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523年 六镇起义：北魏亡国的第一声丧钟 公元523年，北魏北部边境六镇（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军民起兵反叛北魏朝廷，后被镇压。 这一年的四月，因为饥荒，怀荒镇镇民们要求驻守的将领于景开仓放粮。于景拒绝了，灾民一气之下杀了于景，开仓分了粮食，这起抢劫公粮的事件就成了整个北方六镇起兵的导火索。 不久后，沃野镇（今蒙古五原县）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攻占了沃野镇。这个破六韩拔陵据说是匈奴单于的后代，相当有战斗力。在他的带领下，沃野镇民们干脆举起旗帜，大张旗鼓对抗北魏朝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破六韩拔陵自称真王，改年号为真王元年，随后又派出手下大将卫可孤前去攻打临近的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面上城）和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另一边在洛阳，孝明帝元诩年仅十三，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宗室权臣元义手中。元义得知北方发生了叛乱，赶紧以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破六韩拔陵。 就在元彧带兵北上的同时，卫可孤已经攻陷了武川和怀朔，而且六镇之中剩下的柔玄和抚冥镇镇民也揭竿而起，响应破六韩拔陵。 元彧带兵屯驻于云中（今山西境内）以此为据点，随后出兵北上，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遭遇。平日里在中原养尊处优的官军将领和士兵们面对着长年戍边、防御柔然劫掠的六镇起义军，几乎是不堪一击，很快就被被打得落荒而逃。 元彧防守不住，朝廷决定撤换统帅。不久后，朝廷又改派李崇为北讨大都督，又让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元渊两员大将辅助。 李崇用兵小心谨慎，本来打算从长计划，但崔暹莽撞自满，认为对付一群暴民根本不用什么计策，直接打就完了。他信心满满地出兵挑衅破六韩拔陵，结果却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单骑走还。破六韩拔陵乘胜力攻李崇，相似的历史又一次上演了，李崇力战不敌，只好退据云中，和起义军僵持。至此六镇尽为镇民所占。 从这个过程来看，六镇起兵原本也不是约定好的，为什么最初的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这需要从六镇这个制度说起。所谓六镇，是当时北魏建国之初，北魏武帝拓跋焘设下的一道防御“柔然蛮人”的屏障。这里的镇民战时为兵、闲时耕种，大部分都是鲜卑人，遵从着鲜卑族原始的习惯和方式生活。随着疆土不断扩大，北方各民族都置于北魏统治之下，鲜卑族人的社会阶级也随之提高，所以六镇的军民原本是非常有优越感的一群人。 但是从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之后，六镇的职业军人与鲜卑文化这两点没有变，但社会阶级急速下降，以前仕宦、复除的特权没有了，由“国之肺腑”逐步沦落为镇户、府户，身份低下。而迁到洛阳的强宗子弟，受到汉化的洗礼，各各荣显；边镇当兵的，却变得“役同厮养”，这就引起了六镇军民的普遍不满。这种排斥鲜卑武人的政策在当时京城洛阳也能看到，一度还引起了禁军的小规模叛变。 吏制上的改革是引发起义的深层原因，经济上的衰退则使得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孝明帝时期，六镇连年发生旱灾饥荒。523年二月，北魏北部的游牧部落政权柔然也发生大饥荒，向北魏求援，北魏由于自身经济窘迫，加之一贯蔑视柔然，所以予以拒绝。柔然可汗阿那环，遂于四月派兵侵入北魏边境六镇进行剽掠，以解决饥荒。 柔然人抢走了粮食，镇民只好求助于官家。怀荒镇的人民因食物资源大部分被劫夺而生计艰难，遂向镇将武卫将军于景请求赈济，但遭到其蛮横的拒绝，遂怒杀于景夫妇。其实当时整个六镇的情况都差不多，镇民累积的种种不满早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火药，一点就着。 六镇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525年二月，孝明帝元诩终于受不了元义无能而又专权，遂发动政变，解除了他的兵权和职务。与此同时，孝明帝派出使节带礼物出使柔然，请柔然出兵帮助平叛。柔然首领率兵十万进逼沃野镇，连战连捷，大败六镇之军。北魏也派元琛率军自平城出发，进攻怀朔，对六镇形成夹击之势。六月，元琛改变策略，开始分化招降起义军。在南北夹攻的威胁之下，不少起义军将领选择了向官军投诚。破六韩拔陵在叛变者和元琛合计埋伏之下，兵败身死。 结论：乱事虽平，但六镇军民的安置，又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由是引发了日后葛荣领导的更大规模的河北起义。尔朱荣也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得到孝明帝母子的信任。   北魏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公元526年 达摩东渡：禅宗始祖“东游记” 公元526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到达了中国南方，史称达摩东渡。 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始祖。按照《续高僧传》所说，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洛阳伽蓝记》中则记载他是波斯人。达摩曾跟随印度高僧般若多罗学习佛法。他曾问般若多罗自己以后要去哪个地方传播佛法。般若多罗让他先不要远游，等时间到了，就去震旦（中国）。师父还特意嘱咐达摩，说到了中国，千万不要在南方逗留太长时间，那个地方只讲究功业作为，不懂佛家道理。 般若多罗圆寂多年后，达摩听从他之前的教诲，开始东渡前往中国。他首先东渡到南方，与梁武帝讨论佛法。相传，达摩在海上漂泊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了中国，第一站是广州。此前他听闻南朝的梁武帝崇尚佛教，准备前去拜见。 梁武帝在建康接见了达摩，二人就佛法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梁武帝问：“我继位以来，营造了很多佛寺，译写经书，度人出家不知道有多少，有什么功德啊？”达摩回答：“并没有功德，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功德不是世间有为之法能达到的。”梁武帝可以算做当时佛教的最大赞助者，自己对此志得意满，却万万没想到达摩这样评价他，随后又继续问了几个问题，达摩的回答都让他很不高兴。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回去后，梁武帝和禅师说起了达摩，经过禅师开导才明白达摩是在点化他，可惜自己当时没有领会佛法的奥妙。梁武帝后悔莫及，派人去找达摩。达摩知道南梁不是久留之地，就悄悄地乘着一叶芦苇渡江，跑到了北方。 第二站达摩渡过长江，到达了洛阳。当时北方正处于北魏孝明帝统治的时期。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在洛阳达摩看到了佛寺里的宝塔，说自己游历诸国，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就“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后来达摩在嵩山少林寺落脚，一待就是九年。这期间达摩在石洞内面壁修行，并且把自己的佛法整理成了一套完整的佛学体系。这也成为了中国禅宗的起源，少林寺因此成为了禅宗发源地。 达摩在北方，把他的衣钵传给了弟子慧可，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此后一直到六祖惠能，禅宗都一脉相承。 “达摩东渡”的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已经成了禅宗的著名公案。但根据胡适等人的研究发现，这段故事有很多虚构成分。达摩“渡海”而来，是受到普遍认可的，问题是，他到底是怎样渡海的。按照《宝林传》的说法，天竺的异见王为达摩亲自准备了大船，这样达摩就具有了使臣的身份。《佛祖历代通载》则记载，达摩是依附着商船渡海的，活动比较自由。后来流传的故事，把这两个观点整合了。 据记载，他的师父般若多罗曾指点达摩说，东方（中国）获得佛法智慧的人不计其数，说明达摩东渡之前，百姓已广泛地接受了佛教。当时佛教的兴盛，是达摩东来传播佛法的基础。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这个过程中，北方又一直走在南方的前面。北魏供养了大量的僧尼。寺院广占良田，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地方。大量的人口被寺院吸引。僧众越来越多，佛寺却不够用。这些人大多保留合法的僧侣身份，就打着游化行禅的旗号，形成了禅宗的庞大社会基础。 作为禅师的达摩活动在北魏境内，游化于洛阳。“达摩东渡”就成为了禅宗形成的必要部分，被后人逐渐神化。达摩因此被奉为禅宗始祖，成为了符号式的关键人物。 结论：“达摩东渡”是中国禅宗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  公元527年 梁武帝出家：佛教皇帝 公元527年三月，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第一次出家，专心礼佛。三天后，梁武帝从同泰寺返回朝廷，大赦天下。此后，萧衍又先后出家三次。 529年梁武帝第二次在同泰寺出家。他脱下帝袍，换上僧衣，和普通的僧人一样，每天打扫佛寺，睡硬床，在寺中讲解《涅槃经》。但是国家怎么能没有君主呢？十天后，满朝文武大臣去同泰寺跪地央求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却不为所动，寺院住持也没答应。 普通的百姓如果舍身出家，在还俗的时候需要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梁朝大臣一商量，便集体捐了一亿钱，要替萧衍赎回俗身，回去做皇帝。寺院住持看到这么多赎金，二话没说便请梁武帝还俗了。 从同泰寺回来以后，梁武帝只吃素食，不沾鱼肉荤腥，不再和女人同室而寝，一心礼佛，说自己终于真正地获得了人生的乐趣。尤其讲过《涅槃经》后，萧衍精心研究了佛教理论，不但自己养成了食素和禁欲的习惯，还强制命令全国僧人必须吃素。在此之前，佛教徒原本也是荤素都吃的，后来只能吃素的规矩是梁武帝在这时候定下来的。 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他为了表示自己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声称他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舍得多，那自然为我赎身的钱也得更多。其实是在向朝臣要更高的赎金。因此，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两亿钱，才把他赎了回来。 那这么多钱都去哪了？这几亿钱赎金都被佛寺用作了发展资金。到了梁武帝统治末年，全国上下寺庙共计近三千所，光在都城建康就有超过五百所的佛寺。此外建康城的佛寺还奢华无比。僧尼有十余万人，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不用服兵役。这样一来，佛教盛行不仅减少了梁朝的劳动力，还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大大加重了梁朝的经济负担。 547年三月三日，萧衍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朝廷再次出资一亿钱，把他赎回。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四亿钱给他赎身，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萧衍花费了大量国家财产用来大修佛寺、翻译佛经，虽然令佛教盛行于梁国，但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使国势开始衰弱。 萧衍为何要一心发展佛教？因为从儒家理论看，萧衍两次弑君，篡位才成为梁武帝，这个皇帝的名头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合法性。 梁武帝即位初期非常崇信天师道。但是天师道受到皇室的重视后，逐渐过度干涉政事，后来甚至多次参与谋划宫廷政变等造反活动。对于天师道的阴谋暴动，梁武帝深恶痛绝，逐渐对天师道失去了兴趣，找到了当时已经开始传播了的佛教。 梁武帝推行的佛教是一种“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他想如果全国上下都一心礼佛，也就没有人再想奋斗了，当然就没人跟他抢皇位了。然而，萧衍不但没能劝住全国人一起安心礼佛，他对于佛教的推广活动还极大地动摇了他的统治。 由于萧衍对佛教投入精力过多，导致他对朝政日渐疏忽，朝廷慢慢开始佞臣当道，后期朱异等宠臣祸乱朝政。萧衍投入真金白银，举国大肆修建佛寺，对梁朝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终，萧衍为梁国招来了侯景之乱，自己也被活活饿死。 结论：在梁武帝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广建佛寺，不听劝谏。最终落得在侯景之乱时被饿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