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戎装照  藏北无人区  新藏公路  1975年4月，在喀什步兵六师炮团当兵时，我和李海生接到命令，配属武汉测绘大队到藏北执行通信保障任务。我们4月13日出发，赶到莎车县步兵六师师部，领到了南疆军区通信处发给我们的一部硅两瓦电台和通信文件。 第二天到达叶城，大队在叶城基地补给了上山物资，每个人配备了狗皮褥子，羊皮背心，雪镜（防雪盲），还有一套上绿下蓝的涤卡民警服装，因为62年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只留下民政检查站，所以在中印边界执行任务的部队都要穿民警服装，避免发生边境纠纷。能多发一套服装，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 4月15号我们开始翻越喀喇昆仑山，路程158公里。整个武汉军区测绘大队的几十台车蜿蜒行进在新藏公路上。那时新藏公路还不是等级公路，是一条石子铺的路，坡陡、弯多，道路很狭窄，有的地方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汽车需要不断的鸣号，警示对向车辆，走到狭窄处，车辆必须停车让行。 公路在山间盘旋，一面是看不见山顶的崖壁，一面又是不见底的深沟，我们坐在大厢上非常紧张，双手紧紧抓住汽车的大厢板，深怕掉进了万丈深渊。 我的同学、聂天南的父亲就是在新藏公路上翻车牺牲的。他的父亲名叫聂忠山，是南疆军区后勤部军械科长，正团职干部。1961年他到新藏阿里执行任务，返回途中不幸出事的，本来他是坐在驾驶室里的，后来他把坐在大厢板上的战士换到驾驶室室里，结果翻车被甩到车外牺牲了。 几十年来有许多边防军人把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定格这条雪域天路上。途中最险的是阿卡子达坂，海拔4000多米，以道路险，海拔高而著称，由于汽车在高原上缺氧动力下降，解放牌汽车只能以1档和2档的速度前进，由于气压低，水的沸点只有80度，汽车水箱经常“开锅”，只好停车降温。 在达坂最高处，我们有了高原反应，主要是头痛头胀，心率加快，幸亏很快翻过了达坂，大家才感觉舒服了。这是喀喇昆仑山给我们的见面礼。下午到达库地兵站，兵站院内有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我们一起的炮团四连的姓李战友，打起了乒乓球，没过几分钟，他就蹲在墙边不吭声了，鼻涕眼泪往下掉，出现了严重缺氧的症状。 第二天，我们继续出发，翻过赛里亚克达坂，途中经过麻扎兵站，麻扎维吾尔语是坟墓的意思，这里是攀登乔戈里峰的出发地，向北北直线距离70公里，是位于中巴边境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K2峰），海拔8611米，高度虽不及珠峰，但是攀登难度高于珠峰，许多登山者丧命于此，被称为“杀人峰”。 全天行军228公里到达三十里营房。三十里营房因距离国民党边卡大队的驻地赛图拉三十里而得名，海拔三千八百米，天空防区指挥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机务站，均在此地，条件相对比较好，被称为喀喇昆仑山上'小上海'。每天晚上都放老电影，活跃了官兵的文化生活。我们在此休整了十几天，主要是为了适应高原反应。  康西瓦烈士陵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牺牲的烈士埋葬于此 1962年康西瓦前线指挥部 4月30日我们继续向藏北出发，行军101公里到达进入藏北前的最后一站大红柳滩兵站。途中经过了康西瓦，康西瓦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指挥部的驻地，由一个土平房的四合院组成，一间房子里放着一部千瓦电台，这是62年战争期间康前指和总参谋部联系的无线电台，由于是电子管的，体积有两立方米大，属于落后的通信装备。那时我军装备落后，边境哨所配备的都是小型电台，功率小，通信距离短，电文如果上报总部，要靠康西瓦的千瓦机转报。1963年，前指下撤到叶城，电台只好留了下来，因为无人看管，电子管散落了一地。后来我军通信装备更新，这些装备就只好淘汰了。 院子里散落着一些长方形水泥混凝土块，上面刻着'同志之墓'，看来是埋葬阵亡官兵没有用完的墓碑，官兵牺牲后，只要把名字和生平刻上就行了。棺木则由南疆军区驻疏勒县工程大队制作，送到山上来。公路北面就是康西瓦烈士陵园，墓园中有一座高达六、七米的纪念碑，向南，上面刻着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书写的碑文。 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牺牲的90多位烈士埋葬于此，就是一个土堆，一块墓碑，非常简朴。我仔细地看着每一块墓碑上的碑文，大多数都是荣立三等功的战士，年龄都在20岁左右，当时只要是在战斗中牺牲，基本上都可以立三等功。 中印战争西线，我军处于攻势，印军处于守势；印军工事坚固，地雷密布，我军高寒缺氧，前仆后继，战斗异常惨烈。作战中消灭印军460人，我军也伤亡300多人。 牺牲的烈士主要安葬在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园，叶城烈士陵园和疏勒县烈士陵园，军官和获得荣誉称号，荣立一、二等功的烈士主要安葬在疏勒县和叶城县两个烈士陵园，其余的烈士都安葬在康西瓦和狮泉河两个烈士陵园。康西瓦安葬的烈士人数最多。由于康西瓦海拔4200多米，地处喀喇昆仑山腹地，烈士的亲人前来祭祀的很少，只有过往的军车和部队点烟、洒酒进行集体祭拜。  新藏公路阿克赛钦段 5月1日，收音机传来了首都人民五一集会的声音，车队继续出发，路程218公里。 今天将是最为严峻的考验，前一段行军海拔有高有低，高山反应还不是很严重，今天将全天进入到海拔5000多米。车队行进58公里，开始翻越海拔5200米的奇台达坂，我们的高原反应开始了，头痛头胀，呼吸困难，鼻涕眼泪往下流，感觉非常难受。 我担心晕车，就坐在汽车大厢最前面，迎着高原的冷风，但并没有消除不舒服的感觉，实际上反而加重了高山反应。 又走了88公里，到达甜水海兵站吃中午饭，我实在感觉难受极了，下车就靠在半米直径的原木上不动了，大队的曹军医也靠在那里。在兵站的宿舍里，大队一位40岁左右的老股长躺在大炕上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走就没命了，请领导让我下山吧。 后来听说这位股长下山了。分队的一位姓钟的湖北籍新兵也叫喊头疼，流露出想下山的意思，在姓刘的副分队长严厉目光的威逼下，不敢吭声了。 吃完饭后，继续出发，行走在阿克塞钦高原，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到了阿克赛钦地区。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印两国的争议地区，面积有2.7平方公里，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阿里，北接新疆，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是新藏之间的必经之路，新藏公路距边境只有几十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这里的景观非常奇特，一片平原，山的相对海拔高度只有几十米，可是绝对海拔已经达到5000多米，远处的阿克萨依湖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白云压着山顶。如果忽略高海拔，看上去就和内陆的平原丘陵一样。 由于高山反应比较严重，没有人欣赏高原景观，全车的人都紧闭眼睛不吭声，横七竖八地躺在车厢里，你压着我，我压着你，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分队长为了调节情绪，让一位同志讲故事，结果连讲故事的同志都没有声音了。司机们更辛苦了，忍着高山反应开车，一位司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给汽车轮胎打气，另外一位司机由于高山反应严重开不动车，汽车连长只好顶上去开。 下午翻过5380米的界山达坂后，一个藏族妇女带着两个藏族儿童在注视着我们的车队，他们戴着白色羊皮帽子，穿着白色的羊皮大衣，藏族儿童的脸被紫外线晒得黑红，十分可爱。 至此之后两个月，我们再没有看到一个藏族老乡。离开新藏公路，向东南走了十几公里，就进入藏北无人区的拉竹龙，到达宿营地后，大家都躺在地上不动了，连搭帐篷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分队长的催促下，大家勉强起来搭帐篷，最费劲的活是给帐篷打桩，50多厘米长的钢制角桩要一锤一锤地往地里打，打几下就得休息一下。晚上我睡在帐篷的角上，刺骨的寒风从帐篷的缝隙里钻进来，剧烈的头痛，使我彻夜难眠。 藏北无人区 藏北平均海拔5000多米，又名羌塘，是我国最大的一片高原无人区，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属西藏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 北面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相连，西北面和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相连，由于没有人类活动，我们在行军途中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几百只藏羚羊像云彩一样从天边掠过。近百只像斑马一样的藏野驴（当时我们以为是野马）在荒原上奔腾。 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倒毙的藏羚羊的尸骨，每到这时，大家就下车去捡羚羊角，用钢锯片把藏羚羊角从头骨上锯下来，用工具把羚羊角的中间掏空后，塞进一个54式手枪的弹壳，就成为一个漂亮的烟嘴。 有一次，一只野兔从我们帐篷前过去，不一会，一只灰黄色的狼就追过来了，在帐篷前十几米蹲了下来，和我们对峙起来，我们拿起了56式冲锋枪，但按规定不能开枪，过了一会，狼悻悻的走了。 雪山、湖泊、荒原构成了藏北无人区的基本地貌，整个大地寂静极了，听不到一点声音，给人一种神秘感、恐惧感，好像世界上只有自己存在。配发的熊猫牌高原专用收音机也收不到中央台的声音。 我们作业区的附近就是著名的户外探险道路克里雅古道，探险难度极高，20世纪初，有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探险家来探险，但都几乎丧命，狼狈而归。近年来兴起探险热，但一般专业人士都不敢涉及此道，2000年以来也只有三批驴友穿过此道。由于我分队完成任务速度慢，三分队超越我们向北挺近，用两台解放30带绞盘122榴弹炮牵引车互相配合，翻过位于新藏边界海拔5400多米克里雅山口到达新疆于田的阿羌乡，开创了汽车穿越克里雅古道的先例。 藏北无人区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环境的艰险。我们进去是军人的天职，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能安全回来，也只能说是幸运的。 一次运载我们的越野卡车刹车失灵，从坡上滑到坡下，没有翻车，真是万幸。还有一次，我坐在的卡车上，牵引一辆故障车，结果后车的几十公斤重的牵引钩被钢丝绳拽脱，打到前车的大厢板上从胳膊肘擦过，当时我的胳膊就不能动了，假如位置再偏上一点，我就“光荣”了。 为了填补藏北无人区的地图空白，总部每年组织全军测绘大队轮流进入藏北无人区。有的测绘大队一年就牺牲4个人，河水溺亡，高原病病亡，从山上摔亡，都有。尤其是感冒引发高原肺水肿，那时也没有GPS定位，直升飞机救援，病人往往来不及往外送，十几个小时就死了。所以我们没人敢洗澡，几个月的时间就一直坚持着。 我们分队的测绘任务开局很不顺利。进入藏北无人区的第二天就开始寻找测绘点，就是钢制三角觇标高约3米左右，下面埋有水泥墩标有经纬度基准点，那是测绘工作的依据。由于没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和参照物，没有地图，没有藏民，寻找一个三米高觇标很困难，只能沿着往年的车辙寻找。 每天的工作就是晚上搭帐篷睡觉，早上起床收帐篷出发。自从大红柳滩出发以来，已连续行军半个月，高山反应、寒冷、晕车，大家身体的疲劳忍耐程度已经达到极限。只要车一停下来，大家立刻下车，躺在地下，才能消除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如果再找不到测绘点，汽油和物资消耗将支撑不下去，我们将不得不返回大本营，大家的努力将半途而废，无功而返。那个时候军人的战斗意志很顽强，分队深入无人区腹地，保障措施只有一袋小枕头大的氧气袋，但是没有人吸一口。 战士们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但是完不成任务，他们觉得是军人的耻辱。其他分队都已按期展开工作，我们还在荒原上打转转。大家都很急躁，战士们私下说起了带队的大队副参谋长的怪话。 一天帐篷外面下了一夜雪，黎明晴空万里，大地一片洁白，视线非常好，副参谋长心急如焚睡不着觉，拿着望远镜就到高处去观察，终于在2公里之外找到了三角觇标。 当时的测绘方法是，把经纬仪架在基准点上，晚上通过观测恒星的位置，来确定大地的坐标，白天计算兵摇着老式的计算机处理数据。 遇到好的天气，几天就可以测完，如果天气不好，就要十几天。测完一个点，再测一个点。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所在分队终于赶在高原冻土解冻之前完成了测绘任务，于6月底返回多玛大本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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