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和敌人的斗争不仅局限在地面上的有形战场，在空中还有一场无形的战争，这个无形的战场，就是无线电通信。 很多谍战剧中，都有敌我双方破译对方通信密码的桥段。 电视剧《暗算》中，数学家黄依依通过演算破译了敌人的“光密”； 电视剧《伪装者》中，王天风制定的“死间计划”，就是通过诈降，出卖明台带领的行动组成员，让日方特务相信他们拿到的就是真实的密码本，从而达到在正面战场获得胜利的目的。  《伪装者》剧照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事力量上敌强我弱，但在无线电通信这个无形的战场，我党一开始就处于敌弱我强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周恩来亲自创编的“豪密”。 从1930年红军开始使用无线电通信，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特务组织潜伏大陆，几十年来，“豪密”从未被敌人破译，堪称世界上“最牛”的电台密码。 那么，“豪密”究竟有何神秘之处？为何能达到如此高的保密效果？本篇文章，我们一起走近“豪密”，了解它的神奇之处。 01.我党的第一个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我党在建立之初，由于力量弱小，技术落后，加上南昌起义后军队始终处于敌人的封锁和分割之中，通讯依然采用比较原始的手段，就是由情报人员携带密写信件传送消息，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更大的问题是危险性高，一旦情报人员被捕，情报被敌人掌握的风险非常大。 我党的领导人当然也意识到了先进通讯方式的重要性，于是在党的“六大”后，筹建电台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中共“六大”会址 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既要与湘赣边界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联系，也要与在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联系，因此党的地下电台的筹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 1928年夏天，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我党选了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等6人赴苏联秘密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不久之后的1928年10月， 参加完“六大”从莫斯科回到国内的周恩来，找到在上海法租界任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告知他组织决定派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不过，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学校也需要张沈川自己去找。 没多久，张沈川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个学校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刘鹤年之所以招生办学校，是想利用电台的资源赚点外快。 张沈川化名“张燕铭”，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该学校的学员。此后的半年多时间，张沈川就在这里学习无线电学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收发电报等。 1929年5月结业后，张沈川留在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做起了实习生。有时候，国民党的报务员晚上要出去玩，就让张沈川代班收发报。一开始，他们也不放心张沈川，还派一人在旁边监督，后来发现张沈川做事细心靠谱，从没出过差错，就放松了警惕让他独自代班。 就这样，我党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的军用电台上起了班。 有一天，张沈川趁着夜深人静一个人值班的机会，偷偷地抄了两本国民党军用电台的密码，交给了党组织。 然而好景不长，第六军用电台新来了几个黄埔军校的实习生，给张沈川的工作带来了不便，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辞职，离开了这里。  左为李强，右为张沈川 离开国军第六军用电台后，张沈川利用组织购置的无线电器材，以及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绘制的图纸，制成了一台收报机。 此后一段时间，李强和张沈川负责教中央从各地选调来沪的近10名青年学习报务。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都是采用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上门教学的方式。 1929年秋，在人员、设备都已到位的情况下，中共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建立，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主管报务。 从此，在微弱的“嘀嘀哒哒”声中，红色的电波从上海石库门的一栋三层楼里发向夜空，联系着分散在祖国四面八方的革命同志。 02.“豪密”诞生1929年底，中共在香港建立起了第二个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上海的党中央就能与香港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了。 此后，上海党中央又通过香港电台联络上了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和江西苏区的红军，加上此前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几名骨干陆续回国，我党的无线电队伍迅速壮大。 然而，就在这时，香港的电台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破坏。当时，我党电台使用的是由张沈川编造的密码，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顺序编成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成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的方式编成的。 这样的密码本由于加密方式较为简单，因此很容易就被英国人破译了。 当时，负责收发报的张沈川的徒弟曾三在与香港电台通报时，突然发现报务员的手法和声音都变了，于是，谨慎的曾三停止了发报，只收不答。  曾三 第二天，嚣张的英国人甚至还给上海地下电台发了一份英文电报：“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 可以想象，当曾三收到这份电报时，必然大吃一惊。更令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后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再狡猾一点，冒名顶替香港电台与上海电台联系，或者与江西苏区联系，那将会给我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危险的事情，更换密码本，编制一套更难破译的密码，一时成为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的首要任务。 不久之后，周恩来作为总设计师，创编了一套新的密码。因为当时周恩来有一个化名“伍豪”，因此这套由他创编的密码也就被命名为“豪密”。 03.“豪密”为何难以破译？当时，国内所用的电报有一套明码，是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出版发行的。用于传递情报的电报当然不可能用明码通讯，通常是在明码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加减、易位、数字替代等方法，形成新的密码。  摩斯电码对照表 那么，“豪密”是否以这样的方式加密呢？ 目前，还没有非常直接的公开文字或者当事人公布“豪密”的具体情况，周恩来亲自编制的那部密码，也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原件，但如今我们还是能从一些已经公开的相关人员的只言片语中大概猜出其中的奥秘。 据长期担任党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罗青长说，“豪密”是由数学和文字构成的；在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说：“我们用的密码不重复”。 而在一份已经公开的周恩来1936年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句：
这份电报发出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本掌握在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因为决心分裂红军，故意不让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联系，因此迟迟不将密码本交出来，于是周恩来去电向张索要密码。  这份电报中提到的“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中可以看出，当时红军内部所用的密码，是由书名、册码、报首信息、页码、行数与字序等构成，换句话说，就是双方各拿一本相同的书，发报方将书的页码、行数、第几个字等信息通过电报发给对方，对方再据此去书中找相应的字就可以了。 这样的密码，要破译起来很难。因为即使电文被敌人截获了，但得到的也只是一串数字，因为这串数字和明码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敌人难以猜到这串数字代表的含义。 而且，与传统的密码“一个字对应一个代码”不同的是，“豪密”是称得上动态密码，同一个字在同一份电文中，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代码，可以说是毫无规律可言，这就给破译增加了难度。 最后，即使敌人知道了密码指代的是书中的页码、行数，但到底对应的是哪一本书呢？中国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能每一次使用的书都不一样，即使知道书名，因为出版社、印刷批次的不同，也会使页码行数存在差异。 还有一种，就是“底本加乱数”编码方式。底本，就是类似明码的单表代替式密码本，乱数，就是随机编排的数字表。在加密电文时，底本加上乱数，变成一串数字；翻译电文时，再减去乱数，即可得到底本上的数字。 正是因为乱数是随机数字，因此即使电文中有重复的汉字，在加上乱数后，就会出现同码不同字或者同字不同码的效果。 正是因为这种层层加密的方式，使得“豪密”自从投入使用之后，从未被敌人破译。  04.“豪密”的使用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江西苏区的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张辉瓒师一万余人，同时缴获了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就这样，苏区红军有了一部完整的电台，恰好此次俘虏的国民党军中，有几名报务人员。 经过我党做思想工作，这几名报务人员中有四人留在了红军队伍中，其中一人就是后来担任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 就这样，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并在1931年9月成功和上海临时中央取得联系。 那么，“豪密”又是如何从上海到达江西苏区的呢？当然还是使用传统的“人员带回”方式。 1931年2月，张沈川的徒弟曾三带着半套“豪密”从上海出发，前往江西苏区，与此同时，任弼时化妆成传教的牧师，带着一部《圣经》途经香港到达江西瑞金。而那本《圣经》，正是“豪密”的密码之书！ 几十年后，已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场景：在夜深人静的上海，邓颖超手握一本《圣经》，将电文译成一串串数字，发报员将这些数字发送到江西苏区，身在江西苏区的任弼时对照着他带回来的那本《圣经》，再将接收到的那一串串数字译成一个个汉字……  报务员收发电报 在此后的几十年，“豪密”在我党无线电通信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也曾参与早期地下电台的收发工作，她曾回忆道：
反观我党对国民党电报密码的破译，则屡屡取得胜果。 例如，仅仅在反“围剿”期间，我党的破译小组就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多本，成功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长征期间，红军指挥部根据破译的情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四渡赤水，带领红军成功跳出国民党40万人的围堵缝隙，走出了危局。 甚至，红军还曾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口令和电文格式，模仿蒋介石的语气，假冒蒋介石密电，命令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改变行进路线，成功地给红军争取了渡过乌江的时间。 结尾“豪密”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保证了我党和军队无线电通信的绝对安全，它和我党地下工作一起，“上天入地”，共同创造了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胜利。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烽火已经远去，但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奋战在这条战线上的每一位留下名字或者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  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这条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统帅、隐蔽战线胜利的最大功臣——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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