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社区工作者的生活

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和旁边的工作者聊起台商的故事。在有事的时候，我不停地接电话，有充燃气费的，有买药的，有看病的。社区的工作没有复杂的地方，不需要琢磨操作系统的调度，但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企业的目标是盈利，遵守环保规定并且不逃税的老板就是好老板，但是不要指望讲人情。台湾的董事长兄妹四人，一人管一家分公司，但是随着上海政府优惠政策的结束，出口外贸停了，工厂开始往越越南迁。三十年的经营，老板在上海不限购的时期买了好几栋楼，光租金就已经抵得上企业的利润，老板自己住厂里的宿舍。从老板关厂子时对待台湾一起打天下的三位老员工就可以看出，还有一个月或一年退休，老板为了避免赔付辞退的费用，让老员工继续看着仓库直至退休年龄。即使有着几十亿的资产，几十万元的钱也要精打细算。

社区不一样，是公益性质的基层组织，服务的对象就是小区的居民。对上，居委会是执行政府的命令，对下，居委会了解和满足居民的诉求。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毒品的危害，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这里干的活是一样的，有人是事业编制，有人是公务员编制，可能领导是事业编参照公务员。疫情防控期间，这里造访的人络绎不绝。因为嘉定区管委会防疫要求限制了居民的自由，大家能否出门都要听从居委会的安排。而居委会则是按照上海市的规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要求灵活调整。毕竟凡有规定，必有意外。比如要求所有人在上海健康云登记，就有很多已经80岁的老夫妻，他们不会操作手机，眼睛也不好，子女又不在身边。比如不准出小区，除了上班的人以外，去医院做产检，血透的，还有最后一天要还房贷的，拿着8000元现金急着要去银行，怕影响征信。家里IC卡燃气费用光了的，陪小孩去杭州坐飞机去日本需要中英文核酸证明的，需要去医院开处方药的。社区工作者在这一刻有了某种解释的义务，因而也具有了相应的权利。比如出入封控的小区来说，他们会有特别的通行证。

以上，就是我的体会和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