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文化常识。
这四本著作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其中所刻画描绘的故事、人物更是深入人心、至今不衰，掀起一阵又一阵的热度，诸多影视剧以其中片段或全部内容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有关于四大名著的研究与讨论也层出不穷。
然而或许你不知道的是，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统称为“四大名著”只是建国之后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最开始是由明代王世贞提出“四大奇书”这一说法，包括《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
后来冯梦龙又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并称为“四大奇书。”
直到清初，一个叫李渔的人对两个不同版本的“四大奇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世贞提出的四本书并不是同类著作，有历史散文、哲学文集、戏曲剧本，并不能一同归类于“奇书”。
而冯梦龙所评“奇书”都是长篇通俗小说，反映的是共同的社会文化，并且都迎合了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因此可以并称为“四大奇书”。渐渐地冯梦龙提出的“四大奇书”更被老百姓所接受，开始广为流传。
随着封建制度的加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由于有性的描写，被视为淫秽小说，从顺治年间开始，先后颁布了十余次有关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的法令，《金瓶梅》因此成为禁书。
后来《红楼梦》的问世，获得读者一致好评，成功取代《金瓶梅》，形成了新的“四大奇书”。
到了近现代，由于这四本书出版量巨大，因此一些出版社便将这四部小说合并出版，并冠以“四大名著”系列丛书之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也率先推出这四本小说，随着其他出版社的效仿，“四大名著”的叫法也逐渐流行。
其实，在建国之前，除了这四本名著以外还有两本著作备受读者喜爱，就是《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甚至有人将它们与前文四部书合称为“六大名著”。
《聊斋志异》我们都很熟悉，小时候一定看过以此为蓝本翻拍的各类影视剧，宁采臣、聂小倩这些名字更是耳熟能详。
它的作者蒲松龄是清朝人，自幼聪敏，十九岁就中了秀才，本以为科举之路十分顺畅，不料此后多次科考却再也没有高中过，直到72岁才被补为贡生。
蒲松龄原本是官宦世家，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他的仕途之路又一直不顺，只好以教书为生，常年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清朝初期的社会有了更为清醒理智的认识，并将自己的见闻与思考倾注于笔端，写下《聊斋志异》这一文学著作。
全书有着近五百个小故事，除了我们熟知的不惧世俗礼教，勇敢追爱的主题外，还有抨击科举制度的黑暗、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题材的小说内容。
不仅写尽天下奇闻异事，更具有深刻的批判讽刺意味，正如郭沫若所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再说《儒林外史》，可谓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代表作，或许光听书名有些陌生，但只要提及几个名字一定会倍感熟悉，年逾五十方才中举却导致精神失常的范进，临终前因点了两根烛芯而久久不肯咽气的小气鬼严监生等，全书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揭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是清朝人，出身望族，他的祖辈们多考中进士，然而等到吴敬梓参加科考时，却屡屡碰壁。
父亲去世后，吴敬梓因为不善治理，过上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后来再次科考却被扣上了“文章大好人大怪”的帽子，愤懑之下离开家乡，全靠卖文写字和朋友接济为生。
那时候虽然仍旧是康乾盛世，但表面的繁荣却无法掩盖背后的黑暗腐朽，八股取士的思维固化、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使得吴敬梓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社会现状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厌恶之情，也正是因为个人的经历，才使得吴敬梓将自己的见闻观点反应在《儒林外史》中，以辛辣的讽刺对于丑恶事物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揭露。
《儒林外史》一经问世，便备受追捧，鲁迅赞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这本书在国际上也颇有盛誉，早被多国翻译转载。
既然《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都如此受欢迎，那为什么建国之后却不被作为主流推荐呢？
首先传统的四大名著都是具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故事贯穿全文，可读性高便于传阅，而《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都是短篇小说集，又多为文言文形式，不利于广泛的阅读传播。
其次，建国初期，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出版社在出版小说时不仅要考虑到销量与民众普及度，更要注重其背后的教育意义。
《聊斋志异》多写鬼怪，封建迷信气息浓重，不符合我国现有的科学价值观，《儒林外史》注重批判讽刺，且内容多是旧有制度之下的黑暗现象，不利于培养积极阳光的人生心态，加上主旨过于深刻，传读性也就没那么高了。
其实，不论是四大名著还是六大名著，它们都是中华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读书，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便在接触的一件事，读书可明智识礼，学会读书，乐于读书，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更能让我们在面临人生选择时变得睿智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