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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提到中国的原子弹，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钱学森。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当年研发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王承书的女性科学家。 作为物理领域中罕见的天才，她本该去追逐诺贝尔奖，站在闪耀的世界舞台，但她却甘愿回到祖国隐姓埋名30年，17年未曾与家人相伴。 而这一切，她都心甘情愿。  1912年，王承书在上海出生了，她的父亲中过进士，后来被送到日本留学；她的母亲出身扬州名门，所以在父母的影响下，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小的时候王承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就生病，以至于在六年级和初三的时候她都休了学。 本来，家里人觉得王承书身体不好就不去参加升学考试了，但她偏偏要和同学们一样参加考试还以最好的成绩毕了业。 1930年，18岁的王承书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13名新生中唯一的女性。 她说，“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以后要用物理学，为祖国崛起而奉献一生。” 进入大学后，她每一秒都不敢放松，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四年后，13名学生只有4名学生毕了业，而王承书更是因为是物理系连续三年取得第一名的唯一毕业生，从而获得了学校的最高荣誉“斐托斐”金钥匙奖。 当时，所有认识王承书的同学都不得不承认:“她实在是太强了！”  1941年，王承书考上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而作为她的老师更是丈夫的张文裕决定全力支持妻子读书深造，于是他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和王承书一起来到了美国。 但那时，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过招收已婚妇女做学生的先例。 而这一规定遭到了王承书的质疑，她说：“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于是，她写信到了密歇根大学，当时国际物理学权威教授乌伦贝克觉得王承书实在是太优秀了，硬是破例收下了她。 博士毕业后，她和教授一起进行气体研究，并在1951年提出了影响整个物理学界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公式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并在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 到了1952年，王承书又第一个证明了麦克斯韦气体线性化的玻耳兹曼积分算符的本征函数就是索南多项式，并求出它的本征值的谱。 一个个的学术成就，让她站在了国际学界的最前端，就连她的教授都不得不承认，“王承书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甚至他还大胆预测，过不了几年王承书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但此时，在王承书的心里，她还有一件大事：回国，并且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去！ 那时王承书在美国的待遇是极其优越的，有了车子，房子，还有美满而幸福的生活。 但她依旧选择回去，旁边的好朋友都劝她：别回去了，现在中国什么都没有，你回去是搞不了科研的。 而她却说：“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等着人家把中国建设好再回去，我要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  直到1955年，王承书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她为了躲避美国的检查，她在回国前想尽办法把自己收藏的书刊和笔记资料先后分成300个包裹寄回国内。 临走的时候，她还把自己的全部资产都送了人，朋友们都感慨，“这王承书是铁了心要走了。” 1956年，王承书一家人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那一年她44岁。 回国之后，王承书彻底变成了工作狂，恨不得一秒钟都掰成八瓣用。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但这个技术在中国完全空白，更没有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科研人士，只能依靠苏联提供技术支援。 这时，钱三强找到了王承书，希望她能从事热核聚变技术。 但王承书的专业并不是核聚变，如果她接受了任务就要转行，从零开始。 她想了想，说“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带领了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学习。乘火车需要七天七夜才到，于是她就利用这七天时间，把所有的资料全部翻译成了中文，一下车就可以出版了。  两年后，这个半路出家的科学家，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设计和建造工作。 到了1961年，钱三强又一次的找到了王承书。 对她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不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去搞气体扩散？” 王承书没有犹豫的答应了，那以后，王承书不再发表论文，不接受记者采访，就连丈夫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物理界没了王承书，家里也没了王承书。  1964年1月14日，气体扩散厂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高浓缩铀，这意味着原子弹有了燃料。 9个月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成功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不久后，钱三强再一次找到了王承书。 两个人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 “没有！” “那生活有什么困难？” “没有！” “有什么话让我捎给文裕吗？” “没有！” “如果让你继续选择核事业，继续在504厂发挥作用，你愿意吗？” “愿意！” 就这样，王承书一直在大西北驻守了30年。 1973年，她提出研究激光分离法。 1991年，激光分离浓缩铀成功，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到了80多岁的时候，她又把精力投入到了带学生上面。 她说，“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后来，由于过于操劳，王承书患上了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就拒绝了医生了治疗建议，因为她实在舍不得，她对医生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 所以，王承书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有一次，她的学生诸葛福因为疏忽把一份复印不太清楚的英文学术报告交给了王承书。 王承书就用一个长条放大镜，先按字母自己描，描深了，然后再看看。 看完了之后还把诸葛福找来，一句一句的和他一起修改。 看着被老师一个个描过的字母，诸葛福难过极了，而这个疏忽也成为了他一直以来最大的心结。  1992年，王承书收到了病危通知书，然后，她马上做了一个决定：将自己毕生积蓄的几万元，也一分不剩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这笔钱，是当时“希望工程”，收到的国内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她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希望。” 除此之外，她还留下了一份遗书：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1994年6月18日，一生默默无闻的王承书离开了人世。 她的学生说：“我的老师是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她淡泊名、利、权，用一生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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