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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下槐镇”离“现实”有多远 ◎霍俊明 在当下的诗歌批评语境谈论一首诗歌并不难，甚至更多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容易。但是平心而论，认认真真地读一首诗，负责任地评价一首好诗却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不仅与整个当下的诗歌生态相关，而且也与每个生存个体的困窘有关，更与如此广阔的差异性的“现实”有关。李南的诗作《下槐镇的一天》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一个诗人的一首孤立的诗作，而是会牵涉到很多当下中国具有“特色”的诗歌现象、诗歌问题和“现实”境遇。换言之，这个文本更像是春天里的一个燃烧的绿色导火索，它最终引爆的将是整个远方的草原。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歌中的小镇——下槐镇——离我们的“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乡村的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在一个“新乡土”写作已经成为热潮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在李南的《下槐镇的一天》我就强烈感受到了一个所谓的“旁观者”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是最后只有一次次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在这篇文章已经写完的时候我收到了李南发给我的《拒绝之门——<下槐镇的一天>写作点滴》。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人世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当我们坦陈我们曾经一次次面对了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寓言化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1 “下槐镇”作为一种文本性的“中国乡镇”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困难。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是令人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的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个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会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 显然，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整整十多年，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李南诗歌中的“下槐镇”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或者它们早已经死去。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乡村”叙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众多的相关文本就为写作者们设置了极大的难度。换言之，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 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的诗歌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面对当下中国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换言之中国正在成为“寓言国”。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复杂程度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诗人的虚构的限阈与想象的极限。诗人们所想象不到的空间、结构和切入点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诗人和作家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受到空前挑战。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和现场事件的媒体直播，我们的诗歌和文学还留下什么能够撼动受众的特异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写那些“现实”性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相反，我们涉及到属于更小范围内的诗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时，其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所以，我们也据此应该重新认识以往的一个怪论——诗人只对自己负责，不要写什么重大题材和现实题材。 从整体上而言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庞大甚至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机。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当我们一再抱怨诗歌远离了读者，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和“个人化”，可充满悖论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诗”或“仿真诗”时代。看起来正常甚至繁荣的诗歌生态却难以掩盖一个诗歌苍白无力的时代。 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当代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地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换言之，诗人试图反映现实和热点问题以及重大事件时，无论从诗歌的材料、构架、肌质还是诗人的眼光、态度和情怀都是有问题的。 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
2 平心而论，就我个人趣味和视野来看，这首诗《下槐镇的一天》不仅与类同题材拉开了差距（李南不认为这是一首“乡土诗”，起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诗”），而且是相当优异和重要的一个关涉“现实想象”的文本。同时，这个文本又因具有了多个方向的巷道而同时打通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空间。而在想象性的精神层面，这首诗又能够成为反观中国精神现实的重要入口。这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无疑“下槐镇”是一个入口——诗歌的入口、想象的入口、现实的入口。入口不大，但足以“步步惊心”。 尽管诗人标出了“下槐镇”这一“无名”小镇的具体位置——石家庄以西二百华里的平山县境内——但是这一小镇显然具有了文化地理学上的坐标性意义。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下槐镇来反观一个个其他的小镇。以这些小镇为圆点，我们在多大的范围内看到了一种普遍化而又被我们反复忽略不计的陌生性“现实”的沉默性部分。普通而卑微的“下槐镇”和省城“石家庄”之间的距离首先值得深入和耐心地考量与测算。二者之间的物理距离是200华里，这在高铁时代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二者因为关系和位置的差异，显然又使得其间的距离没有那么容易被忽略。下槐镇，除了一个路过的“旁观性”的诗人和下槐镇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外，这几乎成了一个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的陌生的角落。而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都市无论是在国家记忆里还是在个体的生活中都是被反复熟知和记忆的。一个陌生、一个熟知，一个偏僻、一个核心，一个遥远、一个迫近。这就形成了诸多矛盾重生的关系项，而这些关系项之间构成了诸多时代的历史和现实的龃龉与诘问——一再被搁置和忽略的日常现实，一再被反复消解的连续性历史。 “回旋的土路”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这甚至在整首诗的诗歌构架和精神走向上都是关键的。这弯曲回旋坎坷的土路正好是这个名叫“下槐镇”的地方与省会之间极其遥远的距离。正是一个“地方”与这个时代和国家的距离，也同样是一首诗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近，测量起来却相当的遥远。这就是悖论。这就是荒诞不可信却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当代中国寓言故事的最为生动和令人颤栗的“针尖”部分。 而“回旋的土路”无疑又成为接续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现实的链接点。这个点，曾经被无数诗人和作家们反复踩在脚下一次次被忽略。又是一次可笑的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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