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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对考古题材的写作一直是我一个心中之结。我从1990年开始以考古题材为中心撰写著作，并立下一个志愿，在有生之年，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发掘，以纪实的形式写出来，留给后来者。我完成的第一部考古题材作品是描写北京昌平十三陵中埋葬万历皇帝皇后的定陵发现、发掘的故事，即《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继之创作了《复活的军团——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记》《西汉孤魂——马王堆遗址发掘记》《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发掘记》等10部纪实文学作品，取名为《考古中国》系列。 当创作完成这考古系列10部作品的时候，已是2003年，我开始准备三星堆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的创作。在见到三星堆出土的实物之前，我已看过图片，很震撼。这些文物与中原文物不同，很特别，有意思有特色，特别是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及黄金面具、金杖等，这在中原和外国的博物馆中没有见过，对我的想象形成很大冲击，感到很不可思议，有迫切想追问这批文物来源以及这样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冲动。只是限于当时的出行条件，迟迟未能如愿。直到2003年春，我才有机会来到成都和广汉，见到梦寐以求的三星堆文物和当年发现、发掘、保护的专家学者们。
2003年春，北京“非典”全面暴发的前夜，我乘飞机离开北京来到四川成都，然后转车到广汉采访三星堆发掘的人和事。 我先找到文管所的熬天照先生，他是三星堆发现、发掘，特别是保护方面的专家和关键人物，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可谓付出一生心血。熬先生带我来到三星堆遗址和博物馆参观，借此机会我认识了肖馆长和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当然也认识了燕家院子的家庭成员和当年几个参加发掘的村民。大约一周的参观、采访，令我大体了解了遗址、文物情况与发现、发掘、保护经过。随后，我返回成都，又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等地，访问了数位当年参与发掘、修复、保护的专家学者，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追访与核实，为这部著作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与三星堆遗址考古站站长陈德安先生在四川省博物馆门外那个小茶场（还有专门做掏耳朵服务的，感觉很新鲜）喝茶，了解到三星堆一些未解之谜。 水渠里的宝贝 民国18年（1929）的农历二月，位于蜀国腹地的川西坝子在经历一个严冬的干旱和寒风肆虐之后，终于迎来明媚的春天。 二月初八这天，燕道诚老汉一大早就起了床，待洗漱完毕，将身上的长衫和头上的礼帽对着镜子整了整，见无破绽，便提了早已备好的礼物跨出房门。燕道诚一大早就起床，是因为一位老友的小儿子要举行婚礼，特邀他出席婚宴，还请他在婚宴上讲几句。对方在广汉县算是有点身份的绅士，燕道诚在家闲得心慌也乐意凑个热闹，便置办礼物前去贺喜，除痛饮一场外，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摆摆派头，抖抖老来的威风。
燕道诚走后，其儿子、已届40岁的燕青保吃过早饭，喊上14岁的儿子牵了牛、扛了锄头，向院墙外约20米的一条堰沟旁走去，准备车水灌田。
燕道诚（左）与儿子燕青保（图片来源：岳南《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 在马牧河北岸，有一块弯弯的台地高高突出，这就是著名的月亮湾。马牧河南岸，有3个高出地面的黄土堆。由于这3个土堆在一马平川的土地上突兀而起，且块头较大，在本区域很是抢眼，远远看去如同天上的3颗金星。自从燕家搬到这块美丽又富饶的台地上定居以来，为灌田方便，就在水沟旁安了一部龙骨水车，车与沟之间有一条大约2米长的小水渠相连，车下是一个被当地百姓称作“龙窝”的水坑。此坑每到冬天闲置时便遭淤泥堵塞，待春天灌田时需要清除淤泥，龙骨水车方能正常运转，车出的水也才能“哗哗啦啦”地流向田地。当燕青保父子二人来到水渠边时，先把那头老黄牛拴在车上，然后按照惯例挥锨弄锄开始清淤铲泥。大约用了半个时辰工夫，就将“龙窝”掏成。老黄牛拉着龙骨水车慢慢腾腾地运转起来，清凌凌的水顺着铺好的渠道“哗哗”地流向肥沃的稻田。  燕青保弯腰弓背挥动锄头连续挖出十几撮箕稀泥，“龙窝”明显加深加大。待他举起锄头想加把劲再挖深些时，想不到锄头刚一落地，就传出“砰”的一声闷响，两手虎口被震得有些麻酥酥地发胀、发痛。燕青保心想是不是遇到了一块小顽石，便换个角度再次扬起锄头劈将下去。而这次又是“砰”的一声响，除两手再度被震麻外，翻起的污泥还溅了自己一身。他将锄头抬起来察看，只见刃锋被锛掉一块。“这是咋回事，难道是遇到地鬼了不成?”燕青保有点恼怒地小声骂着，不再用力刨掘，而是变换战术在周边慢慢清理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块长约5尺、宽3尺，比普通桌面大得多的石板显露出来。  “这好好的'龙窝’咋会有块石板呢?”燕青保不解地小声问着，转身向他儿子喊道：“小子，这里有块石板，面光得很，拿回家可用得，赶紧过来帮我撬。”燕道诚正对他的孙子眉飞色舞地大吹特吹着中午那场婚宴如何气派非凡，直惹得这未出过家门的小孙子两眼发直、口水直流。此时听到燕青保这一声喊，忙停了讲演，和孙子一同来到“龙窝”前观看。此时燕青保已用锄柄将石板撬开了一条缝隙，他儿子忙跑过去将锄柄按住，燕青保便腾出双手把住大石板的边缘，嘴里喊声“给我起来吧”，两膀一用力，大石板带着泥水“哗”地一下被掀起，直楞楞地立在“龙窝”边。就在燕氏一家老少三代把目光移到石板下方时，不禁大惊失色。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张着嘴，呆愣愣地望着面前的一切，好半天没缓过神来——只见石板下是一个长方形深坑，坑中堆满一件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玉石器。  “宝，下面是宝贝呵!”燕道诚好半天才于惊愕之中嘴唇哆嗦着喊了一声，随后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伸手抓起一件玉瑗和一件玉琮。只见两件器物在夕阳的余晖照耀下放射出青黝黝的光，直让人觉得眼前异彩纷呈、雾气迷蒙又晕眩缭乱。
燕家挖出的玉瑗，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后来，部分玉器被燕道诚卖到古董市场。古董商得到这批玉器后，很快以天价转手倒卖，众多的业内行家突然看到这批玉器，惊叹不已，连呼稀世之宝，纷纷追索探寻它的来源。古董商的行动也引起了英籍基督教传教士董宜笃的注意。 董宜笃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名，骑着毛驴来到中兴场月亮湾燕家。燕道诚见一位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的洋人前来拜会，便知与自家的玉器有关，心想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他一边小心谨慎地伺候着，一边像平时对付古董商一样打着哈哈摇头应对。董宜笃见无法撬开燕氏的嘴巴，也不好撕破脸皮逼问，只得将气憋在肚里，先打道回府再另想计谋。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的思考，他决定去广汉县文昌宫找陶旅长，或许只有他才能撬开燕道诚那铁一样的嘴巴，并让他把吃进去的肥肉加骨头全部吐出来。 陶旅长姓陶名凯，字宗伯，年方34岁，北川人士。早年肄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辛亥革命事起，受时势影响，立志掌握枪杆子来治国平天下，遂入成都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在刘湘任总司令的川军邓锡侯部当了一名排长。 陶凯听到董宜笃拜见的禀报，忙抛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大堂迎接。师徒落座，香茶饮过，董宜笃开始将此次来访的目的和盘托出，希望陶凯不负所望，一定想方设法从燕家鼓捣出几件上等玉器过过眼瘾，以了平生嗜好之愿。一个星期后，陶凯亲自带着一帮官兵以检查防区军务为名，顺道来到中兴场月亮湾燕家。陶旅长直言不讳地提到玉器并要“借”几件把玩一番，以过好古之瘾。燕道诚一看这阵势，心中蓦地打了个冷战，知道躲过初一也很难躲过十五，这位活阎王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放过小鬼，还是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索性卖个人情吧。 不一会儿，燕道诚两手捧着一个红色的布包满脸堆笑地走出来，来到堂厅将包放到一张枣木茶桌上，故作慌张地用眼角余光冲四周望了望。陶旅长心领神会，抬手屏退左右护卫人员，径自将包慢慢揭开，那原本有些灰暗的屋子瞬时华光四射，通透明亮起来。陶旅长“啊”了一声，情不自禁地起身伸长脖子大瞪着眼睛进行观看。只见面前摆放着的玉璋、玉琮、玉刀等5件器物，件件玲珑剔透、精美异常。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刀（图片来源：岳南《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 陶凯又像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拉着燕道诚的手，半低着头，两道透着寒气的目光逼视着对方的脸，压低声音柔中带刀地说道：“燕知事，我们都是官道上的人，明人不做暗事，你实话对我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弄出来的?” 燕道诚听罢，顿感愕然，嘴里哼哼哈哈地说着“这个……这个嘛……”很快又将心一横、牙一咬，铁青着脸冷冷地说：“陶旅长，看来你真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呵！明人不做暗事，事到如今对您我也就不隐瞒了，就在那块稻田的下面，家里人种地时刨出来的。”说着抬头撅着下巴冲远处轻轻点了一下。 “呵，呵!”陶凯听罢点了点头，表示心领神会，转身跃上副官早已备好的高头大马，抖动缰绳，率领手下官兵趾高气扬地沿江岸绝尘而去。 一个星期后，陶旅长先后派出一个工兵营和一个加强连约450人的队伍进驻月亮湾，对外宣称要在雁江一带设卡堵截悍匪朱小猪等作恶分子，为民除害。在加强连架起的机枪与刺刀的包围中，工兵营官兵以燕家大院为中心，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老鼠打洞一样偷偷刨掘起来。当陶旅长率部于月亮湾挖宝的传言在广汉、成都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著名地质学家戴谦和也得到消息。这位洋教授闻听极为震惊，心想这埋藏重要文物的地方理当采取科学手段进行发掘，怎能任凭一帮军阀胡掘乱刨！为弄清真伪，他决定亲自到广汉月亮湾看个究竟，如果事情如传言所说，自己将做些劝说工作，或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尽可能搜集些情报，以便向有关方面反映并予以阻止。 在戴谦和等人的努力下，陶旅长出资清算包括上次5件在内的共8件玉器；董宜笃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教会名义出资购买一件个头大、玉质精的玉琮；燕道诚则献出家中珍藏的一枚直径78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的特大型石璧和1柄大型琬圭给华西协合大学保护研究。戴谦和将这批珍贵的器物亲自交到他的好朋友、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D. C. Graham）手中。 葛氏是人类文化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与古人类遗迹是他的本行，且造诣颇深。约20世纪20年代末来华，在川南一带传教，同时做一些田野科学考察工作。当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后，受他的好友、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美方校长约瑟夫·毕启博士的邀请来到该校任教，后兼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之职，自此更加注重对边疆地理的考察与古器物的搜集工作。葛维汉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名义接收了戴谦和交来的玉石器之后，对此视若珍宝，爱不释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
居住在川康地区的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及戴谦和、葛维汉等学者对当时采集到的石器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后，先后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亚洲文会会报》等刊物发表了关于川康地区石器文章10余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前来调查者接踵而至，一时出现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 到民国23年（1934）春，葛维汉决定再度组织人员对月亮湾进行发掘，在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后，终于付诸行动。这年3月4—5日，葛维汉、林名均等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4位教授，携带着测量器、绘图板、水准器、卷尺、铁锹、铲、锄、粗制毛刷、竹篾等发掘器物，带领十几名训练有素的发掘工人先后乘车来到广汉。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是一个祭祀坑。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在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发掘，在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600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20件，琬圭、石珠10余件，琮3件，玉圈、小玉块数10件，另还有3件石斧、1件石锥、2件石刀、2件石杵、5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所出器物分置6箱，全部押送至广汉县政府。罗县长在过目后，便“以此有关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后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赠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保存”。 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发表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作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广汉文化”这一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的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热切的瞩目。 一醒惊天下 就在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者乘着研究热潮，憋足劲准备离开书斋，再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的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华西协合大学的洋教授们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随之一去不复返。 新中国成立后，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再次出现新的转机。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设高潮的兴起，中国西南部先有成渝铁路的建设，接着颇受国内外瞩目的天成（后改宝成）铁路也开始动工修建。 鉴于在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线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宝成铁路工程开始时，当时的西南区文教部有关领导人，充分注意、考虑到这一重要因素。为配合工程建设，更有效地宣传文物政策和清理保护出土文物，西南区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派遣工作组前往铁路沿线，开始清理和收集发现的文物。 1953年初，由于各种重要文物的发现日益增多，西南区文教部再做决定，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与宝成铁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民政厅、公安厅、绵阳专员公署等单位联合组成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由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为总负责，下设宣教和技术两套班子，开始到沿线各单位和群众中间宣传文物政策，并从事文物的保护、清理、收集等工作冯汉骥上任后，对广汉月亮湾这个在学术界颇受瞩目的古代遗址特别关注，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坏，亲率考古工作队前往调查发掘。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王家祐与考古学家江甸潮主持。1958年春，王家祐与江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两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30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王家祐、江甸潮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调查，以及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识，是三星堆遗址近百年历几代人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中，极富学术眼光的一次具体实践，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调查结束后，两人专程到广汉县政府汇报，并请求对包括月亮湾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加以保护，同时首次向学术界发出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保护以三星堆区域为主体的“广汉文化”的呼吁。这一行动与考察成果，对后来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1963年9月，在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主持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34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科学发掘。
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岳南 摄） 在这样一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发掘中，月亮湾联合发掘队于3个地点，共开掘12个探方和1条探沟，发现房屋3组、墓葬6座、陶片3万多片，出土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同时，在3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当是坩锅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面对已被揭露的遗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冯汉骥与联合发掘队每位队员都颇为高兴。整个发掘工作在平和的气氛与收获的喜悦中，按原定计划于同年12月3日结束，为期40余天。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四川大学，都开始在政治狂潮的漩涡里打滚翻腾、挣扎沉浮。博物馆停止正常展览和业务研究，四川大学停止正常教学和新生招收工作。这一阶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直到1980年，考古人员才又开始在三星堆中部土堆东侧，即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发掘，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先后开挖5米×5米的探方44个，加上此前试掘的5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这次发掘，不仅获得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观察，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和有夹壁厅堂的房址18座，同时还出土灰坑3个、土坑墓4座、各类玉石器110余件、陶器70余件、残陶片数万件。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这一发现立即引起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这是自燕氏父子在月亮湾发现玉器坑52年，葛维汉主持最早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发掘47年以来，考古学家首次对这一遗址的文化性质给予命名。从此，“三星堆文化”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并被普遍应用。后来，随着这一区域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无数件辉煌宝藏的横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为世人所共知。 三星堆遗址考古初战告捷，省、县文物和文化部门的各方领导都感到非常满意。鉴于三星堆所展现出的丰厚的文化遗存与广阔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省博物馆共同研究决定，派这次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到北京，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地发掘和有效保护三星堆遗址，争取财力、政策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从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经四川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沈仲常、赵殿增兼任这4次发掘的正、副领队，陈德安、陈显丹主持日常野外发掘工作，敖天照等为主力发掘队员。 1985年春，陈德安率考古队，根据西泉坎与半个土堆旁侧等几个小范围内的出土情况，对周边地区做全面调查。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当地百姓捡拾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12平方公里以上。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荡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土墙共同形成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在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斡旋呼吁下，广汉县委、县政府于1986年底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以便当地政府视情况做出最后的抉择。
此时，从中央到四川省和广汉县三方文物主管部门，也感到有对这一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必要。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等各方面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在并不太显眼的川西坝子，一场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掘开始了。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政府联合成立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广汉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陈治山任组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与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林向共同担任领队，川大考古教研室霍巍、李永宪等为指导教师。参加发掘的三方各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一支强大的考古队伍，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外，川大考古专业出动师生20余名，德阳市所属各县也派出文物干部10余人，加上在当地雇用的民工总计接近200人。这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走到一起的发掘队伍，自此开始了三星堆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1986年3月1日上午，林向教授率领20余名师生及辎重，分乘两辆汽车，于11点15分来到三星堆发掘工地。在与其他各地前来发掘的人员陆续会合后，他们在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租借了18间房子分别安顿下来。此时本已是春光明媚野花初放的季节，以往就连数九寒天都鲜见雪花的川西坝子，这天却突然骤变，纷纷扬扬地下起鹅毛大雪。面对这奇特的天象，川大师生及省考古所的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发掘人员心情格外亢奋，认为这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吉兆，是一个预示着本次发掘将产生辉煌战果的神秘暗示。
在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等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鼓励下，三星堆联合发掘队全体成员干劲空前高涨，在短短3个月内，就发掘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其中西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按早与晚之间的地层划分，最厚、最多的可分为16层。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发掘中，共清理房屋遗迹20余处，其中有上层贵族居住的约60平方米的大厅堂，也有10余平方米一间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另有仅为几平方米一间的较小房址；这些小型房址，据林向教授推测很可能是当时饲养牲畜的圈栏。此外还出土有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以及大量陶器、玉器、陶动物塑、石人雕像、漆木器。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满了从砖瓦厂另行租借的整整8间屋子，可谓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三星堆遗址内兴建的砖瓦厂（图片来源：岳南《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 此次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16层文化堆积，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最早年代为距今4800年左右。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本次发掘的林向、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但三星堆的发掘远未结束。到7月19日，在中国西南部，乃至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发掘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考古发掘开始了。考古队员发掘出更多青铜器、玉器，最为著名的是发掘出“金腰带”，即著名的金杖。经测量，金杖全长1.43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463克。因发现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其长度、宽度都与现代人的腰带不相上下，故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人员认为是蜀王的“金腰带”。器物取出后，通过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人员的详细观察，发现原来推断的“金腰带”不准确。从残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条锤揲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为一个整体；出土时内层木芯已朽，但尚存炭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因此，这件器物实际上是一根金杖。
继著名的金杖出土之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件件珍贵器物在考古人员手中相继出土。8月1日，在发掘进行到最底层，历时14天的连续工作将画上一个句号时，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夯筑土坑建筑。经测量，整个坑的长度为450—460厘米，宽330—348厘米，深140厘米。坑内共发掘清理器物几百件，大体可划分为六大类： 一、青铜类。计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铜尊、铜瓿、铜盘、铜器盖等青铜器178件。 二、玉器类。计有玉璋、玉瑗、玉环、戚形佩、玉戈、玉剑、玉斧、玉锛、玉凿、玉料块、琥珀坠饰等129件。 三、石器类。计有石戈、石矛、石铲、石斧、石凿等70件。 四、陶器类。计有陶罐、陶盘、尖底盘、器座等39件。 五、海贝类。装在铜人头和龙虎尊内的海贝124枚。 六、金器类。除著名的金杖外，另有金面罩、虎形箔饰、金块等4件。 根据出土器物大都被火烧过，或埋藏前被打碎过，以及祭祀坑的中间和两边都有坑道等特点，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是古蜀人专为诸神崇拜举行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后来撰写的发掘简报中，将此坑正式命名为1号祭祀坑。 随后，考古队又发现了2号祭祀坑。据当时的记录显示，整个2号祭祀坑出土各类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100余件、象牙67枚。加上其他诸如石璧、玉珠、象牙珠等器物，共出土文物1400余件，海贝约4600枚。如此数量众多、价值重大的器物出土，不但在三星堆发掘史上前所未见，在整个西南地区发掘史上，也创造了闻所未闻的奇迹。整个2号祭祀坑所展现的辉煌成果与灿烂前景，随着新华社频频发出的电波在五洲四海飞旋辐射，立即形成了中外瞩目的空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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