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汉学家就其长处而言，一般具有用力勤、方法新、视野广和成见少等特点。由于长期封闭的缘故，过去我们对西方汉学著作知之不多，不甚了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同行的重要著作开始纳入我们的视野，像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英国葛瑞汉（A.C. Graham），法国汪德迈（L. Vandermeersch），谢和耐（Jacques Gemet），荷兰许里和（Erich Zurcher），美国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艾兰（Sarah Allan），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等重要学者的有关论著被翻译成中文，极大地激活与推动了国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其中，西方经久不衰的“《老子》热”及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共振效应，便具有典型意义。
道家传入欧美虽比儒家晚得多，但它却以独特的魅力在异域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尤其是道家典籍《老子》，更是风靡西方。从十九世纪初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近250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  西人对《老子》的解读与痴迷，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历史上，冯·布兰切勒《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将老子比之于基督教的上帝，说二者同具博爱与宽容的精神；新教神学家尤利乌斯·格里尔则列举出《道德经》与《新约》的八十处相似点；阿贝尔·雷米说《老子》第十四章中出现有“耶和华”三个汉字；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体系重构五千言的逻辑结构；荣格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阅读过卫礼贤和布贝尔有关东方哲学的翻译，深受道家哲学的启发，据说还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译《老子》；雅斯贝尔斯著有名为《老子与龙树—两位亚洲神秘主义者》的专著，并在《大哲学家》一书中辟有“孔子”、“老子”专章；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也有老庄哲学的影子，他的《逻辑哲学论》的结语—“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就应当保持沉默”，易于让人联想到道家“不言”的主张；德里达对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解构，颇有老庄哲学的精神气象，以至于他被称为“德里达道家”（Derridaoism）；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声称自己的哲学理念与《老子》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汉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编李约瑟，认为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自称“名誉道家”，并皈依道教，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对于《老子》文本的这类“西化”或“欧式”的解读，斯罗特戴克在其《欧道》一书中戏仿《老子》卷首语“道，可道，非常道”为：“欧道，可道，非常欧道”。
“《老子》热”这一文化现象，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ch Zurcher）的《东西方的老子观》（张海燕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 Heinz Pohl）的《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赵妙根译，刘慧儒校，《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法国索安（Anna 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吕鹏志、陈平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以及美国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的《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何金俐译，学苑出版社，2006年）等，对此多有论及。近年，英国学者克拉克(J.J. Clarke)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The Tao of the West: Western Transformations of Tao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0)一书把原因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 我以为，《老子》本身的思想特质是其流行于西方的重要因素：其一，《老子》言简意深，哲理宏富，它虽然只有区区“五千言”，但却浓缩了这位东方老人的大量的人生智慧与感悟，而且它的诗化哲学的话语表达式往往寓意隐晦，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给后人的无限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主导方向，在于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此外，不应忽略的是，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1993年湖北省荆门郭店古墓出土的楚墓竹简《老子》的三个版本，以其沉埋千载的历史身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研读《老子》原典、向古人寻求智慧的热忱，给西方热度不减的“《老子》热”又添了一把火。  三十年来，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与《老子》古本出土发掘的大背景下，国内学者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老学”研究的重要论文与著作，如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高明《老子帛书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与《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堪与析评引论》（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另一方面，诸如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曾受道家濡染的西方哲学家及其著作，深为国内学人所喜爱，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界。再有，与西方扑面而来的“《老子》热”相呼应，国内有学者打出“当代新道家”的学派旗帜。
早在1947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就曾提出“新道家”的概念，用来指称魏晋玄学。1991年，董光璧发表《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二期） ，同年又出版了《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1年） 一书，称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汤川秀树、李约瑟、卡普拉为“当代新道家”，认为三人的新科学世界观和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早已蕴含在道家思想中，三人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并发展出它的现代形式，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了当代新道家的形象。他指出，当代新道家的实质在于，把中国古代道家的自然人文主义发展为一种科学人文主义，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这种新道家思想，不仅是解决当代世界文明危机的一条出路，也是重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可取方案。 2003年，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20辑，出版了“道家思想在当代” 专号。在该刊头篇《道家思想 在当代》一文中，陈鼓应开宗明义指出，道家文化在当代受注意的程度显示出它的生命活力，其主要通过蕴涵的政治智慧、人生境界及形上思辨等智慧表现出来。道家传统在当代复兴的契机在于：它的批判意识可以让人们在喧哗的闹市中保持心灵的自主与独立，并不断审视各种现存的价值与秩序，这有助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和谐发展；它提出的“公”、“正”、“无私”等社会秩序之精神更易于和当代社会民主法治的理想相适应；道家的宇宙精神强调从自然秩序中维系人间秩序，视自然界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并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显然更能形成人与自然界的一体关系，对当代社会重视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显然是积极的思想资源；它的生命意境，引导人们以有形的世界超越到无形的世界，使得人们的生命可以超越功利的追求，而具有审美和艺术的灵魂，这种对个人生命的提升，对于出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本刊中，还有学者著文讨论了现代新道家得以成立的现代意义；有的提出了当代中国学人中的“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认为严复、王国维、金岳霖、方东美、宗白华等亦可称为“当代新道家”，冯友兰、熊十力等乃是儒道兼宗的哲学家，蒙文通、汤用彤等颇具道家情怀。 至此，“当代新道家”作为与“现代新儒家”相对应的哲学流派，它的思想宗旨与学术谱系浮出水面，也大致表达出作为一个学派所不可或缺的学派的认同与自觉。 《老子》老而不朽，历久弥新。《老子》的传播与研究，在东西方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使古今思想实现超距交流。这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