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讲到尽管徐渭已经探索出在巨幅竖式的空间中如何巧妙地运用墨法、结字来布局使字能够立的住，但由于董其昌、米万钟、邢侗等人固守传统笔法的藩篱，并未在书法的用笔、幅制、章法等方面的发展上发挥应有历史作用，当时福建晋江的张瑞图则另辟蹊径反而一跃成为与邢、米、董（其昌）并称的“晚明善书四大家”之一。张瑞图政治上的作为并不见于《明史》，只因传为魏忠贤书生祠碑，而有了污点，名列《阉党传》，后由学者考查，“写生祠”此说并无道理，真相不得而知，或许是清人污蔑改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张瑞图已然是入阁，成为晚明政坛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地位一如在他之他前的董其昌般对全社会的书风都形成了广泛影响。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三人就是明末创新风气下取得重要成就的三人，即“明末书坛三株树”。  在徐渭开路之后，张瑞图、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处的时代是已经笔墨、笔法、结字走向多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自由的时期。 黄道周受到了“时风”张瑞图影响，强化了张瑞图书法中的连绵之势，弱化了方折却以楷书甚至隶书的笔意去表现行草，因此在整体上的风貌又有不同于张瑞图书法。 倪元璐书学苏东坡，强调了字形的横势，笔墨上则借鉴徐渭书法，却又不及徐渭之放纵，因而更加理性，尤其注重字组的结合搭配，形成了收放有度，姿态别致，墨色相杂的风貌。 王铎不似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般个性极强，而是书学王献之、米芾，一辈子吃着二王的东西 而犹能有成，可见他的天赋异禀。日本书坛甚至说他“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而且在章法上，王铎也是取得了突破。除了用笔的扎实，在落款上，他依然构思巧妙使得整个作品宛若天成，在“明末书坛三株树”中当是最具有强烈的“作品意识”的书家。  不过，遗憾的是随着明代的覆灭，这种明代中晚期兴起的以行草书为主要表现内容，以竖式巨幅为表现形式的书法作品被淹没在了政权更迭之际，而紧随的是后朝统治者严酷的文字狱以及思想上对科技文化的多重钳制，书法上取而代之的是行草书的大坏时期，篆书、隶书再次登上书法史的舞台。这是行草书的悲哀，另一方面，庆幸的是，艺术并不等同于科学技术，行草的阻碍也让书法家们在篆书隶书中找到了突破，从而涌现出了邓石如、伊秉绶、金农等一批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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