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这就使得人的自主性能力受到了更深层的限制。列斐伏尔认为，虽然现代生活的日常性是一种异化状态，但其中也潜藏着巨大的变革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与日常性相对立的“瞬间”。列斐伏尔将瞬间解释为“短促而决定性”的感觉（诸如狂欢、愉快、投降、反感、惊讶、恐惧、暴虐），它们在某些程度上似乎是对日常生活生存中潜伏着的总体性可能性的一种揭露与启示。这样一些运动是转瞬即逝的，而且很容易被人们毫不在意地忘记，但在其转换过程中所有的可能性的方式经常是决定性的，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每个“瞬间”既是一个创造性的时刻，也是一个局部的总体，“它是对某个总体（全局性实践）的反射或折射，包括社会与其自身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的人与自然（即其天性和其周围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中的“瞬间”的关注，离不开他对人的身体节奏与自然节奏的考查。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直接地与自然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轮回循环节奏，并且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循环的时间节奏与生命的节律主宰着人类的生活：社会的人还尚未控制自然，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从中脱离出来，人的个体生活从生到死还是由一系列的循环节奏所构成。这里的'节奏’意味着某种重复，但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差异化的时间。每时每刻、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年皆按照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轮回运行，这使得万物按照宇宙的生命法则而生存，它的最高级表现就是尼采所说的大年。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时间，即线性时间。线性时间取代循环时间是工业社会才有的突变。正是如此，日常生活层面的对抗之一便发生在这两类时间即循环性时间和线性时间之间。循环性时间是自然、具体和非理性的；线性时间则是抽象、理性和非自然的。然而无论工业文明如何高度发展，循环时间都不会因此而消失。绝大多数的生理生命与社会生活时间仍然处于宇宙的循环节奏之中，人们的饥饿休息睡眠与性欲仍然注定与循环的生命节奏相关联，并且有着强烈而顽固的生命周期，这一点已经被动物行为学家所证实。

列斐伏尔对节奏分析是从人的身体出发的。人的身体由许多个节奏所构成的，其生活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内在的节奏，却不得不从属于大尺度的时空结构。我们的知识不仅与我们的身体构造相关，而且整个世界自身提供给我们的自然、大地、天空也与我们的结构相契合。然而我们并不能说日常生活就是由循环时间所支配的，日常生活既不是循环性时间与过程，也不是线性时间与过程，它是联合两者的产物。现代社会倾向于以线性压制循环性方式，但循环性不能消失。循环性时间与过程不能简化为一种组合的、预制的、强加的线性，犹如质不能完全转变为量，使用不能完全转变为交换，物不能完全转变为纯粹关系一样。由此可见，列斐伏尔将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对举，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现代问题的自觉。

（二）现代性与总体性革命

列斐伏尔指出，现代性源于总体性革命的失败，现代性的展开恰好也是总体性革命逐步失败的过程，现代性因而成为总体性革命的替代品。列斐伏尔赞同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观点，认为现代国家所导致的这些问题将必然引发总体性的革命，并在总体性的革命中获得彻底解决，即“革命的(总体的)实践将重新建构真正的统一性:自然被重新发现、控制、认识和恢复”（列斐伏尔）。但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总体性革命并没有在历史中现实地发生，而且也正是由于总体性革命的缺失，现代性的规定性才一步步得以展开。具体而言，总体性革命的失败首先体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失败，它带来的是由波德莱尔所开创的现代性时代；到1905年左右，总体性革命的失败则达到了最后的完成，现代性也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现代性导论》一书中，列斐伏尔首先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区分开来。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理论产生的障碍，它是指“一个个时代、时期和一代代人所具有的自身意识，因而现代主义是由意识现象、必胜信念形象和自我投射构成的”；现代性则指“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种或多或少先进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尝试，一种获取知识的努力……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犹如一个正在社会中形成的概念有别于社会现象本身，以及一种思想有别于现实活动一样”。（列斐伏尔）在列斐伏尔看来，1848年革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思想的产生。在1848年以前，波德莱尔与马克思一样对现代世界中的二元化与分离的现象持反对的态度，把那些人为的事物视为抽象。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他的思想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波德莱尔所接受的东西，马克思却要批判和拒斥。马克思永远都在呼吁自然，呼吁那被文化和知识，被人的控制所丢失、忘却、分割和撕裂了的自然,那终究将被人重新发现的自然，人最终将在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的极端抽象而对自然进行改造之后重新发现它。而波德莱尔却在从事对于自然的批判。（列斐伏尔）”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不同，波德莱尔想要通过语言、诗的创作来实现对现代世界的理想化的变革，但这样的艺术性理想却由于哲学上语言危机的爆发以及现代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破灭。19世纪末的语言危机实际上只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的一个方面，这场整体危机终于在20世纪初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其中既有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俄国革命)，又有艺术革命(以毕加索等人为代表)。在列斐伏尔看来，这场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总体性革命，事实上，它恰好表明总体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现代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张双利）。列斐伏尔通过比较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现代概念更多是一种“现代主义”观念构想，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思想“掩藏住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的缺失和失败”，以“狭义的实践”取代了“总体性实践”。

（三）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思想表明，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世界，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异化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意义上的总体性革命的功能就是要克服现代世界中的抽象与异化，实现对自然和人的重新占有，从而使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显然，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想的失却并未造成真正的总体性革命，而是把人拽入一个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之中。“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神秘化；（2）这是一个欲望被制造被引导的心理躁动世界；（3）符号一想象的“假装”成为“现实”；（4）形形色色的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张一兵）列斐伏尔认为，在一个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首要控制领域的社会里，所有的商品物消费都被符号化即被艺术修辞粉饰化了，“消费主要地就和符号而不是商品物本身相关联”。日常生活自身的秩序节奏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的循环周期所完全同化与控制，日常生活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被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所操纵所奴役的地带，即被时装、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着的无形的次体系或准体系所控制的世界。消费什么也没有创造；甚至连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创造出来，有的只是消费；尽管消费行为在这个所谓的消费的社会中有足够的意义，但只是一种孤零零的行为而已，只作为一种镜像效果而被传播着，即一种通过其他消费者为镜子的游戏。从前的“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性活动旨趣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那个作为能动人的消费者的想象，这个消费者曾经拥有着充分的快乐和健全的理性……在这种想象中，不仅消费者甚至连被消费物本身都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消费的艺术而存在的消费者和消费过程的幻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替代与置换过程中，人对自身异化的醒悟被某种作为对旧的异化补充的新异化形式所压抑着，或甚至可以说被隐匿了”（列斐伏尔）。简言之，现代社会的消费属性将人的生产以及人们对生产异化的自觉以一种全新的异化手段给遮蔽了。就此而言，消费社会依然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一个有待我们去蔽的世界。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断言道：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取代。这个断言根植于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结构和基础已经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现实判断。今天的消费已然不是人的真实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在现代消费中，消费主体不再是个人，真实的个人恰恰是被删除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才会宣称：“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消费社会》）。与鲍德里亚一样，列斐伏尔对生产与消费的分析也突出了社会的抽象性的符码特征。即便如此，消费对生产的取代也并没有消灭生产，消费本身变成了生产，只是这种生产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消费成为生产的前提，同时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如此构成了一种新资本主义循环。不过，消费对生产的支配并没有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而是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展，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自主性能力或自由度被无限地压缩。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反映出人具有摆脱自然、把握世界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资本主义工业把这种生产劳动给异化了，而现在的消费社会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异化。在消费社会中，生产不再是人劳动的生产，而是符号的生产，这就使得符号不再是人和具体物的象征，反而使人和物成为了符号的象征。列斐伏尔曾借用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个著名的说法，从语言学角度指出了此种变化，即现代世界作为一个绝对统一理性崩溃和终极目的意义虚无化的世界，其实也就是一个语言脱离了日常生活意义之根的、语言指涉物即现实参考系消失或衰落的世界，即一个语言变成了无所指的、自我复制与自我指涉的符号繁殖过程（张一兵）。因此，要想破除这种符号的循环生产，就需要一种新的生产，这就是空间的生产。

二、空间的生产概略

（一）何谓空间

在列斐伏尔看来，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态与核心形态，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空间的生产”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物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端与高度发展，最终必然是超越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变为“空间本身”、即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

“空间作为一种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某事物与或某物体——而是一束关系，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与产品概念及其它们的相互关系作拓展性理解。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一个概念只有当它所指的东西处于威胁或者接近其终结，并因此而自我改变时，才会出现。我们再也不能把空间构想成为某种消极被动的东西或空洞无物了，也不能把它构想成类似'产品’那样的现有之物，再也没有别的意义比这个更恰当的，即它是一种被用来交换的与消费的和处于转瞬即逝中的存在。”（列斐伏尔）在列斐伏尔这里，'空间’主要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他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空间作为一种互动性的或者追溯性质的产物，它介入于自我生产之中：对生产工作、运输、原料与能源流的组织，产品的分配网络。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地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织部分。因此，空间这个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处于静止状态。”（列斐伏尔）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可以说，空间是一种“具体的抽象”。空间这种具体的抽象性，既是社会活动的中介（抽象），因为它构成它们，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成果（具体）。

（二）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思想，有四条规则：一是物质即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二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三是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四是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张一兵）关于这四条准则，我们需要一一进行解释，以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内涵。

首先，列斐伏尔指出，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这意味着空间只能作为非自然甚至反自然的“产品”加以把握。尽管社会空间源于自然，而且自然无限纵深，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不断扩张，（物质的、纯粹的）自然正不断消失，沦为构建各类社会空间所使用的原材料。与自然的不断消失同时存在的，是现代社会中城市对乡村的征服。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汇聚于城市，城市成为空间生产最充分、最能发挥效力的地方，乡村不再能与城市分庭抗礼，要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要么成为其“殖民地”。“无法避免的城镇化不会以牺牲全局为代价，也不会加剧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城市化能超越城乡的对立，并在此过程中将其作为一个一致性整体。”于是，“乡村丢失了乡村生活的质量、特点和魅力，城市颠覆了乡村，将乡村变成了悲伤的栖息之地”。（列斐伏尔）

其次，每一种社会都生产着自身的空间，因而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就有着不一样的空间。社会空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涉及的社会再生产关系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包括物质的生产和生命再生产关系，空间在确保社会再生产世代延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则至少要考虑三重再生产关系：(1)生命再生产，主要涉及家庭关系；(2)劳动力再生产，主要是实现工人阶级的再生产；(3)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三种再生产关系之外，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还包括了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双重或三重交互关系的种种特殊表征。这些符码表征让一些关系彰显出来，使之成为前台的、公共的、公开的关系；让另一些关系被压抑，成为隐藏的、秘密的关系。比如空间在表征权力关系时，常常以建筑物、纪念碑等形式来呈现其重要性或正当性，而将更为秘密的关系特征隐藏起来。

另外，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自身的生产应作为空间研究的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生产’不应该被限制在经济学领域，即只涉及谁生产、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什么生产、为了谁生产的问题，因为在此意义上，生产不再蕴含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变得平庸，几乎是劳动的近义词。因此，'生产’要涉及极为多样的产品内容和形式，甚至那些没有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形式（如逻辑形式）也可以被纳入生产话语。为了使“空间生产”在概念上更加明确，列斐伏尔还区分了作为“作品”(work)的空间和作为“产品”(production)的空间。他认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作品、生产产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创造作品中劳动似乎是次要的，而在产品的制造中，劳动却占主导位置。列斐伏尔期望着城市社会给人带来一片新的天空，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要成为一种“作品”。“城市作品”不是一个美学命题，而是指在空间和时间的占有中人性找到它的位置。因而城市更接近艺术品，而不是简单的物质产品。

最后，在列斐伏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的空间历史先后经历了并存在着如下形态：（1）绝对空间：自然，各式各样空间的滥觞与原型；（2）神圣空间：城邦、暴君与神圣国王，古埃及王朝；（3）历史性空间：政治国家、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可透视空间；（4）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财产等等的政治经济空间；（5）矛盾空间：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性意义的对立；（6）差异空间：未来的能够体现差异与新鲜体验的空间。（张一兵）因此，在社会历史上某一空间向另一空间的转变，也就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转换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其中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

（三）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

列斐伏尔将辩证法运用于空间研究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辩证法”。在他看来，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三位一体，社会空间的生产需要在这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三重性的空间辩证法不等于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或层次，而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同时并存的三个面向维度。

第一，物质性的空间实践指的是那些发生在空间中的并穿越过空间的自然的与物质的流动、传输与相互作用等方式，保证着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因而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与经验的一种中介，也表现为其一种结果。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直接的与自然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空间化重述与改写。第二，空间的表象指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或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是知识权力的仓库。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社会的精英阶层将空间的表象构想为都市的规划设计与建筑，并将其作为实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第三，表象的空间，即精神的虚构物（代码、符号、“空间性的话语”、乌托邦计划、想象的风景，甚至还有诸如象征性的空间、特殊的建筑背景、绘画、博物馆等等物质性建筑物），以便为空间性实践提供某些具有崭新意义或可能性的想象。（张一兵）空间的表象是那些手握重权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而表象的空间则透露出“空间的真理”，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是那些被都市规划者们所创造出来以便于统治的抽象法则。

与马克思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一样，列斐伏尔的兴趣点是批判地分析他所谓的抽象空间。这种抽象的空间是从某个像城市规划设计者那样的抽象的技术主体角度来看的空间。抽象的空间是以某些与绝对相关联的空间的缺席（如树木、蓝天等等）为特征的，它把固定的物体转变为图像与拟像，把空间简约化为一种城市化的设计规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不再是一个异质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是同质的、可重复和可复制的。“没有必要对现代城镇、郊区及新的建筑加以仔细考察，以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一切都与其他一切相似……可悲的是，重复在任何地方都击败了独特性，人为和做作已经把所有的自发和自然从这个领域赶走……重复的空间是重复的生产的结果，这些生产与机器、推土机、混凝土搅拌机、起重机、风钻等既可复制又用于复制的设备有关……无论如何，重复是最重要的。”（列斐伏尔）与商品一样，空间的同质性使它更容易被分割、交换和销售，空间也成为了消费品。

此外，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还生产着社会等级。都市中心的支配性在许多城市的规划方案中被继续保留着，但却被视为一个不能触及的都市议题，尽管中心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过度集中带来的饱和、道路的拥挤等。列斐伏尔认为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结构发展到极致，势必会把殖民主义引进国家中，那些处于中心地位的空间（比如巴黎）会造成对那些发展不良地区的殖民，大量乡村移民、外国劳动者，包括劳动阶级乃至知识分子都受制于透过空间分隔所形成的集体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作为“作品”的城市逐渐被作为“产品”的都市取代。“产品的生产取代了作品的创造及附加在其上的社会关系。当剥削代替了压迫时，创造能力消失了……工业化下的交换价值和普遍性的商品逻辑正试图以让城市和都市现实性臣服的方式摧毁使用价值，并对价值重新评估。”（列斐伏尔）“产品”意味着干巴巴的工业化产物，它使得差异化、个性化和多样性丧失了，城市空间不再可以被人们尽情享用（彰显使用价值），而是变成了交换价值推动下的一个傀儡物。（刘少杰）尽管抽象的空间生产确保了资本主义的幸存，但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现有的空间框架内被讨论，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空间，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差异的空间”。

（四）差异的空间

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的空间称为“抽象的空间”，它的特点就是非具体、重复和可复制。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不能是资本主义式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及其无法消除与克服的矛盾的空间，因而要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进行超越，势必要走向“重复”的反面，寻求差异性权力，迈向差异的空间生产。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抽象的物的生产与空间化生产，就是生产出人类生存的空间，就是生产出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全球的人类乐园。 “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味着从对自然的支配统治关系转向对自然的一种平等取用关系，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列斐伏尔）因此，寻回空间的使用价值，反思权力与资本给民众带来的伤害与不公，让空间问题进入人们的意识和政治决策成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锚定所在。

就此而言，差异的空间如何在社会中实现呢？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并没有像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那样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而是继续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只不过他并不支持展开暴力斗争的阶级革命。列斐伏尔寻找的替代性手段是，通过普遍的自我管理实现一种空间自治。在他看来，“将原先'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个层次上完成各单位与生产程序的管理，只有以这种方式，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才能包括空间议题。”（列斐伏尔）因此，普遍自我管理下的空间生产，意味着不是资本家而是人民（市民）集体对空间的占有和管理，意味着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在空间生产中占支配地位，意味着不是受制于国家权力而是根据社会需求进行空间生产。更重要的是，普遍的自我管理要求工人阶级“完全清醒地把自身从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实现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转变，不仅要意识到统治者利用消费社会建立的意识形态，更要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空间生产及其引发的总体性危机。（刘少杰）总之，差异性空间的生产是破除现代消费社会困境的不二法门，而空间的生产则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创造性的空间实践。因此，日常生活成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的源泉，也成为我们现代人应对和把握不确定、不稳定和符号化社会的实践空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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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2] 欧阳谦：《文化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研究》

[3] 刘少杰：《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

[4] 陈学明、张双利、马拥军、罗骞：《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5] 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

[6]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

[7]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8]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

[9]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