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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2.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全面恢复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证券。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甚至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 3.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个婢女，王莽应是逼着他自尽偿命。不少史学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和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4.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汉武帝的变法相比，可以发现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经平息，削藩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王莽以外戚身份去的政权的合法性尚未解决，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于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推行的众多改革侵损民众权益。 5.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谋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6.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7.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 8.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若国民经济倒退回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 9.东汉末期到隋朝建立，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出现了两个极致的现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民国初期，其共同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者丧失的时期。 10.唐朝在四大制度的建设上的最大成就是科举制。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基本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11.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七千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中最少的政府了。 12.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佣兵坐大。 1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不足之处，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14.安史之乱后，刘晏的改革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更重要的是史家对其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15.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之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公元781年，唐德宗亲在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屡败，甚至在两年后长安被攻破。唐德宗被迫出走，还下了《罪己诏》，赦免了哪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地方割据之势再无改观。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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