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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玉教授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周泉，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在很多西方马克思学家眼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这个说法虽不无根据，但至少是以偏概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隐性地存在着认同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传统，只不过这其中有很大分歧，不能一概而论。本文以列斐伏尔早期代表作为例意在说明，承认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模式，不仅是澄清与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理解与创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 一、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献形成史溯源 在《辩证唯物主义》发表以前，列斐伏尔已经是法国共产党内成就卓著、影响斐然的理论家。此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诺伯特·古特曼合作的《马克思著作选》（1934）、《黑格尔著作选》（1938）与《列宁论黑格尔辩证法笔记》（1938）三部译文集。在为这三部文集所撰写的篇幅不小的导言中，列斐伏尔特别强调了黑格尔对马克思与列宁的“方法”的重要影响，进而表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 《马克思著作选》导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于“方法”，而非体系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运动规律的科学或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简单的物质本体论倒置，而是侧重批判分析人类商品拜物教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神秘化现实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黑格尔著作选》导言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中的两个因素导向了马克思的方法：一是辩证扬弃的逻辑，也就是摧毁、保存又超越矛盾的逻辑；二是总体性的概念。列斐伏尔竭力强调总体性的开放性。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使知识归于静止，但思维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一种已然形成的绝对知识因此不再可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取决于在思维不足以认识现实之时发生的“异化”，它一方面要求思维不断突破知识的界限，达到对现实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又要求把这种现实纳入实践之中，用实践对其加以改造。 《列宁论黑格尔辩证法笔记》导言继续强调了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黑格尔的方法，它要求在每一体系内部找到其局限之所在，也就是找到现实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及新的可能性与开放性敞开之处，并试图发展这种可能性。但列斐伏尔把列宁的以矛盾论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与异化理论相联系，认为只有通过矛盾辩证法才能理解异化问题。因为异化指向的不是黑格尔那种意识自我参照的绝对体系，而是意识的一种最现实的条件。意识内嵌于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之中，一切意识都受到现实具体条件的限制而有其界限。只有作为一个总体而运动的意识才具有真理性，也就是只有通过战胜意识将自身视作绝对而造成的谬误，扩大意识所能了解的现实的范围，意识才具有所谓真理性。而一旦超越意识之界限的愿望转化为某种神秘形态，即以神秘手段探索意识尚未理解的现实，或断言意识已经穷尽现实而实现了绝对，就达到了意识与自身内在分裂的“苦恼意识”阶段。要把并未得到理解的现实“去神秘化”，则必须恢复意识与现实的历史发展，恢复实践。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提供了一种废除暂时被神秘化的现实的模板，揭示出“去异化的人”即“总体人”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规定思维与存在之具体相互关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实现了一种不断自我扬弃的真正的开放性。 我们面前这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题的著作正是上述理论工作的结晶。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当时及以后流行的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反讽，毋宁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即便对时代精神做出了诸多不可避免的让步，列斐伏尔所走的仍然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他甚至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比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更能够准确地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换言之，列斐伏尔并非彻底否定与拒斥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对它做了一种新阐释。尽管此书出版一个月之后即因法共对其内部理论多样性的包容度急剧下降而被毁，多年后却仍得以再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这正印证了其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通过梳理西方学界对此书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解读，我们将更清晰地看到，该书内涵丰富，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西方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与“辩证认识论”解读 《辩证唯物主义》初版于1940年时遭毁，自1947年多次再版。列斐伏尔于1961年为第五版作了新序言。西方学界对其研究关注从此真正展开，争论殊多，大致分两派：一派主张此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人辩证法”经典；另外一派则认为此书并非严格的人学辩证法著作，而是强调开放的、差异的、总体性的认识论辩证法著作。 1.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人辩证法”视角的理解 列斐伏尔首先是法国黑格尔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鲍弗认为，列斐伏尔为解决异化问题而提出了“总体人”概念，以此替代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使得其辩证唯物主义从本质上仍是一种封闭的准神学体系。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哲学总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优先于统一的分裂、优先于同一性的二重性，在此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列斐伏尔所欲求的异化状态的彻底消除与自我统一的最终回归也不再可能。 列斐伏尔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史上最重要代表之一。马丁·杰伊指出，列斐伏尔虽然把矛盾视作辩证总体中的本质性现实，却并未质疑其最终的和谐统一。他始终抱有一种坚定的乐观主义，拒绝承认破碎的总体性不能得到克服，坚守其类似于卢卡奇规范性总体的“总体人”概念。其总体性具有一种认识论意义，在辩证社会理论中扮演着“绝对观念”的角色：（1）具体总体是对直观与表象中把握的内容的概念阐述，政治经济学导向一般的抽象的关系，总体复归则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2）总体不是一种超主体（meta-subjective）的创造者的产物，其秩序与结构来自于人的行动，来自于矛盾与阶级、毁灭与创造、扬弃与消除、偶然与必然、革命与回旋的复合体。他反对严格科学的立场，强调主体实践相对于客观决定论的优先性。（3）总体性是不确定的与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尽管保证了一种健康的灵活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理论的清晰性与严密性。 列斐伏尔还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史上“最好的马克思解释者”。马克·波斯特强调，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列斐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革命意识而非经济结构，是一种“没有将人类现实固定在一个永恒在场的本质之中的人道主义形式”。他早期“总体人”理论中的异化是一种伦理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倡导具体研究异化的现实特殊形式，以清除异化概念中的本体论残余。而结构主义“人的终结”的基本宣言，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最新异化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 列斐伏尔还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时代最为强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库兹韦尔指出，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存在主义的主体性，这使他相信作为一个总体存在者的人，相信人愿意把自己提高到存在的最高程度。这种“个人中心论”使他不能接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也不能接受阿尔都塞式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他把一切实践——因此也包括结构主义的实践——都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总体之中。他以黑格尔的方式企图理解一切事物，掌握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相信只要一切事物都纳入他的辩证法中，他的理论本身就将产生革命，这无疑又走向另一种教条唯心主义。 2.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认识论”方式的理解 与上述立场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英译本新版序言系统阐发了列斐伏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开放性”与反教条主义特征。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运动，而绝没有某种预设的终点。被置于首位的始终是内容。异化不再是黑格尔那里精神的物化或马克思那里的经济剥削，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总体人”也并不宣称自己能通晓一切事物。相反，他知道自己的意识和理性有界限。正因为纯理论知识的不可能性，最好依据“艺术”来理解总体人。这表明了超现实主义与尼采对列斐伏尔的影响。在列斐伏尔的理论生涯中并不存在某种“认识论断裂”。《辩证唯物主义》开放的总体性与辩证的人道主义为日常生活批判准备了重要地基，《空间的生产》所给出的正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中探讨的商品批判类似的对“具体的抽象”的批判。 《辩证唯物主义》德译本跋则从认识论的角度着重阐发了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放性特征：他关注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这种颠倒不是单靠取消抽象的宏大客观主义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而是要求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哲学。辩证范畴仅仅作为节点存在于历史实践之中。而这种辩证认识论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人类实践对不断变化着的客观性具有构成性作用。其效力因此也仅限于社会历史。因此，他的异化概念也必须从扬弃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要把它置于一种“既是客观结构又是离开人的意志和目的就无法存在的运动之中”去追溯其起源。他把“异化”看作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之中的核心问题，也将其作为自己的整个理论生涯中的主要课题。但此文也指出，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既然异化的扬弃首先发生在个人思维之中，进而才能通过集体实践把知识与行动统一起来，那么在意识越来越可有可无的资本主义新条件下，这种扬弃也许不再可能。 3.以“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为核心：一种新的理解尝试 以上研究给人以启示，也不免让人困惑，《辩证唯物主义》这部远远不算大部头的著作，为何能够生发出如此多种不同的解读？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异化”究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被压迫状况，还是人的生存结构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与痛苦？异化的克服究竟要指望人类“最后之觉悟”带来的一次性社会总革命，还是依靠那些融于个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小事情”的革命？“总体人”究竟是理解了一切事物、克服了一切异化的最终和谐状态，还是一种浪漫的辩证艺术想象？归根结底，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究竟是一种认识论辩证法，还是一种生存本体论辩证法？本文认为，为了反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自然本体论与机械反映论，列斐伏尔“利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认识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内涵。但他又并不满足于此，而最终走向一种浪漫的艺术生活辩证想象，使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了一种超越社会历史认识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鉴于《辩证唯物主义》以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总体人”的辩证法为主线展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作为一条“暗河”贯穿于其中，本文拟分如下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梳理自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到康德的先验逻辑，再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最后到（列斐伏尔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进程中内容与形式之内涵与关系的转变，说明马克思如何革命性地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转换为一个社会历史认识论问题；第二部分则基于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内容与形式辩证法理解的偏差，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中这种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既奠基于一种生命生成本体论，又以之为最终旨归。这一方面构成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并非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部泛泛之作，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与开创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内容与形式这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之理论内涵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一次梳理与阐发。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形式与内容关系问题的辩证逻辑思考与解决 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既非从对斯大林的教科书原理的解释开始，也非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论述开始，而是从重建德国古典哲学中隐性存在的“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思想逻辑开始。这显然是受到了他直接参与翻译的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观点的深刻影响，从而沿着列宁所开辟的用唯物主义立场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道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辩证认识论。只不过，他抓的问题主线是欧洲哲学史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所讨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1.康德对传统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批判与改造 众所周知，形式逻辑的核心问题是把命题内容与命题形式区分开来。命题内容来自于外部感性经验，命题形式则属于思维自身。形式逻辑研究思维自身的正确性，因此仅仅以命题形式及命题形式组成的推理形式为研究对象，而将命题内容排除在外。 但形式逻辑又不全然与内容无涉，而“总是与有关这一内容的一般论断相联，也就是与一种本体论，或一种独断论和形而上学的主题相联”。形式逻辑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不仅把形式认作存在于思维之中的理性的原则，更认作外界经验事物的本质与原则。形式与内容间的关系被看作一种外在的应用乃至分有。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讲：“形式逻辑反对神秘学说与神秘主义，但实际上并未实现其目标，它并未真正扬弃这些全无理性严密性的理论，而仍停留在与其相同的层面。” 康德肯定了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与科学性，但认为形式逻辑只是研究思维形式的正确性而未研究其真理性，也就是缺乏认识论维度的内容，如此才走向其所反对的神秘主义。康德于是以先验逻辑对形式逻辑做出了补充。先验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命题形式，而是命题形式的认识论内容，即“纯内容”。纯内容不同于形式逻辑所理解的那种外在性的经验内容，而是先验、内在的，是来自于思维自身的纯概念的内容。纯概念具有先验的综合作用，这种先验的综合作用规定了命题形式，又通过命题形式表现出来。将其应用于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就得到了我们所谓的经验知识。反过来，这种先验综合作用所能应用的范围也仅限于经验，经验之外的物自体即外界事物本身则是纯概念所不能达到的。正因为将纯概念规定的思维形式误用于经验范围之外，才产生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 因此，如果说形式逻辑只是确立起了内容与形式之独立性，而并未对二者之来源与相互关联加以充分规定，那么，先验逻辑则通过“纯内容”的引入使之得以明确。具体命题现在具有了经验与先验亦即外在与内在两重内容。经验内容来自于外部世界，但又并非外界事物本身的内容，而仅仅是其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内容。它与命题形式相互外在又相互依赖，二者结合形成经验知识。先验内容则来自于思维自身，它规定着命题形式又表现为命题形式。换言之，先验逻辑一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内容（经验内容）与形式、外在性与内在性之割裂，将外在性彻底排除在逻辑之外；一方面又说明内容（先验内容）与形式内在相关，形式为内容所规定，是内容的表现。 2.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内容与形式的绝对统一 黑格尔显然赞成康德对于形式并非与内容无涉，形式逻辑缺乏认识论内容之说法，其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同样并非康德所说的那种经验内容，而更贴近于先验内容。但康德通过先验逻辑也就是其先验认识论将先验内容及作为其表现的思维形式规定为与外在性相分离的纯粹内在性，认为思维形式无法达及外界事物本身，这点则并不让黑格尔满意。因此，黑格尔虽然也讲“哲学思维……特别是逻辑，其职务显然只在于研究思想本身……如果我们所谓内容只是指可以捉摸的，感官可以知觉的而言，那么我们必须立即承认一般的哲学，特别是逻辑，是没有内容的”，但黑格尔也讲“思想不可被认作与内容不相干的抽象的空的形式”，辩证逻辑所研究的内容又与先验逻辑所研究的先验内容有所不同。 这两种逻辑的区别首先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建立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之上，其中的概念或纯概念是《精神现象学》中意识通过自身的辩证运动所达到的绝对知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在此已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因此，康德的纯概念仅仅是主观的思想，是纯粹的内在性，其仅仅能外在地应用于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而无法触及外界事物本身；黑格尔的纯概念则既是主观的思想，又是对象的本质、外界事物本身。换言之，先验逻辑所研究的内容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容，辩证逻辑所研究的内容则不仅是认识论内容，还是本体论内容。 既然要使思维与外界事物本身内在关联起来，黑格尔就必须解决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在他看来，正因为康德不允许思维中出现矛盾，纯概念应用于无限而产生的二律背反才被看作思维无力认识无限的证明。但矛盾恰恰不是误用概念的结果，而是概念本身固有的内在性质。由于概念本身包含着矛盾，它就要自己否定自己，也就是要从自身中外化出差异与对立，发展到另一个概念。这种差异与对立随后又被统一于一个新的概念之中，这一概念在自身的层级之上继续自我否定，如此不断运动发展出一个有机的概念体系。黑格尔把矛盾视作概念的内在规定，又认为每当两项相互矛盾，第三项就被严密地生产出来，他最终把辩证逻辑中的各个概念内在、必然地联系在了这一严密进展的辩证运动之中。辩证逻辑中概念的内容因此不再像先验逻辑中不同概念所具有的纯内容那样彼此外在，而是被连接起来，作为概念内在矛盾展开的辩证运动过程而成为“一”。为内容所规定、作为内容之表现的形式也不再与内容直接一致，它实际上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外在化，成为自身运动的内容的“环节”。由于运动通过相对的静止才能表现出来，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决定了它只是暂时地、在自身所处的层级上与内容相一致，一旦内容发展到下一阶段，之前与内容一致的形式就具有了滞后性而陷入与内容的矛盾之中。在此意义上，辩证逻辑要求依据内容的发展不断扬弃形式，而反对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那种外在地应用于经验内容之上的永恒、静止的形式。此外，由于“外在化”或“异化”不仅建立起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之内在关联，更作为绝对精神的异化及其扬弃建立起思维内容与外界事物之本质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内容真正成为无所不包的“一”，形式与内容之间再也不可能是某种外在应用的关系——因为内容之外再无他物——而成为基于内在运动的自发的彻底的统一。 这样，通过内在矛盾及其外在化或异化的引入，黑格尔使来自于思维自身的内容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也是外界事物之本质展开的过程；形式则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外在化，成为自身运动的内容暂时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显现。内容与形式的分裂从根本上遭到拒斥，形式真正成为被内容所规定、作为内容之表现的形式。 四、历史唯物主义：对内容与形式之矛盾难题的“经验主义”解决 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有个独特观点：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先创立了以否定形式而肯定内容为特征的经验主义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在1857年创立了把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说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为逻辑学的改造奠定了基础，那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列斐伏尔认为，作为黑格尔辩证逻辑之扬弃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奠基于对《精神现象学》——尤其是其“异化”理论——的利用与改造。这种新的异化理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出现先兆，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论述。 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其辩证逻辑的建构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作为整个异化过程之承担者的绝对精神的异化及其扬弃建构起了辩证逻辑所考察的思维内容与外界事物之本质内容的同一；二是作为思维内容中各个环节之内在联系的异化建构起了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在这两者相结合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表达出内容与形式彻底的统一。 马克思则并不满意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引入了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排除在外的外部客观性，但这种外在性作为精神的外化又注定被精神收回到自身。马克思要做的是真正恢复现实地被给予的感性客观性，也就是恢复真正外在于思维内容且不同于思维内容的现实的感性内容——如此才能进入对现状的批判与改造。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那种来源于精神又最终归于精神的客观性与外在性不过就是精神，黑格尔以扬弃作为其内在规定的异化理论则不过是黑格尔自己所批判的外在于内容而强加给内容的抽象形式。换言之，黑格尔把外在性当作精神的外在化，马克思所要求恢复的外在性则并非外在化，而恰恰有着不能归之于精神、超出精神的被给予性。 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仍有着积极的一面，列斐伏尔将之归纳为，“他考察了人在外部对象世界中的对象化，以及作为人的异化的扬弃的非对象化（意识到自身）。他部分地看到，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并把握到，对象性的人，也就是唯一现实的人，是这种创造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一，黑格尔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虽然只是思维主体——能动的创造力量，看到了客观世界并非与主体无涉的纯粹的客观性，也就是看到了人对外在于他的客观世界的构成性作用。第二，黑格尔看到人不是既定的主体，而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力量，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关系中不断生产自身的主—客体。 由于黑格尔并未看到真正的外在性与感性客观性，他也就没有看到，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并不仅仅是作为主体的人单向外化的产物，即不仅仅是主体内在矛盾的外在化，而是人这种自然存在物与作为其条件又外在于他的自然界之矛盾斗争的产物。这种客观世界因此包含着人的力量的外在化，却又并非仅仅用来确证人的主体性的消极的、被动的存在，而是对人也始终具有一种外在性与制约作用。这样的人则不是思维的人，而是始终处在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之中的感性的、实践的人。他通过实践与自然界斗争，既扬弃着自身与自然界之矛盾，又不断制造着二者间更加深刻的矛盾；既改变着自然界，也就是改变人自身实践活动的条件，又改变着自身。这样的人因此是社会历史的人，其自我生产是没有尽头的。 就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把黑格尔那里精神内在矛盾的自我展开过程重塑为实践的人与自然界矛盾斗争的开放过程。内容因此不再是精神完成了的自我生产的神秘历史，而成为人的尚未终结且永无止境的自我生产的现实历史。考虑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在前述黑格尔异化理论的两点积极意义之外再加上第三点，即作为“一”的矛盾运动过程通过作为“多”的矛盾关系之外在化显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为一种矛盾运动过程同样通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既然这种内容不再是纯粹内在的思维内容，而是兼具主体性与客观性、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一种外在性的感性内容，与之对应的形式也不再是纯粹内在的思维形式，而同样具有客观性与外在性。作为内容之环节的形式现在成为现实历史内容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感性呈现，即人与自然界之特殊历史关系的现实表现。离开了这种现实社会形式，历史唯物主义对内容所做出的表述就不过是一种最空洞的抽象。马克思对真正外在性的恢复因此不仅导向了对“内容”的重塑，还导向了对“形式”的重塑。 然而，对当前世界中现实形式的经验性考察却让马克思发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足以适应内容（人掌控自然界与自己的产品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力量），而是与之矛盾”。为内容所规定的现实形式同样既是主体外化的产物，又具有超出这种主体性的外在性与客观性。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性的一面却并不显现，人完全被一种客观性所支配。现实运动的内容需要借助相对稳定的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又正是这种稳定性使得形式相对于内容的发展时常具有一种滞后性，因而与内容相矛盾以至于遮蔽了内容。黑格尔已经揭示出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这一维度，只不过其以扬弃为内在规定的异化理论最终使内容与形式归于同一，因此又背离了这一维度。列斐伏尔则使形式与内容间的这种矛盾状态成为其所理解的“异化”之所在，对这种异化的揭露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在列斐伏尔看来，形式要么得到扬弃，要么遭到异化；内容即人与自然界之矛盾斗争的现实历史过程，则同时成为人不断经历异化又不断扬弃异化的过程。 于是，内容成为实践的人不断扬弃其与自然界之矛盾，又不断制造出二者间更深刻的矛盾，从而永无止境地自我生产的现实历史过程，也是其不断经历异化又不断扬弃异化的过程；形式则成为内容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形式，即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外在化。异化表达出的不再是内容与形式的绝对统一，而恰恰是内容与形式间的矛盾状态。通过将真正的外在性引入异化理论之中，历史唯物主义重塑了“内容”与“形式”之内涵，并揭示出内容与形式正现实地处于矛盾之中——人正现实地处于异化之中。但也应当看到，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述出的这种内容与形式仅仅是一种“实践上被给定、并为经验所证实的东西”，而“与能用概念表述出来的生成结构并无关联”。历史唯物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形式，更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作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思维形式加以否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特别敌视”，因为后者把一切事物都变成逻辑范畴。从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内容与形式之矛盾的经验主义表述。 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认识论视域中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与斯大林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先有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逻辑不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逻辑是先有历史唯物主义，然后才有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彻底解决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其所建立起的现实历史内容否定了资本主义现实形式，但它毕竟已经表明，内容与形式并不彻底分离。内容离开形式则无从表现，也无从继续其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对内容所做出的表述，如若离开了内容特殊的现实表现形式，也就不过是一种最空洞的抽象；而形式若离开内容则无所依，即，既无从获得自身显现的意义，又无法看到自身的暂时性甚至虚假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建立起的这一基础，马克思也就不再可能“单就内容谈内容”，或“单就形式谈形式”。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提出了要求得到更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内容何以呈现为与之矛盾的形式——这一问题内在地蕴含着把形式置于内容之中去考察的要求。 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在回答此问题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他先前拒斥的辩证逻辑的意义。由于现实的人最紧迫的异化问题在于经济问题，且“经济关系……是最简单的关系，它们在复杂关系中作为'环节’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聚焦于对经济现实的探究。但在此阶段，“经济范畴还是经验验证的结果，彼此之间相互分离，还未得到明确规定”。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准备工作期间，随着“对经济内容的分析发展充分至允许甚至要求严密的、科学的表达”，马克思“对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阐述扬弃了经验主义，达到了严密科学的水平——而后呈现出辩证法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被提升至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逻辑的这种再发现，首先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矛盾运动的叙述。列斐伏尔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关系理解为一种质量互变的辩证法，将其矛盾的展开理解为“基本经济范畴——交换价值——得到发展，并通过一种内在运动引起新的规定：抽象劳动、货币、资本。每一复杂规定都由先行规定辩证地生发出来”。此范畴运动不再是黑格尔那里概念内在规定的自我演化，不再来源于纯粹思维，而是对经济现实的叙述，是现实经济内容在思维上的反映。但它也并非现实运动的直接反映，并非把外部事物实际发展过程原封不动地移植至思维之中所得。因为马克思的“叙述”要挖掘的是现实历史内容显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条件，也就是要把形式置于内容之中去考察。这首先体现在，《资本论》所呈现出的范畴体系之起点即商品二重性正是现实历史内容之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表现。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使用价值的人的特征与交换价值的社会客观性特征，将交换价值视作“导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历史进程与社会进程之客观性的基础”。其次，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抽象规定并不自发地演化出后续范畴，其与后续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只是思维将其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相联，通过挖掘现实运动在面对这一矛盾时所呈现出的新的表现形式才得以建立的。“叙述”由此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历史特殊性的展现，而非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复写。它成为重建现实内容的思维内容，辩证逻辑成为其表现形式。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在要求，更是历史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出发点“外在性”的规定。对于这种外在性，思维所能达到的也许只能是一种重建而非如实完整的复写。 因此，如果说列斐伏尔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在性为基点，确立起了现实历史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之抽象关联，进而在经验主义层面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现实历史内容之矛盾表象，那么，他心中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则以思维内容及其形式的引入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外在性，另一方面在思维中重建起二者之具体内在关联。内容与形式——无论是现实历史内容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还是重建现实内容的思维内容与其所呈现出的思维形式——就这样辩证地统一于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之中。 但列斐伏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又并不全然一致。在列斐伏尔这里，现实历史内容显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条件在于生产与交换的扩大。“交换价值是一尤为具体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开端。当商品生产者的数量增加、交换增加，市场经济就作为这一量的增长的质的结果产生出来。这一范畴一旦形成，就反作用于自己的条件，重塑人的过去、预制人的未来，扮演起命运的角色。”对现实历史内容如何在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叙述说明的则是“物的关系与抽象数量只是特定生产方式下人的关系的显象与表达”，即拜物教，它“既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方式、一种意识与人类生活的现实方式，又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显象与幻觉”。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历史内容显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根本条件在于劳动力商品的出现，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本质的雇佣关系的出现。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整个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之中去考察，马克思最终揭示出，商品内在矛盾在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法得到解决，而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换言之，尽管同样要求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显现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却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叙述，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异化之发生机制的叙述；其落脚点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危机性的揭露，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之客观性表象的戳穿，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虚假性的揭露。 列斐伏尔并非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特别指出：“经济危机不但表达出受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支配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还表达出这一社会的内在统一。它粗暴、自发地恢复了平衡；因此在这样一个体系之内是正常的，甚至具有规范性。它代表了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的'物的力量’（force des choses)。”因此，尽管同样要求让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从与现实历史内容相矛盾走向与之适应，列斐伏尔却不再诉诸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诉诸扬弃资本主义现实异化形式，这无疑退回到了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通过社会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揭示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异化不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于工人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在于雇佣关系中的“剥削”；列斐伏尔则从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就一以贯之地把异化理解为人与外在于它的物的相互建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单方面统治，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进一步揭露出这种异化的发生机制。因此，列斐伏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与其说是“剥削”不如说是“颠倒”。“今天的社会条件以所有权的辩证颠倒为特征。这种权利最初基于人的劳动以及人对这种劳动产品的占有。今天则显现为占有生产资料与剩余价值即占有未支付的劳动时间的人的权利。” 简而言之，列斐伏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所构筑起来的，而是由交换价值构筑起来的；其所理解的现实历史内容之本质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界的开放的矛盾斗争过程。因此其社会历史认识论并不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危机性，不再落脚于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理论依据，而仅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虚假的客观性，从而止步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异化的发生机制的叙述。他因此不得不继续寻找另外的变革现实途径。在《辩证唯物主义》结束处，他以“总体人”的辩证法回答了这一问题。这种“总体人”的辩证法实际上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的“内容”的扩充，因而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之旨归，也是其基础之所在。就此而论，尽管呈现出某些家族相似性，列斐伏尔与时下英美学界流行的“新辩证法学派”那种“脱离内容而仅就形式谈论形式”的理论模式〗有着根本差别，甚至可以说走的正是与此相反的道路。 六、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回归日常生活的生命生成本体论 《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两章，第一章“辩证的矛盾”阐述黑格尔以神秘形式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萌芽，特别是被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掩盖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结论性地表达了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唯物辩证法坚持内容的确凿无疑的第一性地位。唯物主义的唯一定义就是内容对于形式的第一性地位”；“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对这种内容运动的分析，也是对这种总体性运动的一种重建”；“辩证唯物主义是理解生活总体性意义的哲学……它分析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有多面性与戏剧性的总体性”。 第二章“人的生产”则是列斐伏尔正面系统阐述自己辩证唯物主义观的地方。他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从论证“前康德式”的“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个本体论假设开始的，而是从主张“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这个人本主义前提开始的。他站在青年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立场上断言，辩证地扬弃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历史的归宿。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但人并不停留于这种动物性存在，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然界，而力图建立起自身的自然界。这并不是说，人是一种直接现成的纯粹主体，自然界则是人用以确证自身的纯粹被动的客体。一方面，人以他物为自己的对象，因此也是他物的对象；另一方面，人的诞生是一个过程，人在自然界之中又独立于自然界，与之斗争的过程，正是人生产出自身的过程。人在这两个意义上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自然界本身则是无所谓主客体的，因为主客体的产生与显现以自然界为前提；在人作用于自然界以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自然界得到改变，但也并非纯粹消极的惰性存在，而是既为人的活动提供着条件，又保持着对人的威慑力，从而限制着人的活动。但这里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与自然界虽然不再直接地相一致，但也并非单向的掌控与被掌控关系，而是仍然有着适应与和谐的生命本体论意蕴。二者通过实践及其产物进入一个开放的辩证总体之中，进而形成了历史。 人通过实践创造“产物”，从而生产出人的自然界，生产出人自身。在产物这种高于自然客观性的客观性之中，人将自己把握为一种力量，扬弃了自身也扬弃了自然界。产物与决定论又并非纯粹的客观性，扬弃并无终点。因为即便是为人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也并非直接就是自然界本身的规律，而是人通过抽象活动排除干扰，将自然现象的发生条件缩减至严格固化的程度而得出的规律。这些被看作具有干扰性的因素并未消失，其与被分离出来成为产物的因素之关联仍然存在。它将继续出现在人的实践之中，促使实践进一步发展，将产物提升至更高层级，也将人提升至更高层级。此外，为了塑造自然界，人不得不对其活动及其活动对象进行划分，也就是通过抽象活动排除其间的关联，从而得到“与不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专门化形式相对应的多种决定论”。被划分至不同领域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样并未消失，实践随后不得不克服世界上各种决定论的分裂，不断再生产出其间辩证的统一。因此，产物依赖于抽象，也就是依赖于一种分割、孤立、巩固的实践力量；产物又不能停留于这种抽象，而是要推进到具体，也就是要从孤立产物推进到产物的整体——后者将前者作为一个环节纳入自身，从而扬弃了前者。这一整体随后又被推至更高的整体，如此不断往复进展。 这样，通过实践，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出现了一个人已经掌握的领域。这一领域之外又存在着巨大的尚未被人掌握的领域。正是二者之界限推动着实践的进展，人们得以不断拓宽与扬弃自己先前已掌握的领域。但这并非必然。“对这个尚未被掌握的领域，我们的态度也许是通过非科学的手段对其加以探索与解释，或者多少有些武断地用已掌握领域中的意识对其做出设想。”这种解释与设想——神话与宗教即是如此——正导向了神秘化即异化。异化的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已掌握的领域一旦形成，这些探索、解释、不确定与设想也就出现了”。换言之，自从人不满足于与自然界的直接一致，而要求把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开始“人的生产”的那一刻起，人与自然界就永恒地割裂开了。二者之间开始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向人呈现为永恒存在的尚未掌握的领域。其与人已掌握领域之间的边界不断推移，却无法最终得到消解。这既赋予了实践与知识的进展以无限性与开放性，又确立起异化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是说，异化仅限于对未经人化的纯粹自然的非科学解释与设想。而是表明，实践的产物要么得到扬弃，要么陷于异化。意识同样是实践的一种产物。它在实践中形成。即便是产物的生产者，也并非在其生产活动之初、在其产物诞生之初就对自己的活动与产物有着明确的意识。生产活动在不断试验、不断纠正错误中推进，当这种操作本身得到巩固而成为一种技术，实践的人才在进一步研究这种技术以求改进的过程中，获得对这种活动与产物的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入的意识。随着个体实践的产物走向整体化，产物不再能归于单一明确的生产者，意识相对于实践与产物则更加具有一种滞后性。面对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产物的世界，人的意识的形成同样依赖于一种抽象，进而才能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对孤立产物与局部活动的认识出发，又不停留于这种知性认识，而不断在思维中重现其与整体的联系，不断达到对更高层级上的整体的认识。得不到扬弃的意识同样是一种异化。此外，除了纯粹自然，人自身的产物也可能具有一种尚未为人所理解的、高于人的客观力量。这就是社会决定论。它是“人中的自然界……起源于自然的规定，即商品的匮乏与自然的生存斗争……是自然斗争与生物性现实在人中的延续”。而停留于社会决定论的客观性表象，将其视作绝对的客观性，以“更多地基于神秘而非科学的程序来影响这些规律：经济会议，演讲，呼吁某种神秘的、天佑的信心”，而非将其纳入实践的总体性联系之中，则正是异化。 虽然人与自然界不再直接一致并出现异化关系，但仍然保有一种本真性的生命的和谐。尽管频频使用“掌握（dominer）”一词，列斐伏尔却并不把产物尤其是作为产物的特殊形式的“工具”视作人类单方面统摄自然界的表现。“工具不是人的桎梏，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堑壕……已被人化的景观，如田间矗立的风格宜人的房屋，表明自然界中的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界的占有从而与自然界和谐一致。”人尚未掌握的领域之所以永恒存在，并不仅仅由于自然界量上的无限性，而更根本地由于自然界有着一种无法为理性所穷尽的本能生命力量，一种不可完全中介与历史化的反抗与创造的剩余成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同样如此。“世界的统一性虽然被分裂性活动、孤立对象的生产以及特殊因果系列的巩固（物质的或精神的）弄得支离破碎，但在人性的高度上仍然继续着。”人的生命、人的“生产”始终具有一种超越逻辑同一性、走向冲破强制统一的本能力量。列斐伏尔不是在认识中，而是在艺术中发现了这种力量，从而为扬弃了异化的“总体人”提供了依据。认识从抽象推进到具体，从知性推进到理性，每一环节相对于前一环节都是一个总体，相对于后一环节则只是一个已被扬弃的部分。知识仅仅具有相对的总体性与真理性。艺术却“始终包含一种张力，包含着一种趋向总体行动的努力”。“在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每一时代、每一个体都能找到一种令人为之震撼的新内容、新层面。艺术作品如此才成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成为一种既得到规定又鲜活的无限。” 列斐伏尔的这种用以超越异化状态的总体人辩证法想象，既包含着辩证认识论意义上的超越抽象的具体总体之意，又是进一步超越辩证认识论逻辑约束的具有无穷艺术创造力的生命本体论。其“总体人”的艺术生命本体论既来自于马克思，但又不同于马克思。像马克思那样，他承认，总体人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范畴，属于遥远的未来社会人类克服私有制与异化统治的历史目标或人类解放理想概念。在他看来，人类的希望只有一个，这就是实现“总体人”的理想，“在这种人道主义中，最高的权力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人。总体人是自由共同体中的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性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体性”。 但总体人又是一个哲学人类学概念：人类异化的结束将使人回复到人，即所有人类因素的统一。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同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将创造人，又保护了发展取得的全部财富。这种人类共同体组织将不会结束历史，而只是在人完全摆脱其动物性之前结束人类的史前史、自然史。该组织开创了真正的人类时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最终还将试图解决纯属于人类自己的问题，即“幸福、知识、爱和死诸问题”。所以，马克思哲学视野中需要“历史地”解决的暂时问题，在列斐伏尔这里转换成为一种“永恒的”日常生活的“终极关怀”问题。 因此，“总体人”变成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尼采式“酒神精神”的融合，不再是建立在经济必然王国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未来社会形态中的人，而成为超越当下日常生活抽象平庸的艺术的人；其“总体性”不是矛盾和解式的绝对的历史目标的总体性，亦非线性的或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而是在历史的任一有限瞬间体现与完成的总体性，一种本真性生命冲动的总体性。异化冲破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成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生存体验；异化的扬弃则成为与历史及生活具体内容无关的永恒形式，所要求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次性的阶级革命，而是个体的人不断在日常生活中突破同一性桎梏的小事情的革命。列斐伏尔就这样把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实践的辩证法与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置换为一种个体的人的生命总体性实现与日常生活的能动创造性永恒轮回与奇异瞬间的辩证法。 七、余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新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在法国曾长期产生重要影响，许多知识分子正是因读此书走向马克思主义，进而加入法国共产党。然而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该书渐次沦入门可罗雀之窘境。但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解该著赋予辩证唯物主义的殊义卓见。上述基于以“内容与形式”这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为核心的文本义疏析解，一方面揭示出《辩证唯物主义》在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轻内容而重形式”的理论潮流之下所具有的“纠偏匡正”之义；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其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特立独行的理论支点。 对马克思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因为只有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内容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才能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危机性为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人革命提供依据。在卢卡奇那里，内容成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客体的历史内容，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置于历史内容之中去考察，从而意识到二者之颠倒，并在实践上消灭这一形式，恢复总体内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物化本质在此直接地与其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物化的扬弃直接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除。尽管列斐伏尔使用了与卢卡奇相似的术语“总体性”，并同样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理解为一种与历史内容颠倒的异化，其所理解的内容最终却成为一种生命生成本体论的内容，一种异化及其扬弃的永恒轮回的内容。异化的破除由此不再诉诸阶级主体的总体革命，而最终依据一种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个体的生命本能冲动。由于他不仅在正面规范意义上使用总体概念，强调历史内容开放的总体性，且在否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作为生成主体的封闭总体，因而可以说列斐伏尔是从卢卡奇走向阿多诺，从“内容”转向“形式”的中间环节。阿尔都塞摆脱“总问题领域”而走向一种“生产行为”的认识论要求，虽然可视作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认识论的继承，但这里透过“总问题领域”这一形式才能把捉到的、可能为形式所遮蔽的“内容”毕竟已经不再是统一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而成为一种“结构”。直到后拉康式的齐泽克等领航的“新辩证唯物主义”学派，“内容”与“形式”作为“本真”与“象征”得到恢复，辩证法则使跨越二者间鸿沟成为可能。其中的“本真”充满着偶然性，永远存在着无法为理性所消解的坚硬内核，堪称“开放内容”；而象征则呈现为一种秩序与合理性形态，可谓“封闭形式”。因此，认为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乃此种“新辩证唯物主义”之先驱，也不为过。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1期 责编|马大力 网编|陈家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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