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的争论延续了很久，曾经有过“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的说法，当时就让人觉得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并不了解中国，而事实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评论过王安石。被认为是当时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说过：“人言安石奸佞，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张安道则用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来说王安石“必乱天下”。“文革”中被关押近十三年之久的陆定一曾说王安石改革是搞“文化大革命。” 王安石写过一部《字说》，张文潜和张安道谈到王安石“不晓事”的时候，张安道说：你只要去看《字说》就明白了。张文潜反驳道：《字说》也不过二三分不合人意。张安道：“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晓事矣。”仅仅二三分合人意，难道不觉得粗疏？《字说》中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苏东坡就开过《字说》的玩笑：“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鸬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还说：“三鹿为麤，麤不及牛。三牛为犇,犇不及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即便如此，《宋史·王安石传》说此书：“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的学术，不可能令人心服，但能剥夺学者的独立思考，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性格，王安石刚参政就粗暴地“视庙堂如无人”，还“一旦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随着以后变法的失败，用行政的力量推行的此书最终被社会所捐弃，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如唐人《云仙杂志》所引：“袁利见为性顽犷，方棠谓袁生已封'三鹿郡公’”，三鹿成一“麤”字，也就是“粗”的异体字。王安石的“不晓事”，以及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就是失之于自以为是的粗疏、粗暴。 王安变法离不开宋神宗的支持，而才二十出头的宋神宗无知而极想证明自己，乃至其父英宗的正确性，于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自以为是与无知虚荣结成了联盟。首先是决心要扫除一切约束，郑獬、吕诲等坚持原则，有思想的人必须排挤出去，唐介则给他一个“朋党”之类的指责，气也要把他气死！然后是韩琦、吕公著、李常、司马光......他总是“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要不就拿皇帝来压人，永远占领着制高点。然而“托古改制”，以儒家的面貌出现，以法家的手段进行改革，从来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宋神宗曾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儒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否认王安石的清廉，但他的竭力有为，难道没有青史留名的私念？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宁州通判邓绾从中看到了机会，只因为他大唱赞歌，当上了美官而被人讥讽，他却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京东转运使吴居厚“掊敛虐害”地方，还鼓励莱芜、利国二地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神宗居然对其进行褒奖，升为天章阁待制。 《王安石传》中介绍了改革的主要方向，首先是青苗法：“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因为出发点是要钱，而所用之人是苏洵在《辩奸论》中所说的“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说白了也都是些粗坯。借贷本来是自愿的，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任务，不需要的也得借！《宋史．食货志四》说：“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农民得到的是利息高达20%的贷款！一年两次就是40%。钱到了农民手里，官府又想让他们马上消费掉，于是“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设于必经之路的官营酒肆，用娼女作乐等方法，竭力诱使他们提前去高消费！于是酒后滋事、官兵弹压，都为官吏们创造了从中渔利的空间。其他如均输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都没有触动关键问题，徒增麻烦而已。如此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变成了扰民和扰乱社会。国进民退，极权主义改革使市场萎缩，百姓没法过了。 还是苏洵《辩奸论》中所说：“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王衍、卢杞如果没有晋惠帝、唐德宗这样的昏君就不可能做出许多坏事。由于先天不足，就更需要用成功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天下人就成了做实验的小白鼠，王安石甚至说出了“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这样的话。实施淤田法，程昉开堤冲毁了农田四千顷还是“能干”！免役法弄得服“衙前役”者家破人亡， “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结果“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如此，必须引进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才能对旧党进行残酷打击，强行将变法进行下去，从而也使得先前还算比较和谐的政坛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新法固然充盈了国库，但严重盘剥了百姓，不但违背社会道德，而且动摇了统治基础。就像破旧的危房，不去动它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一旦强行去修葺，反而加速了它的倒塌。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司马光所说：“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结果。 以国家主义相比标榜，经营天下只是他们的一场游戏，输赢都容不得别人插手。比如想要做英主，又不自量力地开拓西北，结果一败涂地，永乐城陷落，几十万军队没了。王安石说：“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强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但闾巷之贱人的钱总是有限的，怎经得起他们胡闹。而且正如陆游所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与闾巷之贱人争利，岂不是找错了对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沉湎于自以为是，实在可怕。 原载香港《文汇报》 2008年11月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